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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税不是目的，收税的目的是为了用税，相信这个道理除了傻子没有人不明白，也不会有人有不同的意见。至于如何用税？税应用在了什么地方？那可是“仁者见之于仁，智者见之于智”了。 皇粮国税自古有之，对古时候的老百姓而言，缴税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至于缴的税谁用了，用在哪里了，那就不关老百姓什么事了。总之，爱谁用谁用，爱给谁给谁，只要皇帝老儿愿意。 也难怪，古代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就是国家，国家就是皇帝，对皇帝忠就是爱国，对皇帝不忠就是谋反。从三纲的角度，命都是皇帝的，更何况几个小钱。 所以不敢管，也管不了，索性装聋做哑充耳不闻爱谁谁。 社会进步了，皇帝打倒了，人民当家做了主人，改天换地让旧有的理论变成了垃圾，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旧的扔了，新的来了。 新的理论在西方被烙上了契约的印记。老百姓之所以缴税，不是因为脑袋被门挤了，喜欢把自己辛苦挣来的钱拱手送给别人，而是老百姓有对共公产品的有需求。当被人揍了、偷了，需要有警察出来抓小偷维护秩序。这里，警察所提供的就是公共安全产品。当生病了，需要社会保障部门提供的医疗保险。这里，社会保障部门提供的是医疗保障公共产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于是老百姓与政府签订契约，老百姓缴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 总之，老百姓缴税就是为了从政府手中购买这些玩意。政府若不能把老百姓交的税变成公共产品为老百姓服务，而是装进自己的口袋，或胡吃乱支，那就构成实质违约，老百姓就可以要求政府退钱，还要加上违约金。 与西方不同，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税收宣传口号是“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主要是要纳税人知道，税务机关收的钱，既没有装入税务人员的口袋，也没被胡支乱化了，而是用在了人民的身上了。 但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税收用得合理与否，不应是用税人说了算，而是要老百姓说了算。老百姓最知道自己的需求，也最能感受到这些需求是否被满足了。 但前提是老百姓应知道税用了多少，都用在了什么地方，然后才谈得上监督。 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颁布实施了，这是应该是合理用税的开始，也是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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