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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自由是古老的，专制是现代的，因为封建是自由的。 文本来源： 《英国法的塑造者》第六讲，（英）威廉·霍尔斯沃思 17世纪前半叶是英格兰宪制史和法律史的转折点，因为当时已确定，英格兰政府由国王和议会构成，而不像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那样，政府由国王单独构成。这是英格兰议会斗争的结果，它逐渐使议会成为这一国家的政府不可分割、永久的一部分，迫使国王承认对其特权进行的限制，并使议会可以自由地行使其通过斗争赢得的权力。因此，在随后的年代里，那些旨在影响宪法的修改、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大众对执政的政府予以约束的政党，将他们自己的奋斗目标与17世纪的议会斗争联系起来，并宣称，那些反对斯图亚特王朝君主们的议会领袖是他们的先驱。19世纪上半叶的辉格历史学家总是喜欢将那些争取议会改革的斗争与由1832年的改革法案引起的形形色色的其他改革看成是17世纪宪制之争的余绪。他们将议会党视为进步政党，将保皇党视为反对改革的政党。 这一理解其实是一种误导。在17世纪上半叶，保皇党才是进步政党，并且是现代政治理念的代表;议会党才是抵制改革的，因为其灵感来自于已经逝去的中世纪，是以中世纪的法治概念作为其政治理念核心的。在当时的英格兰之外，中世纪的代表大会和中世纪的政府概念早已不知所终，并且，当时的经验似乎证明，由一个以军队为后盾、拥有最高统治权的君主所主导，加上训练有素的文职官员组成的政府是打击违法犯罪、促进贸易、鼓励研究——所有这些进步都促进了一种有序的文明向前发展——的最有效手段。那些支持国王扩张特权、赞成议会臣服于国王的人自以为是地将自己看成开明的思想家，他们宣称自己支持最现代、最新式的政治理论，批判那些拥护中世纪国家理念的人。他们认为，历史经验已经表明，中世纪的国家理念易导致无政府状态。正是由于有了国王的特权，都铎王朝才能控制这种无政府状态，并使英格兰成为一个秩序井然的现代国家。由此，人们得出结论:如果英格兰想要跻身欧洲文明国家之列，就必须增强英格兰国王的特权，因为在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国王的特权已得到加强。 议会的支持者持有中世纪的政治理念，与国王的支持者拥有现代的政治理念，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就像普通法的支持者拥有中世纪的法律理念，那些在新近设立、与普通法院竞争的法院里创设新法的法学家却拥有现代的法律理念，两者之间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同时，普通法与普通法院的支持者拥有中世纪的理念，文艺复兴时代的人却拥有更为现代的理念，这两者之间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梅特兰以其惯用的敏锐而辛辣的笔调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上述事实，他说道: 如果我们第一次被告知，在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期，一个与莎士比亚、培根同时代的人，一个同样特别能干、学识渊博、在英格兰历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的人，以特别认真而非反讽的方式说道(并且是反复强调与建议)，某一以已经式微的殖民地法语写作的彻头彻尾的中世纪著作是“人们曾经写作的、关于人文科学最完美、最伟大的作品”，我们或许根本不会相信这是真的。然而，这正是爱德华·柯克爵士对托马斯·利特尔顿爵士写作的一本小书的评价。利特尔顿在1481年之前就已去世，他确非文艺复兴之子。我确信，一个值得如此颂扬的演讲者一定能说服你，使你相信，在柯克的语言所暗示的下述问题上，一定存在人类的利益，尤其是对于说英语的人有价值的人类的利益。柯克的问题是:在一个众多的古老信条摇摇欲坠、所有的知识都发生了动摇的年代，在一个人们开始反抗(并且是有意识地反抗)前人的时代，这一学说(即普通法学说)是怎样的?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一学说体系，一个与我们所有人密切相关的学说体系，真的如此完美无缺，以至于柯克爆出了这一惊人之语，并向质疑这一学说体系的整个世界发出了挑战。 柯克不仅“爆出了这一惊人之语”，而且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通过自己的作品，成功地向未来的法学家们隐藏了自己“惊人的”成就:他使中世纪的普通法在与竞争对手的斗争中获得了胜利，不仅没有牺牲普通法包含的中世纪法律和政治理念，而且使其适于支撑现代国家的统治。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所有英格兰法的塑造者中，柯克才是最重要的塑造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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