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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文章中讲到，刘邦在项梁死后的“随风倒”，与项羽这个“约为兄弟”的哥们儿的决裂，促成了他在楚国政治格局中“飞跃”，在众多“老将”和楚怀王的加持下，他的爵位由“沛公”升为“武安侯”，职位则跨越到了“砀郡长”，并被授予了西进关中灭秦的“方面之任”。 对于“先入关中者王之”的约定，历史上到底存不存在，史学界其实也各执一词，但是，从事实层面来考量，这个“约定”对于刘邦集团的价值，远远不如“遣沛公西略地，收陈王、项梁散卒”这支“尚方宝剑”来得大。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 这就涉及到“西略地”的地理方位，刘邦本集团的地盘，即在砀郡的东南部、泗川郡的北部交界地带，楚国的都城又迁到了泗川郡中部的彭城，也就意味着，“西”只能是秦朝郡境区划中的砀郡、三川郡、颍川郡、南阳郡以至于关中內史地。 近在咫尺的就是“砀郡”，按照六国故地的界线，此地却属于“故魏地”，区域内，除了楚军之外，还有魏军，刘邦一年前可是在魏相周市手下吃过瘪的，到手的城池，对方招招手就“反为魏”，也就是说，实力之外，国别认同还是很有用处的。 所以，楚怀王的决策班子还是很“贴心”的，送上了这么一份大礼： “遣沛公西略地，收陈王、项梁散卒”。 项梁的离散部属肯定是“楚军”，陈胜的离散部属当然也是“楚军”，那么，魏王咎和周市的部属呢？ 答案是，按“楚军”算。 有人也许会质疑，不是有魏王豹吗？他是魏王咎的弟弟，且已经投奔楚怀王了，难道不是魏国的君主吗？ 还是从史料中找答案，见《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的“秦二世二年九月”条下：
这里的记载看似很清楚，在项梁被章邯击杀的那个月，魏豹已经自立为王，但是，必须注意这里面的两个字“自立”，也就是说不是“共立”，也不是“扶立”，而是自说自话，那么，楚国的态度是什么呢？ 见《史记·魏豹彭越列传》：
注意时间点，项羽降章邯事在“秦二世三年七月”，“又”立了一次“魏王”，又过了半年多，到“汉元年二月”项羽分封诸侯的时候，才“徙魏王豹于河东，都平阳，为西魏王”，也就是说，“都平阳”只能是转封“西魏王”的时候才能有的文字，否则魏王豹自己又不是穿越的，从东郡到泗川郡投奔楚怀王的他，怎么可能预知自己要转封河东郡呢？ 但也正是这一矛盾，让我们得以发现一处蛛丝马迹，那就是太史公必然是依据官方档案编制的《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和《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其中甚至有很多“本纪”、“世家”、“列传”缺载的细节，但是，汉朝的“官方档案”之中却对魏王豹的历史做了手脚，难道不让人疑窦丛生吗？ 这层窗户纸其实点破了并不复杂，只能是魏王豹的“王位”与刘邦集团有关，而作为一个抵挡历史潮流的“反面人物”，他早年的事迹对于塑造历史主角刘邦的形象不利，或是抢了风头，自然要调理一二。 从《史记·魏豹彭越列传》的记载来看，楚怀王自始至终没有“立”魏豹为“魏王”，那么，我们可以确认的是，在“秦二世二年九月”到“秦二世三年七月”长达11个月（有闰九月）的时间里，楚政权的官方口径下，魏豹都不是“魏王”。
参见《汉书·地理志》：
也就是全取“东郡”22个县之后，魏豹被南下渡黄河的项羽“立为王”，才带精兵随同项羽入关。 那么问题来了，他什么时候去“东郡”的？怎么去的？没有魏王的头衔，他怎么略地的？ 先说一下答案，后面再补考证的过程： （1）魏王豹投靠楚怀王的时间，应该是在“秦二世二年九月”之后，即项梁军队被击溃之后，魏王豹从楚怀王处得到“数千人”反攻魏地的时间，也在此后，这“数千人”的统帅就是日后的棘蒲刚侯陈武； （3）自“秦二世二年九月”至“秦二世三年三月”间，魏王豹一直与刘邦所部一同活动，确切地说，“秦二世三年十二月”后，则是与王陵部一道在东郡作战，至“秦二世三年七月”，项羽立魏豹为魏王，王陵部转入南阳郡战场，才分道扬镳。 第一条的理由很简单，魏豹在魏王咎死于临济后“亡走楚”，并不意味着他本人也在临济的包围圈中，就像齐国田荣的司马龙且与项梁一同救援田荣一样，很可能他领兵在外，而当时项梁驻军薛县，后攻亢父，作为楚国的实际执政，魏豹只能就近投奔他。 然而，项梁在定陶败死后，楚国的决策中心转移到了彭城，楚怀王直接掌握了军权，即“自将”，身处魏地的战败漩涡中心，魏豹的本钱应该也赔了大半，此时投靠楚怀王应该属于“有将无兵”，或者说，兵力不足，所以，就如项梁在薛地给予刘邦10名“五大夫将”和5000卒一样，楚怀王也给了魏豹“数千人”，却并未给予或承认“名位”。 这从任命刘邦为“砀郡长”就可以看出来，楚怀王是想把魏地的“砀郡”消化掉的，根本就不想在自己的都城附近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那么，魏豹投奔楚怀王的时间，肯定在项梁战死之后，毫无疑问。 二 至于楚怀王派出“数千人”为棘蒲刚侯陈武，则需参见颜师古注《汉书·高帝纪》“刚武侯”条：
唐人颜师古引用了东汉人应劭和曹魏人孟康各自的注解，却否定了应劭的说法，而孟康的理由实际上是“以理推之”，而非有确切的实据，而孟氏、颜氏的“理”本来就是错的。 因为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的“棘蒲侯”条下记载是这样的：
注意这条文字，与其他“侯功”最大的区别是，无“从”字，这与“阳夏侯陈狶”、“曲周侯郦商”两个独立行动的将领都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他的起兵是独立的，且“救东阿”有“别”字，意味着其在东阿之战并不属于刘邦集团， 而属项梁统辖，则可知其只能是“楚怀王将”，则应劭之说为是。 至于说“魏将也”，则已经点明了他的“二元角色”，既为楚将，也为魏将，这个角色见诸记载的，只有楚怀王派遣给魏豹的“数千人”，如无其他隐藏记载，则应劭之说自然无误。 第二个时间节点，其实也有明证，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的“秦二世三年十二月”条下有这样的记载：
此月，项羽已经渡漳水大破秦军于巨鹿，而魏豹才“救赵”，而刘邦的“救赵”，历来让史家费解，刘邦受命是“西略地”、“西入关”，而在此之前，刘邦集团的主要进攻方向是“北”，即在东郡南部和砀郡北部的巨野泽南与秦军王离部鏖战，并击败之。 此时，刘邦集团却突然南下至“栗县”，在砀郡的腹地，与“救赵”完全是南辕北辙，反了方向了，不奇怪吗？ 奇怪的不只是方向，在“栗县”刘邦又吞并了“刚武侯”（《汉书》作刚侯武）的4000多兵马，又得到了“皇欣、武蒲军”，并击败了秦军，而根据《史记·高祖本纪》的记载，这两个人一个是“魏将”，一个是“魏申徒”（魏国司徒），也就是一将一卿，紧跟着又和他们一起北上进攻“昌邑”，未攻克，才转向西方，在开封、曲遇等地与秦军杨熊、赵贲部作战，开启了入关之旅。 刘邦的“救赵”匪夷所思，魏豹又是从哪儿开始“救赵”的呢？ 辛德勇教授在《巨鹿之战地理新解》（辛德勇著《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中指出，项羽北上的路线实际上是沿巨野泽东侧直接北行，自古平原津渡河西进，前往巨鹿。 魏豹当时没有“从救赵”，也就肯定不属于项羽的军队序列，那么，他从彭城到魏地就只有两个可能： （1）跟在刘邦后面，走砀郡经成武、单父至定陶、昌邑、城阳，北上濮阳； （2）跟在项羽后面，溯泗水至方与，北上亢父、爰戚，过巨野泽，从东向西扫荡至濮阳。 但如果是第二个方案，就意味着，魏豹在“秦二世三年十二月”已经举兵救赵，而项羽在“秦二世三年十一月”才杀宋义、夺军、渡河救赵，也就意味着，紧随其后，楚怀王就派出了一个外国的王位继承人带着自家的“别部”去“救赵”增援，这与楚怀王一直不立其为王的逻辑明显不符，实力上也根本不够，否则这几千人直接塞给宋义大军不就得了？ 那么，正解呼之欲出。 楚怀王对身在“河南”的刘邦、魏豹发出“救赵”命令，根本原因就是担心项羽的“救赵军”兵力不足或是重蹈项梁轻敌冒进的覆辙，希望能够以“砀郡”兵为基础，北上东郡作“救赵军”的后援，所以，比项羽的进兵晚了一个月，当然，他也根本不知道项羽在巨鹿大破秦军。 而之所以魏豹和刘邦“同月”收到命令，不是巧合，而是因为他们本就是“一军”。 《史记》、《汉书》在刘邦集团立国前的反秦战争阶段，一直有一个问题没有提及，那就是刘邦的“职务”。 自秦二世元年起兵开始，相关的历史记载均以“沛公”模糊刘邦在不同的阵营团队中的身份，而我们知道，“沛公”属于楚制中的“爵名”，虽然也有“爵职”，却仅限于沛县一地，似刘邦这样反复大范围的流动作战，控制区域跨越三郡，达数县之地的“军头”，景驹和项梁、楚怀王这三个“楚政权”不给予将军、都尉、校尉之类的职务令人难以想象。 但是，确实没有，哪怕是刘邦与项羽一同扫荡砀郡，甚至没有提及二人的主副关系，这对于在起家之初就厘定军制的项氏集团，当然是不可想象的，只能说明在原始资料部分，这个抹煞汉高祖光辉的信息，直接被隐匿掉了。 那么，这就引申出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砀郡”究竟归属于哪个国家？ 《史记·魏豹彭越列传》有一条记载：
也就是说，至汉元年时，项羽想自占“梁地”，才把魏王豹迁到河东，封“西魏王”，那么，“梁地”，也就是“砀郡”和“东郡”在这之前，应该属于魏国。 楚怀王却任命了魏国地盘的地方长官，即以刘邦为“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这个“砀郡长”和“将砀郡兵”职权重复，必有深意，分解一下，应该是“砀郡长”实为“魏国”的“砀郡长”，而“武安侯”却是楚国的列侯，“将砀郡兵”则是代表楚、魏共主楚怀王统一指挥在砀郡的楚军、魏军。 不仅如此，曹参封邑在薛郡，仍旧“迁为戚公，属砀郡”，也就意味着，“将砀郡兵”的范围超过“砀郡”本身的地理区划，而是一个指挥权、管辖权范围，而这个范围，又与魏王豹率数千人“复徇魏地”的区域相重合。 由此可见，两人至少应该属于同一个“方面军”，也就是“魏地”方面军。 三 魏豹要楚怀王“予兵”，说明手头军事力量有限， 刘邦则手里有一万多人马，却没有足够的名位加持，所以，楚怀王把魏豹“借给”刘邦当作招牌，为“西略地”收罗散兵游勇，两人其实算是各取所需的完美组合。 然而，魏豹从彭城出发，带着自家的“魏将”、“魏申徒”，并与怀王派出的“楚军”同行，逆谷水西进，经萧县、下邑转至栗县，其目的地应该是魏、楚、秦军曾来回拉锯的睢阳、襄邑、雍丘一线，谋求扩军、拓地，而且在章邯主力北上之后，睢水沿线属于相对比较安全的战场，不需要面对秦军主力，这也应该是刘邦与魏豹之间的“分工合作”。 也就是说，刘邦名义上“将砀郡兵”，其实砀郡本身也被分成了两块，一块为秦军控制区，一块为刘邦与魏豹控制区。但在整体的名义上，魏王豹是魏国的“继承人”，刘邦则只是“将领”、“地方官”，所以肯定是魏王豹为“尊”，刘邦为“卑”，但在指挥上，又是刘邦“主”，魏王豹“从”，正是这种尴尬的关系，让刘邦对于这个时期的经历讳莫如深。 刘邦为魏豹北上“略定魏地”，魏豹为刘邦稳固砀郡后方，输送力量。 这个关系现实存在的证据，就是《史记·傅靳蒯成列传》中记录的“十八功侯”之一的傅宽：
安阳、杠里之战，界定了傅宽投效刘邦的时间下限，即“秦二世三年十月”，而“横阳”是地名，位置在睢阳左近，而本身就是睢阳的“贩缯者”的灌婴，在《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中记录是：
也就是说，灌婴是在回撤途中加入的，而傅宽却是以“魏五大夫骑将从”，也就是说，他本人原来是魏军的“骑将”，在横阳加入了刘邦麾下。 另见《史记·傅靳蒯成列传》：
傅宽明确写作“以魏五大夫骑将从”，故而有“高爵”之说，至曲遇之战后，即赐“卿爵”，而信武侯靳歙则只提及“以中涓从，起宛朐”，至开封东北一战结束，已封爵为“临平君”，说明靳歙的起家爵位相对于傅宽只高不低，那么，他的“高爵”要么是魏国的，要么是楚国的，才能得到刘邦集团的承认，秦爵肯定没法平移。 故此，至霸上封建武侯的靳歙与同乡起兵至霸上封侯的陈狶，本身都应该属于“别将”，甚至就是“魏将”，对于愿意服从领导的“魏将”，手握楚怀王“尚方宝剑”和“魏豹”这个牌坊的刘邦是尊之、用之、并之。 巨大的变化发生在“秦二世三年十二月”，即在成武、杠里大破秦军主力王离所部却受挫于昌邑的刘邦和在栗县向前推进困难的魏豹，都接到了“北上救赵”的指令，可魏豹部不但无力北上，还在栗县遭遇了秦军进攻，故此，刘邦驰返栗县，以“救赵”的大义名分，将楚怀王借予魏豹的刚武侯（《汉书》作刚侯武）所部4000多楚军吞并，并将魏豹所率领的皇欣、武蒲所部魏军全部控制在手里。 刚武侯陈武也名柴武，前元年自薛起兵，属于楚将中的老资格，但是势力明显发展不快，从2500人到4000人，被刘邦一举吞并，而魏将皇欣（也作皇䜣）和魏申徒，也就是“司徒”武蒲的地位高些，属于“将、相”，也就没有吞并，属于驱赶着一同作战。 值得注意的是武蒲，他的名字与西汉的梁邹侯武儒音近，另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表述侯功又很简略：
二千八百户，侯第排名前二十，绝非无名小卒，却并无功绩可循，而比较有意思的是在“功臣表”中有“定诸侯功”字样的，往往属于高阶的“投附者”，如雍齿以赵将从，周苛以秦卒史从，或是董渫“功比厌次侯”，而厌次侯陈平是以魏太仆、楚都尉的身份来投，另一个确知事迹的郦食其，也属后来者，不过其封户数只有九百。 当然，武儒即武蒲，只能算是一种猜测，并不能作为实证，但以上的信息已经足以表明，刘邦“西略地”的过程中，恰恰是其军事集团进一步扩张的“大机遇”，尤其不能忽视魏豹这个魏国合法继承人在魏地豪杰中的号召力。 更进一步说，还是刘邦在国别身份认同上的复杂性带来的好处，即魏国的“士大夫之家”移民后人，曾与魏国的豪杰圈子交游、仰慕信陵君，本身又在楚地长大、生活，好楚服、楚歌，这又授了“楚爵”、“魏官”，属于楚、魏都能接受的角色，至少楚怀王信任他的立场，魏豹也能够接受他的“把持”和“安排”，这就够了。 刘邦真正露出獠牙，正是在“救赵”的命令发出之后，因为“救赵”的指令，方向向北，与方向向西的“先入关中者王之”的约定存在明显的抵触，也就意味着，这个决定着“汉王国”法理依据的约定，这个让刘邦的统治与项羽的分封秩序切割开的约定，可能在这个阶段根本就不存在，或者说，当时有，这时改了，再或者说，当楚怀王得知项羽在巨鹿大破秦军之后，才发起了这个“约定”，以激励各部西进灭秦。 无论三种可能性中的哪一个，我们都能发现，刘邦至“秦二世三年二月”，仍然在“较劲”于北上，第二次进攻了“昌邑”，“昌邑”是砀郡北部最后一个没有被刘邦集团攻克的县城，也是菏水沟通“方与”和“定陶”的交通枢纽，攻下它，就将丰、沛、方与、胡陵与砀郡连成了一片。 这也就意味着，在此月之前，刘邦的战略目标并不是“灭秦”，而是“略地”、“拓地”，这也是乱世中“小军阀”的正常行为，甚至可以说，在楚怀王迟迟没有扶立魏豹的情况下，他很可能力图复制周市之前的成功案例，全取魏地之后，挟魏豹以令魏国，完成自己向乱世将、相的人生跨越，甚至如武臣一样自立为王也未可知。 ✩ 《秦砖：大秦帝国兴亡启示录》 葛承雍、马勇、张帆、蒙曼联袂推荐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大秦帝国事实重构 …………………… ◎ 编辑推荐 ★ 用制度经济学详尽解析大秦帝国运行逻辑的历史著作 ★ 通过对出土简牍和传世文献的详细解读，重建一个我们闻所未闻的完整的秦朝制度模型 ………………………… ◎ 媒体推荐 这部著作给世人展示的是一个新的历史画卷，远不是我们过去讲的商鞅变法、军功爵制、长平之战等熟悉的画面描摹，而是在苟刻严密的社会结构下，隐伏着一个随着统一六合却快速走向崩溃的宿命。 ——葛承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这部书不仅具有丰厚的专业学术含量，而且好读、有趣，令人不由自主地接续作者思索。 ——马勇，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本书借助社会科学理论视角，以大量出土文献资料为依托，对“秦制”具体内容和秦朝兴亡原因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解释，富有创见，值得重视。 ——张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教授 《秦砖》这本书就是力图通过一系列埋藏两千年之久的地下文献——秦简，来钩沉一个极重要而又极遥远的王朝，这个王朝既有“大秦帝国”的美誉，也有“暴秦”的恶评。这个王朝的运作方式，常常被人用“汉承秦制”的方式一语带过，它的挣扎与迷惘也因此被淹没在“雄汉”的严整与恢宏中，成为一个模糊而残破的背景。 ——蒙曼，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 ◎ 内容简介 秦是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它的制度深深地影响了其后的中国古代社会。那么，这一制度面貌到底为何，存世文献中的“秦制”是否为真正的“秦制”？“秦制”由何而来？在商鞅变法至秦朝灭亡的150年间，“秦制”本身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本书将尝试对这些问题作些探讨。 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引入里耶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及张家山汉简等基层政务运作相关的记录细节，通过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力役制度”“兵役制度”“军队编制”“爵位制度”“文书吏制”“郡县官制”“财政制度”“商业制度”和“基层管理”的分期变化均有触及，又各有侧重；细致地重构了《商君书》《史记》《汉书》等存世文献中构建的“秦制”体系，以期追溯“秦制”的由来、解析秦帝国的运行逻辑，并挖掘秦帝国的速亡原因。 作者：刘三解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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