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治印、育人和传授七十余年，全国印学中人唯有西泠印社“四绝名家”袁道厚

陈洪标写字说画 2020-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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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2.5万字，为「陈洪标写字说画」作者陈洪标对西泠印社诗书画印“四绝名家”袁道厚先生的独家专访。

今天为上篇11700字，将与你分享以下内容：“艺术家袁道厚印象”“一个县城的印学在中国印学发展史上的地位”“14岁开始的艰苦人生改姓报考当医生”“启蒙于书画印大家郑彬钱大礼陆维钊”“结缘叶一苇拜师谭建丞受教于沙孟海”。

看完需要你的耐心，文尾有福利，附袁道厚先生的篆刻、书法、绘画等精品图片。——小编注】

【图为袁道厚先生近照】

从中年的清瘦到如今老年的白发，袁道厚先生就是一个传奇，一出精彩的人生大戏——全科医生、食用菌专家、书法篆刻家、戏剧爱好者、诗人、画家、教育者……虽经历曲折，但他把每个角色都做得很到位，很出色，真可谓：“诗书画印写人生，西泠名家德艺馨。印学育人满天下，七旬出发又一春。”

袁道厚先生七十年来致力治印、育人和传授印学，三者皆功成名就者，在浙江，乃至全国的浩浩印学人中，唯有袁道厚先生。

【艺术家袁道厚印象】

金庸的小说《鸳鸯刀》中有：“鸳鸯刀一长一短，得之者无敌于天下”。

袁道厚也有“鸳鸯刀”：一把是早年闻名方圆几十里的做外科手术的柳叶刀，一把是全国知名的篆刻刀。前者用以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后者是刀耕笔犁，治印育人。

世人说印学，必提桐乡，而论及桐乡，必定要提袁道厚先生，而且必定浓墨重彩。

从创办全国第一份《篆刻报》弘扬印学，组织印学展事赛事，交流切磋技艺，到创建青桐印社，为桐乡培育大量印学人才，提高桐乡印学在全国和海外的地位；

从1991年入西泠印社，到“诗书画印”四绝人才；

从成立厚道人家，授艺传道，弟子过百，广布海内外，在中国印坛传为佳话，到率14位女弟子在中国印学博物馆举办“袁道厚同门女棣书画篆刻十四人联展”，创下了中国印学史上的记录。

如今虽年过七旬，依然治印不辍，传授不断，先后在嘉善、上海、临安、黑龙江五大莲池等地设立厚道人家和西泠名家袁道厚创作基地，以基地为据点，传授技艺，交流切磋，基地深受各地欢迎，不仅扩大篆刻金石艺术走上社会，而且进一步传播了桐乡印学在全国的影响力。

篆刻名家叶一苇先生曾在《书法报》上评价：道厚在艺术上成就的起点“在于道，在于厚”，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为人，道厚像他的名字一样，是一个厚道的人，老老实实、脚踏实地、不务空言，默默地学、默默地干，所以能从“道”中求“厚”，取得成绩。

【本公众号「陈洪标写字说画」访谈实录】

走进袁道厚先生的家中，诗书画印的浓郁气息扑面而来，书房里就更加了，立柜的一排排图书，案头的一方方印石，墙角堆得一人多高的书画杂志，书桌边一摞摞刚画就的小品，还有墙上挂着的对联、字画。

在书房里落座，温煦的阳光从明净的玻璃飘窗进来，落在小小的圆茶几上，把玻璃茶杯里刚刚泡上的绿茶，映照得异常生动，一枚枚茶叶如入定的禅者悬浮在杯口，集体在等待客人的启唇吹拂，才肯徐徐下落，展开那两三片小嫩叶，姿势缓和而优美，而此时茶水上的热气一丝丝上升弥漫，阳光里便到处是五颜六色的世界。

在这个温馨的空间里，这位诗书画印西泠印社四绝的古稀老人，向本公众号「陈洪标写字说画」发布作者陈洪标讲述了他和篆刻的故事。

一个县城的印学在中国印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袁道厚先生首先谈的，不是自己，而是印学渊源，围绕桐乡印学的发展历史，说来更是如数家珍。

桐乡印学，虽然局限于一个县的范畴，但却是中国印学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历史悠久，已长达五百多年。

袁道厚说，桐乡印学之所以长盛不衰，与苏州、杭州、上海等周边地区的书画印发展密切相关。

桐乡印学，萌芽于明中后期，此时的印学活动以南京为中心，波及苏州、无锡、扬州、松江一带，并在各地形成了不同的篆刻流派。以文彭（1498～1573）为代表的吴门派（又称三桥派），是当时印坛的佼佼者，其风格影响到嘉兴、桐乡等地。

桐乡印学有传者共有朱昌祺、朱奎祥、沈甲秀、沈奇和诸文星5人，其中主要人物当属沈奇。据《光绪石门县志》载：沈奇，字无奇，万历（1573～1619）时人。工铁笔，摹秦汉文苍古秀劲，与文三桥齐名。

到了清代，中国印学发展进入一个重要时期，特别是文人篆刻的兴盛，为中国印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清朝初期，桐乡印学在吴门派和浙派篆刻的影响下，继续发展壮大，印学水平不断提高，著名印人层出不穷，见于《广印人传》《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等史料者有80余人。其中主要人物有：俞廷谔、张宏牧、殳扬武、吕留良等。

其中俞廷谔，初名经，字揆千，一作夔千，号葵轩，一号眇狂，濮院镇人。精刻印章。师事徐士白（字贞木），其祖师便是文彭。与张宏牧、殳扬武师徒在文彭印学的基础上，又吸收了何震猛利刚键的风格，形式了自己既雄浑又安闲的印学特色，开创了“幽湖派”印学。对此《濮院志》有载:“文氏篆学，惟梅里、幽湖得其传，而眇狂(俞廷谔)实幽湖之鼻祖。”开创的“幽湖派”不仅是文氏印学的一个重要支派，同时也为濮院以后几百年印学的兴盛开疆辟土。

在清中期，以丁敬为代表的浙派篆刻家和以汪启淑为代表的藏印家云集杭州，印学艺术出现了一个较为繁荣的局面。

以释明中、释篆玉、方熏、沈皋（六泉）、陆费墀、释篆玉、汪之虞、沈淮等桐乡印人与浙派印学共同发展，并在《飞鸿堂印谱》中取得了一席之地，收录6人。

其中浙派的标志人物丁敬，与桐乡颇有机缘。交情最深的，当数释明中。明中为桐乡人，杭州净慈寺方丈，小丁敬十五岁，二人不仅与杭世骏、厉鹗等结社唱和，而且引为知己。在《西泠四家印谱》中，丁敬刻给明中的印章就有十七枚之多，可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反过来，明中也认真地学习了丁敬的篆刻艺术。从明中目前已有的几枚印作来看，丁敬对他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

还有释篆玉等与丁敬的异地交流，以及集印家汪启淑，不仅对桐乡印学的发展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当时的印学，已经成为僧俗共赏的大众化爱好。

晚清是中国印学史上的一个高峰。西泠印社的成立和发展，在中国印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为代表的晚清印人，把印学推向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

此时的桐乡涌现了胡䦆、胡传缃、沈庆云、吴宝骥、吴传经等一大批印人。其中胡䦆治印与吴昌硕齐名。

胡䦆（1840～1910），一名孟安，字邻、号老鞠、废鞠、不枯、又号晚翠亭长、竹外外史，别署不波生等，洲泉镇屠家坝人，同治八年秀才。西泠印社早期社员。善书画，工诗词，精竹刻。

与吴昌硕等西泠名家往来甚密，在吴昌硕印风极为盛行的环境下，仍以一路纯正的汉玉印风格特立独行，不为时风左右，体现了一个印人独特的艺术价值，而名列晚清印坛四大家。

胡䦆治印虽苍老不及而秀雅过之，但所仿汉玉印，可与原印相伯仲。有《晚翠亭印存》等。还有吴宝骥亦与西泠印社吴昌硕、叶为铭等名家交往频繁。

延至近代，丰子恺、茅盾、钱君匋、鲍月景、殳书铭、郑彬、计安康等印人将桐乡印学进一步发扬光大。其中丰子恺、钱君匋与上海也颇有缘分。

丰子恺从事篆刻的时间主要是在杭州求学期间，当时是一师“乐石社”的积极参与者。1919年，丰子恺到上海后与同学吴梦非、刘质平创办了上海专科师范学校，担任图画教师。从此，丰子恺便和上海结下不解之缘。

到上海以后，刻印的时间虽较少，但丰子恺对上海的印学事业仍十分关心，对后辈的培养和教育也是可圈可点的，特别是对桐乡钱君匋更是关爱有加。

钱君匋出生于桐乡屠甸。1923年由丰子恺介绍，免试插班入学于上海私立艺术师范学校，随吴梦非学装帧，随刘质平学音乐，随丰子恺学绘画。

艺师毕业后，钱君匋回乡，因书信写得不通顺，受到了丰子恺的严厉批评。这次批评对钱君匋震动很大，决心重新学习，国学基础得以长足提高。钱君匋在《丰子恺珍品画集序》一文中讲到：“在他的教诲下，我逐步取得了艺术方面的学识，这才跨进了艺术圈子，终生不渝”。

新中国成立后，丰子恺担任了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美协主席、画院院长等多项重要职务，对促进上海印学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钱君匋自18岁以后基本在上海谋生，解放后曾任西泠印社副社长、上海美协理事等职务。其印艺，有吴昌硕的雄强，赵之谦的整饬，但终有自家面目。同时，钱氏门下弟子众多，且多有建树，于繁荣上海印学事业贡献较大。

桐乡籍的印人中，曾得钱君匋亲自指教的不少，如计安康、鲍复兴、傅其伦、晋鸥、毛建翔、高逸仙等。由于钱君匋的推动介绍，桐乡和上海的印学交流也日益频繁，这对于促进和提高二地的印学水平，影响深远。

在这个时期，桐乡印学史上出现了一个重要事件，即1906年在灵安李王庙成立了境内第一个金石篆刻团体——钱林印社。

据现任青桐印社社长沈慧兴经过多年考证，并发现钱介山刻给于邦柱的一枚印，其边款内容为：“民国七年半耕作于钱林印社”。

从目前所知的材料来看，社长钱介山、社员钱中、钱林、释允中四人的身份已经可以完全确定。而从这枚印的刻印时间所示，此时离钱林印社成立已有十二年之久。

据此可推定，钱林印社是与西泠印社同期成立的全国第一批为数不多的印社之一。根据现有印学资料，当是我国第二个成立的金石印学团体，其意义对桐乡乃至全国的印学研究十分重要。

桐乡印学五百余年长盛不衰，印人辈出。有史记载的桐乡印人，《飞鸿堂印人传》中有沈皋、明中等6人，《广印人传》（包括补遣）中有胡、沈振名等36人，《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中有张宏牧、吴宝骥等39人，《近三百年嘉兴印画人名录》和《桐乡县历代书画篆刻家传略》中均有70余人。

纵观其发展史，这与桐乡印学的基础深厚、家学渊远、承传有序这三个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仓禀实而知礼节”。书画艺术总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首先繁荣起来，并随着经济中心的转移而转移。桐乡印人众多，与桐乡历代书画繁荣有关。在印学昌盛的时代里，父子甚至祖孙三代、五代都能刻印的印人世家屡见不鲜。据现有资料，桐乡印人中父子同能刻印的有胡䦆、胡传缃；袁萼、袁福星；钱介山、钱中等。祖孙三代能刻印的有陆费墀、陆费林、陆费烻等。祖孙五代能刻印的有董棨、董耀、董念棻、董心壶、董巽观。

时至当代，桐乡印学传承和发扬开启了新的时代，有西泠印社社员14人，形成了老、中、青、少四支庞大的印学队伍。

桐乡印学的世代相传，生生不息，形成了多个相对比较稳定、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印学流派，兼收并蓄，又不为时风所左右，按照自己的风格不断发展，成为桐乡印学的一个显著特点。

桐乡印学缘何盛兴不衰，袁道厚认为关键是在传承有序。

其实，凭借袁道厚先生现在全国印学的地位，他的印学成就和印学育人，早是有目共睹，功不可没。但他既不揽功，也不自耀，正所谓“山不争高自成峰，水善下流便成海”。

在断断续续的访谈中，袁道厚讲述了自己七十年来的遭遇和故事，娓娓道来，平静如流。他只想告诉世人传承的重要所在。

14岁开始的艰苦人生改姓报考当医生

袁道厚其实并不姓袁，而姓黄，原名黄道厚，祖籍湖南澧县。父亲曾在湖南当兵，后来到德清与洲泉袁氏结为连理。

1944年12月，黄道厚出生于浙江德清，一年后，父亲突然死亡，原因至今不明。袁氏便抱着幼儿来到桐乡洲泉娘家。

黄道厚由舅舅抚养成人，供其上学读书。

1957年的整风运动，打破了平静的生活。14岁的黄道厚虽然德智体美劳皆优，在班级担任副班长，由于家庭成分不好，不能继续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

离开学校后的黄道厚相信机会就是靠自己创造的，并没有放弃学习，在帮家里干农活之余，自学不怠。

两年后，机会终于来了。嘉兴地区桐乡县洲泉人民公社医院招考中西医内科、骨伤科4名学徒。

这家医院的前身为崇德县洲泉区卫生所，桐乡和崇德两县合并为桐乡县后，改名而来，把洲泉区联合诊所、洲泉镇医药合作商店、洲泉环卫所并入，院址迁至夹河里。医院设有化验室，可开展血、尿、粪三大常规化验，还创办了制药厂，替杭州胡庆余堂加工桑椹膏。在当时，算是一家大单位，到公社医院做学徒，是很多青年的志向。

为了报考怕受影响，黄道厚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母亲的袁姓，一直沿用至今。

没想到，这次报考的人还挺多，报名就有四十多人，而且学历都是初中和高中毕业的，只有袁道厚是小学毕业的。

袁道厚没有泄气，报名后，回家抓紧时间看书自学。他想要走做医生这条路。

9月8日，在洲泉人民公社医院举行了这场改变命运的考试。

第二天开红榜，袁道厚、俞婉如、蔡锦昌、钟新民4名社会知识青年被录取为学徒。

袁道厚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还挺自豪，他说，“虽然说比我学历高的人都在考，但我还是考进去了，这样就能做医生了，心里很高兴。”

当天崇福卫生院院长潘志贵就找袁道厚谈话，告诉袁道厚他可以正式到医院里做学徒，但先要下乡锻炼，下午就要下去。

袁道厚的母亲是位裁缝，在儿子成绩公布之前，不管儿子能不能考进，都为袁道厚做了一套新衣服，还买了脸盆、球鞋。

当天下午，袁道厚就穿上新衣服，带着母亲准备的行李下乡去了。这一年袁道厚16岁。

袁道厚下乡后，做的第一件活是去做大便普检血吸虫。说起来，并不难，就是把大便放到杯子中，再打开了搅拌，倒进玻璃容器里，加温以后再看有没有血吸虫蠕动。

眼前的污秽之物，让袁道厚哇哇大吐。接连三天，饭也吃不下，一看到饭也要吐。

袁道厚第一次发现，做医生的现实太残酷了，几乎想放弃。

这时，碰到一位老医生，劝他，有这种症状反应是正常的，一个星期就好了，你再忍一个星期，实在不行了，再做决定也不迟。

袁道厚强忍了几天，一个星期过后，还真得不吐了。袁道厚自己也不敢相信，原来习惯了就可以让你改变。

这一次，让袁道厚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任何事情，只要养成习惯，就会有变化，至于是成功，还是失败，就看养成的这个习惯是好是坏。所以，养成好习惯很重要。这也算是人生第一次大收获。

做学徒期间，袁道厚就更加勤奋，以养成以苦为乐的习惯。一方面研读《内经》《伤寒》等大量医学经典书籍，另一方面，工作之余，刻苦练习书法，研究篆刻章法结构，浸润于笔墨金石之间。

1961年10月，桐乡县洲泉人民公社医院更名为桐乡县洲泉地区卫生所。

次年4月，洲泉地区发现麻疹疫情，卫生所抽调医务人员投入防治工作。在下乡做了三年学徒的袁道厚，被调入洲泉地区卫生所。

两年后，袁道厚再次抓住了一个机会，可以到浙江中医学院函授班进修两年。

这两年期间，洲泉卫生所与崇福镇中西医联合医院合并，组建成桐乡县洲泉地区联合医院，院址迁往圣贤里西桥堍4号，并在崇福镇和晚村、义马、青石三乡设立分诊所，老百姓还是习惯爱叫卫生院。

进修回来后，袁道厚被分到青石乡卫生院，担任分管业务的副院长。

风华正茂发的袁道厚，经同事介绍，和崇福丝厂的车间主任王凤妹相识恋爱，于1970年结成伉俪。次年儿子袁海旭出生了。

袁道厚在青石卫生院工作期间，在事业上也有所起色，为卫生院筹建了一幢两层楼的病房，大大改观了卫生院的医疗用房的状况。

上世纪80年代，国家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提出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子女。对已生育第一胎的农村妇女或配偶实行结扎等绝育手术，县卫生局把实行这项手术的任务分解到各乡卫生院，为此，袁道厚被选派到崇福接受培训，主要进修外科，学习给妇女和男性做结扎手术，其次还有阑尾炎、小肠气、静脉曲张等外科手术。

当时，袁道厚居住在妻子单位的宿舍里，中间有一条长长的走廊，两边分别是厨房和房间。那时还没有液化气供应，家家户户多用煤球炉，下班回家便在炉子上煮饭炒菜。

1977年出生的女儿王晓雨刚上小学，一回家就喜欢学做家务。第一次煮饭时，直接用手端饭锅子，烧得发烫的锅把一下就把她的手指给烫伤了。袁道厚不愧是全科医生，找出纱布和药膏，熟练地给女儿包扎好。晚上，袁道厚为了让女儿转移注意力，忘却伤痛，带她去看电影《城南旧事》。影片里的故事，尤其小英子淳真的笑容，吸引了女儿，不再注意烫伤的手指。那晚，袁道厚用转移注意力的疗法很管用，让女儿忘却了灼伤的疼痛。

细致入微，又有好办法，农村患者对袁道厚称赞有嘉，也因此名闻方圆几十里。

时至今日，袁道厚回到青石，年长的老人还很喜欢这位喜书法刻字的“袁医生”。

启蒙于书画印大家郑彬钱大礼陆维钊

袁道厚自幼喜涂鸦刻石，却苦于无师面授启蒙，一直到相识篆刻家郑彬先生，才算如愿以偿，碰到了一位篆刻治印的大家。

郑彬（1923—1996）字世智，又名纯彬。祖籍浙江金华塘雅，居崇福已近五十年，其居室名：“二喜堂”。自幼酷爱书法、篆刻。曾得龙渊印社创始人金维坚指授，在崇福创办刻印社，誉满乡里。

郑彬虽以刻印为生，但对书法篆刻刻苦钻研，真草隶篆四体皆精，数十年如一日，为浙北一带书法篆刻大家之一。

说起郑彬先生的书法篆刻造诣，袁道厚先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玺篆释从郑司农》，文中说：“郑彬先生书法篆刻上溯三代古韵，下循明清遗风，以甲骨金文、权量砖瓦、凤翔石鼓为宗。所作篆书，胸有成竹。得汉碑之厚重，线条如枯藤新枝，盘根错节，富有弹性，并兼有隶意。草书变化间距，错落多姿，似行云流水，一气呵成，醇雅中见朴实，凝重处见灵动。常以浓墨书写，以求厚实，有生机勃勃之感。”

读郑彬先生的印，如“江山如此多娇”“乘长风破万里浪”“祖国万岁”“石门于梦全印”“吴茀之”等，“有汉风神韵，并在印的篆法、章法、刀法上自有天趣，参差挪让有姿，刀法遒劲，凝重中见流畅，朱文处理大疏大密，古拙质朴，有虚和之象。取封泥为边框，残破边框与文字有机结合，稳重苍劲，完美的调整在分寸之中，形成了自己篆刻艺术的风格。”

不管是同道中人，还是爱好者，均来者不拒，一生治印不下万枚。也能刻竹、雕木、凿铜，无不得心应手。尤擅刻砚铭，不失丝毫，沙孟海、陆维钊、吴茀之等多有赞赏。

郑彬先生是桐乡建国以后崛起的一代书法篆刻大家，也是桐乡当代篆刻艺术兴旺发达的奠基者。在桐乡乃至省内外均有声誉，著名艺术大师丰之恺称他为“郑彬金石家”，江南宿儒谭建丞先生曾求小印二方，为丰一吟先生治印甚多。

当年，崇福镇上一批书法篆刻爱好者在他的熏陶下，经常在他的寓所欣赏他的收藏，聆听他对篆刻及书画艺术的精辟见解，请教于他。袁道厚就是众多书法篆刻爱好者之一。

当时，因夫人在崇福工作，在洲泉工作的袁道厚经常来往崇福。一到崇福，袁道厚就要到郑彬先生的刻字店看他刻印，并向先生请教和交流。

郑彬先生看袁道厚虚心好学，喜爱刻字，便也把袁道厚当成自己的学生，悉心指导。郑彬先生也就成了袁道厚的启蒙老师。

【图为袁道厚的启蒙老师郑彬先生】

在物质缺乏的年代，崇福没有卖印石的地方，袁道厚就从杭州买来印石，一块印石要三元钱，为了充分利用印石，多刻多练，袁道厚就把一块印石分成三块，而且每块上下两头都刻，原来一块印石只能刻一方印，这样就可以刻六方印。刻的不满意，用砂纸把印面磨平，重新再刻。

袁道厚回忆说，当时，初次涉及刻字，还不会写印稿，郑彬先生就帮他设计了印稿。其中曾经刻过李白一首诗《早发白帝城》，把“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每句刻一方印章，且一朱文一白文，四方为一套。

袁道厚照着印稿刻字，刻好了，郑彬先生再帮他精加工，这印章就变得很精美了。只可惜这四方印章因为多次搬家，被遗失了。

郑彬先生乐于帮助人，乐于与人打交道，人家结婚求字求画，总会乐于帮忙，且他楷书基础好，把字刻在印章上就要将楷书写反转字，楷书的纳撇都发生了变化，但郑彬却能处理得很好，不愧为篆刻高手。

袁道厚始终铭记郑彬先生在治印中对他的传授：“刻印婉转得情趣，稀密无拘束，增添合六书，挪让有依，不加雕琢为印之妙也！始学篆刻至今，而难入此佳境。”

郑彬先生对袁道厚后来走的艺术道路有着重要的影响。

袁道厚的第二位启蒙老师是杭州的钱大礼先生。

【图为袁道厚与启蒙老师钱大礼先生】

钱大礼1927年9月生于上海，曾用名平雷、平一、明一、钱青、江峯，祖籍江苏无锡鸿声里乡，西泠印社社员。

其7岁丧父，由三叔父、上海著名书画家钱瘦铁先生抚养，跟着叔父学习金石书画，也非常幸运地得到郭沫若、刘海粟、唐云等多位艺术和文坛名家的指点。

年轻时以篆刻、山水花鸟画作品居多，其书法篆刻大气磅礴，也很精妙。山水画则性情幽远，花卉蔬果风韵高雅。中年后蔬果小品画才多起来，当时在画界，画蔬果的画家较少，蔬果小品画就成为了他的特色。

还有一位是陆维钊先生。

【图为袁道厚的启蒙老师陆维钊先生】

陆维钊生于1899年，原名子平，字微昭，晚年自署劭翁，浙江平湖人。

早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文史地部，1925年曾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王国维先生助教，后任教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浙江大学和杭州大学，潜心中国文学研究，尤于汉魏六朝文学及清词有专攻。

教学之余，于书画艺术始终孜孜以求。1959年到浙江美院，开设诗词题跋课。1960年，自杭州大学中文系调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任古典文学和书法专职教授，开设诗词题跋课。1963年，受浙江美院院长潘天寿教授委托，主持筹备书法篆刻科，为当时我国艺术院校中唯一书法篆刻科，任国画系书法篆刻科主任。

1979年浙江美院率先招收书法研究生，由他任导师，为我国首届书法硕士研究生导师。陆氏是我国现代高等书法教育之先驱。

晚年以书法卓绝，驰名于世。溶篆、隶、草于一炉，圆熟而精湛，凝练而流动，独创非篆非隶亦篆亦隶之新体——现代“螺扁”，人称陆维钊体，独步古今书坛，蜚声海内外。

先生学问人品为后人所仰，著作有:《中国书法》《全清词钞》《书法述要》《陆维钊书法选》《陆维钊书画集》《陆维钊诗词选》等。

袁道厚很早就听说陆维钊先生篆刻很有名，就去杭州拜师，陆维钊先生很热情地招待了他，教授篆刻书法之道。

让袁道厚惊喜的是，陆维钊先生还精通医学，一次袁道厚去拜访，陆维钊先生给他把脉，开一个解湿气的中药方子，回来服用后效果很好。

1983年，袁道厚担任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篆刻创作委员会秘书长，经常参与协会的各项工作和活动。

1984年，袁道厚策划组织浙江省书协、省部分篆刻家创作“茅盾笔名印集”，共征集了125方。

【图为部分参与篆刻创作茅盾笔名的省部分篆刻家合影】

结缘叶一苇拜师谭建丞受教于沙孟海

袁道厚除了受教于三位启蒙老师之外，浙江一批书法篆刻绘画的老一辈艺术家对他的影响也很大。他们乐于教学，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所知道的，所积累的经验传授给下一代人，袁道厚因为担任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篆刻创作委员会秘书长，经常因公到杭州，成为了其中的受益者之一。

与叶一苇先生的交情

在这期间，遇到叶一苇先生，当时叶一苇先生是杭十二中的语文老师，篆刻之外，还写诗词。

【图为袁道厚与叶一苇先生在一起】

叶一苇，1918年出生于浙江省武义县草马湖村。字航之，号纵如，别署熟溪子、龙马山人，诗人，书法篆刻家、篆刻艺术家书法篆刻家、学者。

叶一苇出生6个月，父亲病逝；6岁时母又去世，住城中外婆暨乳母家长大。小学毕业，入私塾读古文，喜爱诗词、篆刻及书法。后自学中国文学、古汉语，并广泛涉猎社会其他学科，寓学于社会观察，举一反三，综合思考，相互贯通，厚积薄发，勤于实践，为学日进，打下深厚国学基础。

先后在部队和金华县政府部门做秘书文员，后经推荐到杭州第十一中学任高中语文教师任教三十多年，退休后寓居杭州，进行艺术创作，大多数作品是在退休后完成。

叶一苇一生刻了上万方印章，大多数捐赠给浙江省博物馆、叶一苇艺术馆等77个单位和机构或送朋友。其中捐给设在武义县图书馆的叶一苇艺术馆，书法篆刻作品、书籍资料等1482件，其中书画作品213件、印章258方、篆刻印屏281件；书籍资料730件，包括学术著作(含手稿)20余部、论文90余篇。历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顾问、西泠印社理事等。

对于袁道厚来说，当时叶一苇先生属于老一辈，他属是小年轻。袁道厚到杭州开会经常遇到叶一苇先生，他虽为老先生，但没有先生的架子。他对袁道厚说：“道厚你来杭州，就睡在我家好了。”

当时，协会办公经费很紧张，袁道厚去省里开会，旅馆费不能报销，于是就睡在叶一苇先生家里。叶一苇先生在杭州的房子很小，书房里还剩有一张小床，袁道厚晚上将就一下，到第二天再回桐乡。有时也留在杭州，帮叶一苇先生做一些事情，多次交往下来，获益匪浅。

后来，浙江人民出版社要出一本莫干山旅游册，总编请袁道厚组织几位朋友刻一组关于莫干山风光的印章。

袁道厚请叶一苇先生当顾问，将内容定下后，袁道厚等人到莫干山住了四天，和先生一同完成了莫干山风光印章的创作工作。

【图为1991秋西泠印社85周年社庆，与叶一苇先生在西子宾馆。】

拜江南宿儒谭建丞为师

袁道厚调到茅盾故居工作后，认识了章柏年和沈运闿，他们一个是写字的，一个是画画的，与袁道厚成了好朋友。

章柏年和沈运闿是谭建丞的弟子，他们让袁道厚拜谭建丞为先生，并开玩笑说，拜了先生四个人就是“四大金刚”，书法、中国画、篆刻都齐了。

1985年7月4日，在乌镇“茅盾故居”开馆日，袁道厚就在师兄家里拜谭建丞先生为师。谭建丞很谦虚说：“袁道厚的名气已经很大了，不能拜。”但袁道厚还是拜了先生，正式做了谭建丞的弟子。

【图为1985年7月4日，在乌镇“茅盾故居”开馆日，袁道厚拜师后与大家的合影。右起徐宜兴、谭绍英、天生伯伯、师兄黃欢华、沈运闿、先生谭建丞、袁道厚、许振华、毕宏伟。】

【图为与先生谭建承在一起】

1996年西泠印社90周年社庆，谭建承先生为袁道厚题写了一首诗《天命之颂》：

缶翁一百岁，道厚刚出生。

缶翁曾长社，道厚慕西泠。

缶翁精篆刻，道厚学纵横。

只令印坛上，雏凤有清声。

社庆九十周，道厚年五十。

努力五十年，缶庐堂堂入。

缶翁，是吴昌硕。原名俊，俊倾，字昌硕，别号缶庐、大龙、苦铁等，晚年自称吴字，浙江安吉人。吴昌硕是近现代书画艺术发展过渡时期的关键人物，“诗、书、画、印”四绝的一代宗师，与任伯年、蒲华、虚谷齐名为“清末海派四大家”，善以书法入画，将书法、篆刻的行笔、运刀、章法融于绘画，其画亦富有金石味，近似于书印的章法布白，虚实相生。

吴昌硕与谭建丞，艺坛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佳话：谭建丞13岁那年，由大伯吉卿公带去上海拜访吴昌硕先生，当时吴昌硕正在作画。

吴昌硕看谭建丞稚气可爱，就把手中的毛笔给他，让他画一幅来看看。谭建丞毫不犹豫接过先生手中的笔，踮起脚，铺开纸，在钵中蘸水蘸墨，不假思索，只两三下挥动，就完成了一幅《玉兰图》，交给吴昌硕：“公公，我画完了，你看怎样？”

时年68岁的吴昌硕非常高兴，说：“这个孩子不用干笔头作画，又蘸水又蘸墨，用笔湿润，将来一定成功，其成就必是在我之上。”

16岁那年，谭建丞正式拜师湖州书法名家宋勉成学习书法，同时为湖州珠联室笔扇庄书写对联，从而结识李叔同、丁紫卿、戚纪唐等。中学毕业后，谭建丞先生考取东南大学文学系，并获文学学士学位，曾受到近代实业家张謇的指教。1922年，25岁的谭建丞东渡日本，经日本著名画家桥本关雪的介绍，成为东京美术专科学校的研究生。1929年谭建丞考入上海法政大学法学系，毕业后获法学学士学位和律师资格。抗战期间，谭先生流寓上海，供职于湖州菱湖金融家唐伯耆办的振业银行。期间，谭建丞仍一直致力于书法绘画的创作和研究，与邓散木、赵叔孺、黄葆戍、张葱玉等金石名家交往密切，艺术上取精用宏，日臻完善。建国初，谭建丞在杭州市工商局工作，工余与黄宾虹、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余任天等谈书研艺，西子湖畔留下了他颀长的身影。成为一代江南宿儒。

从谭建丞在诗中，把吴昌硕与自己的学生袁道厚相比，足可以看出他对袁道厚赏识，洋溢着鞭策鼓励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