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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常子枝语》为文廷式的遗著，1943年在南京刻板行世。 文廷式字道希，号芸阁，江西萍乡人。1856年生。以父星瑞官高廉兵备道，侨居广州。1882年中式顺天乡试举人，1890年成进士，殿试一甲第二名及第，授职编修，擢侍读学士。1904年在家乡去世。 《纯常子枝语》书前有汪精卫序，谈及底稿的来源及刻印的缘起： 去岁五月，龙君榆生为余言，文芸阁遗著《纯常子枝语》及他稿，皆在徐君行可处。徐君现寓汉口，频年丧乱迁徙，幸能保存。然若能录副付印，公之艺林，尤为盛事。余因以此意告之张君范卿，以商徐君。竟得原稿，携至南京。陈君人鹤谋锓之版，李君霈秋躬任校勘，极审慎，阅岁余，始竟事。李君为余言：文氏稿本，都四十册，封面册数，皆其手署，实为最后足本。《昭萍志略》云三十二卷，非其全也。间有为人传抄，或二十余册，或九册，非初稿即零帙，均不如此本之完备。惟稿似未经写定，其中各条，颇多复见。有议为之整理、然后付印者。然所谓整理，纵极慎重，终不免以意为之，其有当于著者之意否，未可知也。故决一仍原稿，不加更易，俾读者各以意得之。仅于显知为讹夺字，且有书可检对者，始为校正之而已。此为校印始末。爰识数语，庆芸阁遗著之得公于世，并以谢榆生、范卿、行可、人鹤、霈秋诸君之劳焉。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五月。汪兆铭谨识。 序中说，这书的稿本来自汉口徐行可处，由汪精卫请张范卿去和徐行可协商，于是原稿来到南京，由陈群（人鹤）刻板印行。序中还提到稿本的情况：“文氏稿本，都四十册，封面册数，皆其手署，实为最后足本。” 这个稿本何以到1942年才出现，是怎么才流落到徐恕（行可）的手里？现在很难知道了，我读《郑孝胥日记》，知道《纯常子枝语》的稿本，早在1916年初，就已经到了商务印书馆，而当时共有四十一册。 据《郑孝胥日记》1915年12月18日有： 马寿鸿来，持文公达书商文芸阁遗稿事。 次日，日记又记道： 马寿鸿言，芸阁有杂纂抄本三百册押于湖南易氏，价三百元。公达已备百五十元，欲乞芸阁旧友筹足三百，先赎此稿，再议校刊。余以语刘聚卿；聚卿言：尝与芸阁同船，谈及此事，次年芸阁遂殁矣。今徐积余乃芸阁门生，感旧颇挚，可与商之。积余日内赴通州，十四当归。 据这里记载，文芸阁的著作共有三百册之多，他去世后，都质押于湖南易氏处。所谓质押，乃是当铺性质，不过是临时易钱，在一定的期限内，还可以赎回。文公达（文廷式后代或族人？）知道了这个消息，自己出钱一百五十元，再请文芸阁的旧友筹一百五十元，准备在期限之前赎回遗著，再考虑刊行。 郑孝胥说是“抄本”，恐误，当系稿本，如仅仅是抄本，则另有原稿，既不能质押，也不必赎回了。这些稿本是文芸阁生前就质押的，所以1903年，刘聚卿在船上和文氏相遇，就谈起此事了。徐积余，即徐乃昌，是文廷式的门生，郑孝胥想请他为自己老师出点钱。 1916年1月2日《郑孝胥日记》又谈到这份原稿： 作马剑秋书，为文芸阁遗稿转押商务印书馆事。 这句记载，说明郑孝胥已经和商务印书馆联系，由商务印书馆出面把文氏的遗著都收下来，从湖南易氏处转到商务印书馆来。这样就无须文芸阁旧友出钱了，也不必联系徐乃昌，文公达的一百五十元也不必了，并且，转到商务印书馆的好处是，出版有望。这里马剑秋，即是上面提到的马寿鸿。郑孝胥写信把商务印书馆的意思告知马剑秋。 次日，就接到马剑秋的回信。《郑孝胥日记》1月3日载：“至印书馆，以马剑秋函交拔可。”拔可是李宣龚。 文芸阁的三百册遗著原稿，就这样从湖南易氏手里，转到了商务印书馆，其3月21日日记道：菊生交来湘馆所押文芸阁杂著名《纯常子枝语》者，凡十本，皆札记体，其书未成，云共有四十一本，欲售四百元，今押于湘馆二百六十元。 事情是这样，商务印书馆决定转押这些原稿，由长沙的商务印书馆湖南分馆就近出手，用二百六十元，从易氏手里获得了这些原稿。湘馆先把一部分原稿送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菊生）读后发现，《纯常子枝语》“皆札记体，其书未成”，而就是这样未完成的四十一册《纯常子枝语》，文氏后代要售四百元。张元济随后把其中十册《纯常子枝语》交给郑孝胥。 4月1日，郑孝胥又记道：“阅文芸阁所著《纯常子枝语》十本，其书未成。” 细读这里简单的记载，张元济把十本《纯常子枝语》交给郑孝胥，似乎有一点责备的意思在内。因此日记中两次强调了“其书未成”，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商务印书馆最终没有排印出版的原因。商务印书馆很可能因此而没有收下文芸阁所有稿本，这些稿本最后辗转被徐行可收下，其中《纯常子枝语》在陈群手里出版了，这已经是1943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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