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８日，华北人民政府等２０多家单位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参加政协会议的著名人士。 会后，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那天有五百多人到会，“一席西菜加葡萄酒，费用相当可观。如以每人六千元计，即三百万元，或三万斤小米也。” 相比之下，张元济则干脆“辞谢不往”，并在日记记录了以下几件事。 一是电报费的事 张元济向大会报到以后，因为要处理公司事务，便委托大会招待处往上海发了一份电报。事后他多次向该处邓主任询问花费几何，邓都避而不答。 无奈之下，他只好让人去电报局打听价格，然后把电报费交给邓主任。然而，邓还是再三推却，并说账目已付出，再收钱就不好处理了。 于是张元济恳切地对邓主任说：公款不可滥用，如果这笔钱实在不好处理，也应该留在招待处当作公费使用。 二是零用钱的事 当时张元济已经年过八旬，为了照顾其生活起居，有关方面允许他的儿子张树年到会陪伴，并给张树年送来作为补贴的“零用钱”，但是张元济却表示“不能领受”。 这时，一位代表（大概是小组长或联络员）告诉他：这是“规定供给，不必过谦”。 张元济对此人说：我们“父子二人来此，食宿已极受优待，何敢再耗公款”？以后送来，“断不能从命”。 一个月以后，张又在日记中写道：“招待处送零用费一万六千元。于原单上注明‘不敢领受’。” 三是洗相款的事 会议期间，毛泽东约张元济游览天坛，同行的还有陈毅和七八个摄影师。 事后张给陈毅去信索要照片，并询问价钱，表示要照缴不误。我不知道陈毅是怎样回答的，但是按照张的作风，这笔钱是肯定要付的。  为什么张元济有这么多不适应呢？我以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寻找原因。 第一，中共从建党到建政的很长时间里，一直实行衣食住行全部包干的供给制，但张元济始终依靠的是开销自负的薪金制。 第二，张元济在抗战前夕写过一本小册子，名为《中华民族的人格》。 书中说：这个社会为什么“迷漫着一种骄奢、淫逸、贪污、诈伪、颓惰、寡廉鲜耻的风气”呢？这与人们只注重知识的灌输、却把人格的扶植放在脑后有关。这样做的后果，很容易诱导人们置良心于不顾，去竭力追求物质的享受。有的人甚至以为，“只要抢得富贵，免得贫贱，……什么都可以不管了”；长此下去，只能造成整个民族的堕落。 这就是他公私分明、一介不苟取的真正原因。 蔡元培与张元济是同科进士。蔡先生说：“必有一介不苟取之义，而后可以言共产；必有坐怀不乱之操，而后可以言废婚姻。”用这句话来解读张先生和他的时代，可谓恰如其分。 写到这里，真有一种白头宫女话玄宗的况味。这让我特别悲凉、特别失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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