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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炼狱 文/薛军红 打开手机，满屏的高考资讯。公安部门交通管制，热心市民温情送考等信息不时跳入眼眶。又到一年高考时。不由想起那时我的高考。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县城的高中复读。由于是复读，目标就很明确，那就是金榜题名。我被分在补习三班，全班九十多名学生，总共分四组。第一排的课桌紧挨讲台，最后一排几乎靠墙。那时的老师，不用担心学生上课睡觉。大家都坐的笔直，打磕睡时，一弯腰，后排桌子会挤得你腰疼。 那时大家心里都憋着一口气，今年一定要考上。一进教室，静悄悄的，都在看书，或者做试卷。几乎天天都发卷子，老也做不完。一周一小考，一月一大考。特别是每次月考后，重新排座位。按名次一个一个地叫。被先叫到的进去，座位随便挑。后叫到的要么坐最前排中间，吃粉笔末（老师讲课擦黑板时产生），坐两旁的看不清黑板上的字。最惨是靠门口的，冬天门关不严，寒风呼呼的，太冷。要么最后排，靠墙。个子小的被前排个子大的挡住视线，再碰上个讲课声小的老师，真有一种被抛弃的绝望。 大家都不愿与人交流，好像那是在浪费时间。一年下来，除了知道几个学习出色的同学，别的就只认识周围的几个。以至多年后偶遇，还问，好像我们是一个班的。 教室里的气氛是沉闷的，更是压抑的。许多学生的心理是扭曲的。我前排的一个男生曾说，他每周末都是两袋方便面，一瓶矿泉水，泡在录像厅（当时录像厅很多），一直看到两眼血红，才出录像厅。我问他，那你身体受得了？他说只有两眼看不清，双耳嗡嗡响，才能美美睡一觉，新的一周才有精神。 那时，大多家贫。我与峰，杰同租一间房。每月二十七元租金，一人九元。吃整袋方便面觉得贵，就专买厂家剩下的残渣，一大袋便宜好多。一天只买一份菜，早上吃一半，晚上再吃另一半。 记得和一个同学闲聊，他说父亲不在了，哥哥供他复读，嫂子有怨言。他就每次只从家里带些蒸馍，开水一泡，一日三餐皆是如此。我说看你白白胖胖的，原来如此。我劝他买点盐巴，补充些盐分，以防严重贫血。他只默默地喝着白开水。 那时高考的录取率很低，不复读而能一次考上的，寥寥无几。学习压力大，又无宣泄的渠道。大家常因一点鸡毛小事而红脸相向，直到自己都觉得这样不行，就周末去爬山，专拣没有路的山谷走。记得有次，我们三人在有薄雾的早晨爬山，至半山腰，浓雾弥漫。回头，竟不见了彼此，不由急得大喊。又一次，雪中下山时，台阶湿滑，我不小心摔倒，幸亏旁边的松树卡住，否则掉下万丈深沟。吓得，峰和杰脸色煞白。 还记得语文老师讲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我们都哭了。 转眼到了七月，那时高考在每年的七月七、八、九三天。我们常叫黑色的七月。最后我们也喝保健品，好象是一种叫太阳神的口服液。基本没效果，心理安慰罢了。相约高考时，不谈学习，不对答案。家长那时农忙，很少有陪考的。不像现在的家长，高考就像自己考一样，提前看考场，订酒店，规划好路线。甚或有的母亲专门穿旗袍，叉开的很高，寓意旗开得胜。可怜天下父母心。 参考答案发下来了，急急核对，互问对方考得怎样，都说，不行。怕万一考不上，丢人！ 最激动人心的是发成绩单，公布录取结果。那时学校的公布栏上，贴着几张大红纸，写满录取者的名字。一目十行寻找自己的名字，有的一蹦三尺，甚或脱了上衣挥动。一遍没找到的，再细找几遍，依然没有的，则一下坐倒在地，眼泪横流。引起一片哭声。 听说，我们那一级有个复读了四年的同学也考上了，晚上买了两瓶白酒，一袋花生，自斟自饮，或高声长啸，或纵情放歌，第二日竟未醒来。又听说某个复读了八年的女生，没考上，喝农药自杀了。
拿了录取证，回到租住地，一把一把撕碎课本、试卷，狠命地掷向空中，看着碎片漫天飞舞，我们流泪了。 那时的高考，是寒门学子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听说一个考生由于贫血，考最后一科时血流不止，家人和医生都劝他别考了，他不听，用左手捏住鼻孔，脸微上仰，眼斜着涂完答题卡。考试一结束，就被送往医院急救。万幸他最后考上了。不像现在，有钱的把孩子送到国外，避开了高考。没钱的，最差也能上个职校。 复读生活也有亮色，那时的我们很脆弱，也很敏感。几句温暖的话语，一个浅浅的微笑，甚或一个杏，一个包子就能萌发一段情愫，一段浪漫的青春也会由此展开。而老师们则常说，别急，同学们，大学里俊男美女多的是，别到时后悔现在谈早了。 当年妻和我同班，学业优异，从未想过此生竟能携手！谢谢，高考；谢谢，复读。 炼狱般的复读结束了，我们走向了崭新的生活。偶尔会想起郑智化的《水手》，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 （作者简介：薛军红，笔名，飞雪千钧笑惊鸿（微信同名）。中学教师。热爱文学，崇尚自然。我手写我心，随遇而安。） （本期编辑：王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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