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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春联 文/罗锦高 今冬岁末，雪没下多少，给村民义写春联却升了温。 那天，跟随“文化下乡”的队伍采访，我掏空挥毫了一阵，着实过了把笔墨瘾，所写的字体未必中看，却攒足了庄户人期待和讨好的目光。那份幸福感，就弥漫在我和淳朴人群的谈笑之间。 文化活动的场地，就设在街北小学校园内。操场上，早已搭好大戏台，教学楼前一溜摆好了写字台，鼓乐声声响，彩球窜空飘，加上人头攒动，人声鼎沸，汇成了浓浓的年味浪潮。 随行采访，我充当的是文字记者，与摄像记者相比，就有更多的时间。当时给村民写春联，是钻了空子的。从市上来写春联的五、六位老师，直忙碌到中午十二点多才抽身回镇政府用餐，一时间没人接笔续写，站等多时的村民正要转身走开，我就拿起笔说：“我来给大家写。”他们高兴得一下子围拥到台前桌后。我忙活着只管弯腰低头写，很少注意对方是男是女，年长年少，高低胖瘦。不时被对方一夸奖，愈发有了心劲儿，不料，这一上写字台就难以脱开身了。以往每年的年根儿，我是给单位同事写春联的，而今年给村民群众写，尚属头一次。 平时下乡采访，掂了摄像机，村民不是躲闪我们的镜头，就是心存戒备地绕开话题，一经打问，有个老农掏出心窝子的话说：“你们电视上老是给头头脑脑们说漂亮话，很少替我们老百姓说说真心话，所以，我们也不愿意多说，怕说了真话惹麻烦。”由此看来，电视采访，有时与村民的生活的确是有距离的，若有了真诚的沟通，就不至于心存芥蒂。就像今天这样，我们和村民零距离接触，没有尊卑称呼的客套，没有酒场上那样称兄道弟的虚伪，没有功利之心支配的阿谀谗媚，有的只是近距离的平视，近到了可闻双方的鼻息，可触摸到粗糙的双手，心头由衷地发出感叹：面前站立的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全是我们的父老乡亲啊！难得为他们做一点事情，今天在儿受点冷，吃点苦算得了什么?他们因红字墨字的祝福而满心欢喜，自己因他们的高兴而快乐，这就是我和义写春联的老师们的共同感受。 有个壮年汉子，贴近我耳根说：求你给我写幅有“平安”字样的对联，我是开四轮的，挣钱多少倒无所谓，重要的是平安。我很爽快满足了他的要求。他双手捏着墨迹未干的对联，高兴地只顾憨憨地笑，来不及道声谢，只是朝我欠了欠身子，表示感谢。匆匆用过午餐的老师回到案前继续忙碌着，再次吸引来了人潮拥动。他们一来，我的压力就减轻了许多。但是打发了一拨人，又来一拨，似乎是写不完的。一直忙到下午三点，西安来的书法老师才收笔回城，一些村民自然就站到我的书案前，有时写得急了，竟有“萝卜快了不洗泥”的匆促，顾不上字体美丑了。 我的体力有点吃不消了，连续三个多小时，老是俯身弯腰一个姿势，脊梁骨疼得已经挺不端腰身了，真想借口抽身走掉，但一看到眼前裹紧头巾冻得直跺脚的老婆婆，还有吸溜鼻涕盼等春联的老汉，怎忍心让他们失落呢，于是强撑着精神继续写。 刘校长看我写了这么长时间，连一杯水也没喝，便叫一位女老师走到我跟前说：“学校要用毛笔呢，请把毛笔交给我吧。”等待对联的村民睁大了眼睛，我也疑惑地问：“我这不正忙活着给大伙写么？”女老师笑着附我身旁悄声说：“校长怕累坏了你，所以找了个借口.....”我会意得点点头：感谢你和校长的关心。女老师一看我执意要写完，就没再说什么走开了。 最后，放下笔，长松了一口气，忍痛挺直了腰杆，当自己真切地看到老婆老汉两手托着红艳如火还没晾干的春联时，心里涌出的满足和幸福感真是难以言表：笔下写出去那么多的祝福，换来了一张张尊重的微笑，换来了很多农家人的喜悦，再苦再累也值啊！ (作者简介：罗锦高，陕西省作协会员。出生于1956年11月,祖籍福建上杭,客家人。当过农民、教师、记者、编辑,业余喜欢读书写作,在报刊杂志发表作品200多篇,多次获奖。著有散文诗歌集《星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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