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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开始，为了巩固统治，产生了不同的文化政策，在这些文化政策上面，尤其以书法政策最具有代表性。 清统治者选择继承董其昌的正统书风，是明末清初书法审美风尚转变的根本原因。
因为明末书体杂乱，有乖张的王铎、倪元璐、黄道周、傅山等明遗民书风，自视格雅标高，不同于流俗，引起世人关注。这些明遗民书家在挥毫染墨中抒发对满清的不满，书风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他们的书风与清代帝王统治意志格格不入，不利于清朝统治阶级自身统治权威的树立。由于他们的书风太过偏激，成为清初统治者打压的文化现象的代表。 所以清代朝廷将书法审美定格在董其昌“中和美”的审美层次，对于克服明末个性极强乃至怪诞的社会书风，有矫枉过正的作用，顺应书法本体发展的内在规律。这一选择符合物极必反的历史规律，使社会书法发展由明末乖张极端的审美倾向转向“中和”，回归正统。
不仅如此，清朝廷出于稳定政治的需要。“中和美”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以中庸哲学为基础，这一点为清统治者所看重。“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哲学的核心是以礼制约束规范行为，是统治者惯用的加强思想统治的有力工具。 清朝廷为了使民间文化与朝廷文化导向空前一致，因而崇尚中和正统的书风，这样有利于朝廷对文化的控制。当然清初统治者选取在江南久负盛名的董氏书风，也有拉拢江南汉族地主阶级的政治目的。 清代朝廷书法整体发展得利于清统治者看重端楷的政治意义。书法是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书风上，清统治者提倡“正”与“敬”，以求端正士气。端楷有助于规范统一思想，规范士习，有利于统治需要。程子谓：作字须敬，即此是学。盖以纪事载言，行之天下，垂之久远，书诚重矣”。清统治者的书法观念以朱熹理学的思想为基础，崇尚“正统”观念，注重书法的政治意义。特别在选择人才参与国家统治管理时，科举童试的县、府、院试，乡试、会试、殿试都遵循“清真雅正”的衡文标准，书法上强调字画端楷，与衡文标准对应。这样在科举中倡导朝廷书法审美，给士人的书法审美涂上政治底色。 就比如，雍正十三年十月谕云：“朕思学者修辞立诚，言期有物，必理为布帛菽粟之理，文为布帛菽粟之文，而后可以垂世行久……国家累洽重熙之日，务学绩文者，正宜沐浴教化，争自濯磨，蕲近于大雅，勿尚浮靡，勿取姿媚，斯于人心风俗有所裨益”。
这些话语都有端正人心、统一思想的作用，这也是清朝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清朝廷推行统一规范的朝廷书法书写标准与文化政策一致。 并在政治制度与文化政策中广泛实施这一书法标准。 这一书法标准渗透于职官制度、文书制度、修书制度、教育制度、科举制度中，规范与准绳的性质大大加强，并通过一系列以书取士、以书识人、以书用人等典型事例，清代帝王成功地将朝廷书法审美钦定。
为社会中最权威的书法评定标准。清代帝王最大限度地发挥书法的政治功能是清代朝廷书法发展的核心动力。清代朝廷书法与清代帝王崇尚的程朱理学、官僚政治和皇权统治紧密结合在一起，其政治功能得以最大发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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