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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 有两位名臣被誉是政坛上的“完美的对手”，他们分别是吕夷简和范仲淹。 吕夷简（979-1044），字坦夫，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宋仁宗年间曾三次拜相，前后执政时间长达十三年，成为宋朝立国之后，任宰相时间仅次于赵普的人。被封许国公，兼枢密使，后官拜司空、平章军国重事，后以太尉致仕。庆历四年（1044）病逝，时年66岁，赠太师、中书令，谥号“文靖”。嘉佑八年（1063）配享宋仁宗庙庭；宝庆二年（1226）绘像于昭勋阁，为昭勋阁供奉的二十四功臣之一。《宋史》称他:“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后卒配食庙廷，为世名相。”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入仕为官40多年，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其人生的信条是“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能将，在朝廷为良相”“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皇佑四年（1052）5月20日病逝于徐州，终年64岁，追赠兵部尚书、楚国公，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其名著《岳阳楼记》被清人收录入《古文观止》，成为后世学人的启蒙教材。 在当时北宋的朝野中，吕夷简稳重持成，范仲淹年轻有为。但是作为北宋政坛上的两位名臣，二人由于政见不同，关系并不十分和谐，而且曾数次发生正面冲突以致于最后成为政治对手。 据史料记载，二人曾在要求当时主持朝政刘太后还政、废除皇后郭氏以及吕夷简用人的问题上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导致范仲淹曾三次被贬。特别是景佑二年（1035），范仲淹出任权知开封府事后，认为吕夷简用人不当，于景佑三年，向仁宗上《百官图》、“四论”，列举吕夷简贪财不公、任人唯亲、私结党羽等诸多罪状，指责其用人“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不可不察也。”“阴窃人主之柄”。 吕夷简则以“越职言事”为名，让人上书，请求在朝堂立一块有范仲淹等人名字的“朋党榜”引以为戒，范仲淹被贬到饶州。景佑四年（1037），吕夷简也因朋党之争被免除宰相之职，贬为镇安节度使、同平章事、判许州。经过此事件两人彻底反目，吕夷简也成为日后范仲淹实施的“庆历新政”的最强大的反对人物。 但是，范仲淹三次遭贬却为其赢得了良好的赞誉。据丁传靖编著的《宋人轶事汇编》记载，范仲淹三次被贬，每遭贬一次，时人称“光”(光耀)一次，把他第一次遭贬称为“极光”，第二次遭贬称为“愈光”，第三次遭贬称为“尤光”。 俗话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从目前留存的史料来看，吕夷简范仲淹两位名臣之间的争斗是由于政见不同而发生的君子之争，所争论的是“国事”而非“私仇”。这从以下的两件事情中可以看出。 康定元年（1040），西夏攻宋，西北前线形势吃紧，范仲淹奉调至抗击西夏前线，官复原职，知永兴军。吕夷简也再次拜相，但是他并没有忌恨范仲淹，而是主动向宋仁宗上奏说：“范仲淹是当世的贤臣，朝廷要任用他，怎么能只是官复原职呢？”仁宗为之感动，于是范仲淹被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得知后，面谢吕夷简，说：“先前因为公事触犯相公，没想到相公竟然这样奖励提拔我。”吕夷简说：“我怎么敢再对过去的事念念不忘呢！” 庆历元年（1041），范仲淹担任延州知州，继续抗击西夏。鉴于西夏首领元昊有悔过之意，范仲淹便给元昊写了一封信，晓之以利害，不料元昊的复信态度极其傲慢，不堪入目者比比皆是。范仲淹大怒，当着使者的面烧掉了来信，而暗暗录副本上报朝廷。一时间，朝中议论纷纷，许多大臣都认为范仲淹不应当与元昊私通书信，更不应该焚书灭迹，范仲淹为自己辩解不及。 在私下里吕夷简对范仲淹的鲁莽做法不以为然，说：“作为臣子不能私自与外国交涉，范希文竟然擅自写信给元昊，收到回信又烧掉，别人谁敢这么做？”但是，在不久宋仁宗召集大臣们讨论如何处理此事时，大臣宋庠厉声说：“范仲淹可斩！”杜祁公当时为枢密副使，说：“范仲淹的本意是想要为朝廷招降元昊，怎么能过深的责备呢？” 并极力为之争辩。 宋仁宗征询吕夷简意见，吕夷简说：“杜祁说得对，只能从轻处罚罢了。”并进一步向仁宗解释：“大将在外，有些事不能全由朝廷控制。两国交兵，使者、书信往来也是于正常的事情。不能因此加罪范仲淹。”仁宗怒气渐消，范仲淹官降一级，任耀州知州。 吕夷简以国事为重，不念旧恶，保护了范仲淹。两位曾经矛盾重重的朝廷重臣终于在边境战事叠起、国难当头之时，同心戮力，在以扶王室上达成了共识。 庆历三年（1043），吕夷简因病辞相，推荐了范仲淹、韩琦、文彦博等入朝辅政。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听说是吕夷简推荐自己的，便谦卑地给吕写信自咎，其宽阔胸怀与豁达气度跃然纸上。辞相后，吕夷简居住在郑州，此时的范仲淹也因庆历新政失败，从参知政事的职务降为河东陕西宣抚使。 当他路过郑州时，专程拜见吕夷简。这个时候的吕夷简，已经远离了权力的中心，门前冷落鞍马稀，而范仲淹也经历了种种磨难，政治阅历日渐丰富，同时对吕夷简的所作所为也身同感受。在与吕夷简的言谈之中，范仲淹“有悔过之语。于是，申公欣然相与语终日。”不久，吕夷简病逝时，范仲淹正在边关，闻讯后撰文说：“得公遗书，适在边土，就哭不逮，追想无穷，心存目断，千里悲风。”其悲痛之情溢于言表。 吕夷简，一代名相；范仲淹，旷古名臣，他们都有坦荡的胸襟，且都以天下为己任。二人由激烈的“君子之争”到心心相印为世人称赞。正如欧阳修在为范仲淹撰写的碑文中说的，“于是二人欢然相约，共力国事，天下之人皆以多之。” 吕夷简范仲淹，这对北宋政坛上的“完美的对手”现象值得人们深思和借鉴。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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