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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怎样修道？《论语·子罕》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道出了修道的四个阶段和四个层次：“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第一个阶段和层次是学道。学习是明道的基础，学则明理，要好学、善学，才有会好的效果。同样是学道，但是学道的目的不尽相同，有的人是为了学习做人做事道理，完善自我，用心专一；有的人是为了功名利禄，学道是用来装点门面，心在别处；有的人为了跟风，跟着别人瞎混。
第二阶段和层次就是适道，也叫入道。适，就是往、追求、达到。适道，追随道，并达到道的一定境界。常言说，师傅引进门，修行靠个人。由于第一阶段的学习目的不同，到了第二阶段的效果也不一样。有的人学习专一，领会了道的真谛，入了道；而有的人心存杂念，用心不专，在道的门外徘徊；还有的半途而废，放弃了学习，放弃了求道，这就叫“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
第三个阶段和层次是立道，也叫守道。立，本义是站立，引申为执守。在这个阶段，要“笃信，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坚定自己的信仰，矢志不移，坚执固守，以至以死。
学道，懂道，最关键是要躬行，把道落实到行为中。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有的人坚持下去了，有的人未必能坚守到底，在各种考验面前败下阵来。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就列举了这类现象：“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冉求也说自己行道“力不足也”，这就是“可与适道，未可与立”。
第四个阶段和层次就是用道，“可与立，未可与权”。这里有一个关键词“权”。权是什么？是秤砣。一杆秤，由秤杆、秤盘、秤砣组成。秤杆叫衡，秤砣叫权，秤砣根据秤盘里面的重量而移动，秤盘重了，秤砣向外移；轻了，向里移。根据秤砣的这个功能，“权”引申为变通。
道是原则，不能变，但道又是用来解决现实问题的，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给人正确看世界的眼睛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因而它不是教条，不是框框，在实践活动中，要针对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灵活运用。《孟子·尽心上》：“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保持中庸而不知权变，就是执于一端，并且说“执一”就是“举一而废百也”，是只取一点而废弃了其余。《孟子·离娄上》：“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说，礼仪虽然规定男女不能随便接触，但是嫂子掉进水里，作为小叔子也必须伸出援手，这才是权变之道，如果见死不救，就是豺狼。
孔子认为能够灵活的运用道最难，很多人做不到。能够坚持道，但固守而不会变通，生搬硬套，就会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王明死守道，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僵死的、一成不变的东西，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指导革命走向胜利。
在儒家学说中，与权相对应的还有一个概念就是“经”，代表常道，是原则性；权是灵活性。做事不讲原则就会犯错误，只强调原则而没有灵活性，就会僵化和教条。但权变不是权术，灵活性不是不讲原则，不是无原则的变通。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矩，就是规矩，原则；“从心所欲”，就是权，根据实际情况而灵活变通，但是再“从心所欲”，也不超越规矩。
原则性和灵活性互相依存，缺一不可。在处理日常工作时，大事讲原则，小事有权变；方向不能变，方式可以变；政策不能变，措施可灵活。
修道的四个阶段和四个层次是一个逐步上升的过程，一个比一个高，每前进一步，难度就提升一步，就会淘汰一部分人。一起学道，未必能一起入道；就是一起入了道，未必能一起始终如一地守道；即使能够一起坚持到底，却未必能够一样善于正确地灵活运用道。
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不是所有的人都到达终点的，路程越长，到达终点的人就越少。修道也是如此，能达到最高层次的人寥寥无几。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人，而最优秀的只有“十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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