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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它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 前一句是从国际章程的导言中抄来的，但是经过了“修订”。那里写道：“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这里却说“工人阶级”应当解放——解放什么——“劳动”。谁能了解，就让他去了解吧！ 另一方面，作为补偿，后一句引用了拉萨尔的话∶“对他（工人阶级）说来，其它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 在《共产主义宣言》中写道∶“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资产阶级做为大工业的体现者，对封建主和中间等级说来，在这里是被当作革命阶级看待的，而封建主和中间等级力求保持过时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一切社会阵地的。所以他们并不是同资产阶级一起只组成反动的一帮。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来说是革命的，因为无产阶级本身是在大工业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力求使生产摆脱资产阶级企图永远保存的资本主义性质。但是，《宣言》又补充说∶“中间等级……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说什么对工人阶级来说，中间等级“同资产阶级一起”并且加上封建主“只组成反动的一帮”，这也是荒谬的。 难道在最近这次选举中有人向手工业者，小工业家等等以及农民说过∶“对我们说来，你们同资产者和封建主一起只组成反动的一帮”吗？ 拉萨尔熟知《共产主义宣言》，就像他的信徒熟知他的福音书一样。他这样粗暴地歪曲《宣言》，不过是为了粉饰他同专制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这些敌人结成的反资产阶级联盟。 因此，在上面这一段他的格言是勉强被塞进去的，他同那句从国际章程中摘来但被歪曲了的引语毫不相干。这纯粹是一种狂妄无耻的做法，而且绝对不是俾斯麦先生所不喜欢的，这是柏林的马拉所干出来的廉价的蛮横行径之一。 ５．“工人阶级为了本身的解放，首先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同时意识到，它的为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所共有的那种努力必然导致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 同《共产主义宣言》和先前的一切社会主义相反，拉萨尔以最狭隘的民族观点来对待工人运动。有人竟在这方面追随他，而且这是在国际的活动以后！ 不言而喻，为了能够进行斗争，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内组成为一个阶级，而且它的直接的斗争舞台就是本国。所以，它的阶级斗争不是就内容来说，而是像《共产主义宣言》所指出后就形式来说“是本国范围内的斗争。但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例如德意志帝国，本身在经济上处在“世界市场的范围内”，政治上则处在于国家体系的范围内”。任何一个商人都知道，德国的贸易同时就是对外贸易，而俾斯麦先生的伟大恰好在于他实行一种国际的政策。 而德国工人党把自己的国际主义归结为什么呢？就是意识到它的努力所产生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这句话是从资产阶级的和平自由同盟那里抄来的话，是要用来代替各国工人阶级在反对各国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共同斗争中的国际兄弟联合的等价物。这样，关于德国工人阶级的国际职责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德国工人阶级就应当这样对付本国的，为反对工人阶级而已经同其它一切国家的资产者紧密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和俾斯麦先生的国际阴谋政策！ 实际上，这个纲领的国际信念，比那个自由贸易派的国际信念还差的难以估量。自由贸易派也说，它的意图所导致的结果是于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但是它还作一些事使贸易成为国际性的，而决不满足于意识到一切民族各自在本国内从事贸易的意识。 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活动绝对不依赖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存在。“国际工人协会”只是为这种活动创立一个中央机关的第一个尝试；这种尝试由于它所产生的推动力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成绩，但是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已经不能再以它的第一个历史形态继续下去了。 俾斯麦的《北德报》为了使其主子满意，宣称德国工人党在新纲领中放弃了国际主义，这倒是完全说对了。 二 “德国工人党从这些原则出发，用一切合法手段来争取建立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废除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和——任何形式的剥削，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 关于“自由”国家，我后面再讲。 这样，德国工人党将来就必须信奉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了！为了不让它埋没掉，竟胡说什么“废除工资制度（应当说∶雇佣劳动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如果我废除了雇佣劳动，我当然也废除了它的规律，不管这些规律是“铁的”还是海绵的。但是拉萨尔反对雇佣劳动的斗争几乎只是围绕着这个所谓规律兜圈子，所以，为了证明拉萨尔宗派已经获得胜利，应当被废除掉“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而不是不连同后者。 大家知道，在“铁的工资规律”中，除了从哥德的“永恒的，铁的，伟大的规律”中抄来的“铁的”这个词以外，没有什么东西是拉萨尔的。“铁的”这个词是虔诚的信徒们借以互相识别的一个标记。但是，如果我接受带有拉萨尔印记因而是拉萨尔所谓意义下的规律，那么我就不得不连同它的论据一块接受下来。这个论据是什么呢？正如朗格在拉萨尔死后不久所表明的，这就是（朗格自己宣扬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但是，如果这个理论是政治的，那么，我即使把雇佣劳动废除了一百次，也还废除不了这个规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规律不仅支配着雇佣劳动制度，而且支配着一切社会制度。经济学家们五十多年以来正是以此为根据证明社会主义不能消除自然本身造成的贫困，而只能使它普遍化，使它同时分布在社会的整个表面上。 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主要的。完全撇开拉萨尔对这个规律的错误表述不谈，真正令人气愤的退步是在于∶ 自从拉萨尔死后，在我们党内，这样一种科学见解已经给自己开辟了道路，这就是工资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掩蔽形式。这样，过去关于工资的全部资产阶级见解以及对这种见解的全部批评都被彻底推翻了，并且弄清了：雇佣工人只有为资本家（因而也为他们剩余价值的分享者）白白地劳动一定的时间，才被允许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劳动，就是说，才被允许生存；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问题就是用延长劳动日的办法，或者用提高生产率，增强使劳动力更加紧张的办法等等，来增加这无偿劳动；因此，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社会劳动生产力越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越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较坏。而现在，当这个见解在我们党内愈来愈给自己开辟出道路的时候，竟有人倒退到拉萨尔的教条那里去，虽然他们应当知道，拉萨尔并不懂得什么是工资，而是跟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事物外表当作事物的本质。 这正像奴隶们最终发现了自己处于奴隶地位的秘密而举行起义时，其中有一个为陈旧观念所束缚的奴隶竟在起义的纲领上写道：奴隶制度必须废除，因为在奴隶制度下，奴隶的给养最多不能超过一定的，非常低的标准！ 我们的党的代表们对这个在党员群众中广泛传播的见解竟能进行这样惊人的侵犯，仅仅这一事实岂不就证明了他们在草拟妥协的纲领时轻率得多么令人不能容忍，多么缺乏责任感！ 本段末尾“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这一不明确的语句，应当改成∶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此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就自行消失。 三 “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德国工人党要求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在工业和农业中，生产合作社都必须普遍建立起来，以便从它们里面产出调节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 在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之后，就是这个先知提出的救世良方。这里“道路开辟”得确实不错。现存的阶级斗争被换上了拙劣的报刊作家的空话：需要”开辟道路“来”解决“的社会问题”。“调节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不是从社会的革命转变过程中，而是从国家给予生产合作社的“国家帮助”中“产生出来”。并且这些生产合作社是由国家而不是由工人“建立起来”的．这真不愧为拉萨尔的幻想∶靠国家贷款就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像能够建设一条新铁路一样！ 由于还知道点羞耻，于是就把“国家帮助”置于“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之下。 第一，德国的“劳动人民”大多数是农民而不是无产者。 第二，“民主的”这个词在德文里意思是“人民当权的”。什么是“劳动人民的人民当权的监督”呢？何况所说的是这样的劳动人民，他们通过向国家提出的这些要求表明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既没有当权，也没有成熟到当权的地步！ 在这里深入批评毕舍在路易——菲力浦时代为了对付法国社会主义者而开列并由《工场》派的反动工人所采用的药方，那是多余的。主要的过失不在于把这个特殊的万灵药方写入了纲领，而在于阶级运动的立场完全退到宗派运动的立场。 如果工人们力求在社会的范围内，首先是在本民族的范围内建立集体生产的条件，这只是表明，他们在争取变革现在的生产条件，而这同靠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毫无共同之处。至于现存的合作社，那么只有它们是工人自己独立创设的，既不受政府的保护，也不受资产者的保护，才是可贵的。 四 现在我来谈民主的一节。 Ａ．“国家的自由基础。” 首先，照第二节的说法，德国工人党力求争取“自由国家”。 自由国家是什么东西呢？ 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臣民建立的工人的目的。在德意志帝国，“国家”差不多是和在俄国一样地“自由”。自由就在于把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 德国工人党——至少是当它接受了这个纲领的时候——表明：它对社会主义思想领会得多么敷浅；它不把现存社会（对任何未来的社会也是一样）当作现存国家的基础（或者不把未来社会当作未来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做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存在物。 而且在纲领中还荒谬地滥用了“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等字眼，甚至更荒谬地误解了向之提出自己要求的那个国家。 “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现代国家”却各不相同。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在瑞士不一样，在英国同在美国不一样，所以，“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 但是，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立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极重要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现代国家制度”，而未来就不同了，到那时“现代国家制度”现代的根基即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亡了。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词连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但是，这个纲领既不谈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不谈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 纲领的政治要求除了陈旧的，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废话，如普选权，直接立法权，人民权力，国民军等等之外，没有任何其它内容。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人民党，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回声。所有这些要求凡不属于空想的，都已经实现了。不过实现了这些要求的国家不是在德意志帝国境内，而是在瑞士，美国等等。这类“未来的国家”就是现代的国家，虽然它是存在于德意志帝国的“范围”以外。 但他们忘记了一点，既然德国工人党明确地声明，它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内，就是说，是在自己的国家即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内进行活动，否则，它的大部份要求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人们只要求他们所没有的东西——那么，它就不应该忘记主要的一点，这就是这一切美丽的东西都建立在承认所谓人民主权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只有在民主共和国内才是适宜的。 既然他们没有勇气——像法国工人纲领在路易——菲力浦和路易——拿破仑时代那样要求民主共和国，——而这是明智的，因为形势要求小心谨慎，那就不应当采取这个既不“诚实”也不体面的手法：居然向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要求只有在民主共和国里才有意义的东西，并且还庄严地向这个国家保证∶他们认为能够用“合法手段”争得这类东西！ 庸俗民主派把民主共和国看作千年王国，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就连这样庸俗的民主派也比这种局限于为警察所容许而为逻辑所不容许的范围内的民主主义高明的多。 事实上，他们是把“国家”了解为政府机器，或者了解为构成一个由于分工而和社会分离的独特机体的国家，这可以从下面的话得到证明：“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经济基础：实行统一的累进所得税……”。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它任何东西。在存在于瑞士的“未来的国家”里，这种要求差不多已经实现了。所得税是以不同社会阶级的不同收入财源为前提，就是说，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前提。所以，利物浦的财政改革派——以格莱斯顿的弟弟为首的资产者们——提出和这个纲领相同的要求，这是不足为奇的。 Ｂ．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精神和道德的基础： １．“由国家来实施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实施免费教育。” 平等的国民教育？他们怎样理解这句话呢？是不是以为在现代社会里（而所谈到的只能是现代社会）教育对一切阶级都可能是平等的呢？或者是要求上层阶级也被迫降到很低的教育水平——国民小学，即降到不仅唯一适合于雇佣工人的经济状况，而且唯一适合于农民的经济状况的教育水平呢？ “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实施免费教育”。前者甚至存在于德国，后者对国民小学来说存在于瑞士和美国。如果说，在美国的几个州里，高一级的学校也是“免费”的，那么，事实上这不过是从总税收中替上层阶级支付了教育费用而已。顺便指出，Ａ项第五条所要求的“免费诉讼”也是如此。刑事诉讼到处都是免费的；而民事诉讼几乎只涉及财产纠纷，因而几乎只和有产阶级有关。难道它们应当用人民的钱来打官司吗？ 在关于学校的一段里，和国民小学一起还应该提出技术学校（理论的和实践的）。 “通过国家来实施国民教育”是完全要不得的。用一般的法律来确定国民小学的经费，教员的资格，学习的科目等等，并且像美国那样通过国家视察员来监督这些法律规定的实施，这和指定国家为人民的教育者完全是两回事！相反，应该使政府和教会一样对学校不起任何影响。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内（他们会说，他们谈的是“未来的国家”，但是这种空洞的遁辞在这里也无济于事，——我们已经看到，在这方面是怎样一回事了），倒是国家需要从人民方面受到严格的教育。 但是整个纲领，尽管满是民主的喧嚣，却彻头彻尾地感染了拉萨尔宗派的对国家的忠顺信仰，或者说感染了并不比前者好一些的对民主奇迹的信仰，或者说的更确切些，它是这两种同样背离社会主义的对奇迹的信仰的妥协。 “科学自由”——普鲁士宪法中有一条就是这样写的，为什么把它写在这里呢？ “信仰自由”！如果现在，在进行“文化斗争”的时候，要想提醒自由主义者记住他们的旧口号，那么只有采用下面这样的形式才能做到这一点：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实现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不受警察干涉。但是工人党本来应当乘此机会说出自己的看法：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工人党则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但是他们不愿越过“资产阶级的”水平。 现在我就要讲完了，因为纲领中接下去的附带部份在里面并不是主要的。所以我在这里只简单地谈一谈。 ２．“正常的工作日” 其它任何国家的工人党都没有局限于这种含糊的要求，而总是明确地指出，在当前条件下多长的劳动日是正当的。 ３．“限制妇女劳动和童工” 如果限制妇女劳动指的是工作日的长短和工间休息等等，那么工作日的正常化就应当已经包含了这个问题；否则，限制妇女劳动只能意味着在那些对妇女身体特别有害或者对女性不道德的劳动部门中禁止妇女劳动。如果指的就是这点，那就应当加以说明。 “禁止童工”！这里绝对必须指出年龄界限。 普遍禁止童工是同大工业的发展不相容的，所以这是空洞的虔诚的愿望。 实行这一措施——如果可能的话——是反动的，因为在按照各种年龄严格调节劳动时间并采取其它保护儿童的预防措施的条件下，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 ４．“对工厂工业，作坊工业和家庭工业实行国家监督。” 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这样一个国家里，应该明确地要求，工厂视察员只有经过法庭才能撤换；每个工人都可以向法庭告发视察员的失职行为，视察员必须是医生出身。 ５．“调整监狱劳动。” 在一个一般的工人纲领里面，这是一种微不足道的要求。无论如何应该明白说出，工人们完全不愿意由于担心竞争而让一般犯人受到牲畜一样的待遇，特别是不愿意使他们失掉改过自新的唯一手段即生产劳动。这是应当期望于社会主义者的最低限度的东西。 ６．施行“有效的责任法。” 应该说明，“有效的”责任法是什么东西。 顺便指出，在关于正常工作日的一条中，忽略了工厂立法中关于卫生设施和安全措施等等那一部分。只有当这些规定遭到破坏时，责任法才发生效力。 总之，这一附带部份也是写得很草率的。 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卡尔﹒马克思大约写于1875年4月底－5月7日，原文是德文，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9年卷第1册第18期，选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28—45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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