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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澜涛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聂荣臻同志与世长辞，我心情沉重，哀痛不已。几个月前，我们全家还在电话里祝贺他92岁生日，不想这么快他就离开了我们。在他逝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聂帅那威武不屈的身影、沉着坚定的英容、宽宏博大的气度、俭朴整洁的生活，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同聂荣臻同志1938年在晋察冀边区相识并开始一起工作。我从陕甘宁边区到晋察冀边区时28岁，聂荣臻同志长我11岁，他是红军的著名高级将领，边区的创建者和领导核心，也是我的尊长。从那时候起，我们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建国后的1954年大区结束，在晋察冀边区领导机关、中央华北局一起工作，长达16年之久。在我的一生中，同一位领导同志合作共事时间这么长久的，只有聂荣臻同志。在他的领导下，渡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克服了重重的艰难险阻，真可谓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共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努力奋斗。我从他身上受到的启发和教育，是终生难忘的。 抗日战争开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军长驱直入，骄横不可一世。我八路军115师首战平型关，歼敌板垣师团1000多人，是中国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志气，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此后，根据党中央指示，聂荣臻同志带领三千人马，在山西、察哈尔、河北三省边界创建抗日根据地。尽管有很多有利条件，但初期开创的困难是很多的。由于正确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方针，不仅在远离后方、孤立敌后的晋察冀站稳了脚跟，而且很快建立起根据地；由于创造性地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在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情况下，各阶级、阶层和广大人民群众迅速地团结在一起，使晋察冀这个抗战堡垒巍然屹立在敌后，并被党中央称为模范的根据地和模范的统战区，这和聂荣臻同志的领导是分不开的。 正因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华北大地的崛起，抗日力量不断壮大，对日本侵略者形成强大的威胁，日军便把晋察冀边区看作重点打击的对象，千方百计妄图消灭之。然而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扫荡”、“清剿”，都被聂荣臻同志无畏的胆略、灵巧的指挥粉碎了。在聂荣臻同志直接领导的6年中，晋察冀军民粉碎了敌人1万兵力以上的10次“围攻”和“扫荡”，挫败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歼日伪军19万人。特别是他成功地指挥了黄土岭围歼战，歼灭日军1500多人，击毙了被日本称为“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极大地鼓舞了我抗战军民的斗志和信心。 反“扫荡”斗争也曾遇到过严重和危险的局面。最危险的一次就是1941年秋的“扫荡”。当时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日本军阀三杰”之一、屠杀我东北同胞的有名刽子手冈村宁次，继任了曾多次遭受惨败的前任司令多田骏的职务。上任后的第一着就是集中五个师团、六个混成旅团，加伪军共七万兵力，采取“铁壁合围”、“梳篦清剿”，“辗转剔抉”等新战术，对北岳、平西根据地进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这次“扫荡”，敌人极为疯狂残酷，我们遇到的情况也非常严重。敌人武器精良，人多势众，所到之地，烧杀抢掠，寸草不留。我边区军民实行“坚壁清野”，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包围圈内迂回作战，寻找机会进行突围。记得我保存的一个小箱子，里面存放着宝贵的文件资料等物，如毛泽东同志《反对自由主义》的原稿等，历次“扫荡”从未丢失，就在这次“扫荡”中丢失了。可见这次敌人的“扫荡”是何等梳篾不漏，连人们从未问津的地方也被扫荡一空。尽管形势危险和紧张，但由于有聂荣臻同志的领导，大家都有安全感。在历次反“扫荡”斗争中，我大体都在军区司令部和聂荣臻同志在一起，这次反“扫荡”斗争的两个多月里，我们是朝夕相处，共同生活战斗。面对敌强我弱，四面被围的严峻形势，聂荣臻同志沉着冷静，全面指挥边区军民和司令部机关人员，巧妙灵活地同敌人斗智斗勇。虽然这次敌人“扫荡”残酷危急，但聂荣臻同志仍和以往反“扫荡”斗争一样，从一开始，军区领导机关一直没有离开中心地区，这一方面是指挥全局的需要，一方面也为了吸引敌人，好让我们的主力和分区部队跳到外线去自由地打击敌人。聂荣臻同志率领的军区领导机关采取“会走，不硬拚”的战术，从未和敌人正面遭遇。这次突围跟随军区指挥机关行动的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却受到二万敌军重重包围。敌人奸诈狡猾，故意留口子让我们走，但聂荣臻同志洞察其奸，自然不会上当。在突围行动中，我们军区领导机关的位置被敌人发现，多次进行轰炸，引起了聂荣臻同志的警觉，意识到是我们的电台被敌人发现。他当机立断，将计就计，指派一小分队带电台在远离指挥机关的山谷仍用原呼号发报，实施佯动，迷惑敌人。这一佯动成功，使敌人的大队合击完全扑空。在聂荣臻同志周密、谨慎，灵活果断的指挥下，亲率军区和党政机关在距离敌人很近的缝隙中安全跳出了包围圈，使敌军的铁壁合围彻底破产。这次反“扫荡”大小战斗800多次，毙伤敌人5500多人，出现了许多英勇壮烈的事迹，有名的狼牙山五壮士就出现在这次战斗中。敌人的“扫荡”阴谋彻底破产，更加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抗日斗志和胜利信心。 晋察冀边区是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最早到达的地区，聂荣臻同志以少量部队，同地方党组织的力量相结合，开辟了以五台地区为中心的根据地，经过八年抗战，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主力部队和地方军发展到32万人，基干民兵扩大到90多万人，共歼灭日伪军33万多人，逐渐形成晋、察、冀、绥、热、辽纵横数千里、人口达4000万的战略基地。并为后来的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在这个重要地区奠定了基础。 聂荣臻同志从建立根据地一开始，就非常重视政权建设。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国民党政权不战自垮，行政官吏逃走一空，汉奸土匪横行，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聂荣臻同志根据党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和对敌斗争的迫切需要，在成立晋察冀军区之后，很快和宋劭文同志等筹划成立边区抗日民主政权。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隆重开幕，经民主选举产生了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参加大会的代表有共产党的、国民党的；有各抗日军队、各抗日阶层和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爱国的各阶层人士，也有蒙、回、满等少数民族代表。对于五台山上的和尚、喇嘛要不要有代表问题，聂荣臻同志说，和尚、喇嘛也是中国人，他们出了家，并没有出国，对不同信仰的人也应团结，共同抗日，最后一致赞成聂荣臻同志的意见。经过充分民主选举，产生的行政委员会九个委员中，也有国民党的席位。边区军民为自己的政府诞生而欢欣鼓舞，真是万民同庆。从此，在边区政府统一领导下，更广泛地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沉重打击了敌伪气焰，全力支援了前线的抗战。 1940年，边区进行了著名的民主大选举运动。这时也进行了边区参议会参议员的选举。选举基本上实现了“三三制”。在此期间，彭真同志、聂荣臻同志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制定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简称《双十纲领》），这是按照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边区的具体情况制定的一个地方性的施政纲领。聂荣臻同志有中央苏区的宝贵经验，出了很多好的主意。《双十纲领》的颁布和实施，使晋察冀边区的各项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根据地内抗日爱国的地主富农、绅士名流和友党人士，纷纷表示赞成和拥护。有些逃到敌占区的地主又回到了边区，不少伪军、伪组织人员拿着《双十纲领》来根据地找我们，寻求自新之路。 为了进一步团结边区各阶级各阶层，加强边区民主建设，1943年1月在阜平县温塘地区召开了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会议是在由英雄的阜平军民为大会赶建的一所宽敞大方的新礼堂举行的。聂荣臻同志从筹备开始，就极为重视这次会议，把这次会议作为党当前工作重点，从会议的指导方针、具体政策，到大会主要议题和议程，他都有周密安排。这次会议的参议员有288人，其中冀中、冀东、平北等残酷斗争地区和敌占区的代表都是突破敌人封锁线，经过长途跋涉赶来的；特别是代表中间势力，上层分子的开明地主、绅士、学者等社会名流代表占了突出位置；此外，在边区的“日本反战同盟”、“朝鲜独立同盟”及燕京大学的英籍教授班威廉夫妇等80多名国际友人也列席了这次盛会。聂荣臻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向大会作了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双十纲领》为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通过了边区各级政权选举法、组织法等重要法令；选举了边区参议会的领导机关，选举产生了新的边区行政委员会。会议期间，还举行了令人瞩目的战时阅兵式。当威武雄壮的八路军——边区子弟兵列队走过主席台时，极大地振奋了抗战军民的旺盛斗志。聂荣臻同志还为这次大会题词。题词内容是：“我们屹立在五台山太行山恒山燕山旌旗指向长白山，我们驰骋在滹沱河永定河潮河滦河凯歌高奏鸭绿江。”这题词表达了聂荣臻同志的凌云壮志，也代表了根据地军民的心声。 这次会议的成功，受到国内外普遍的关注。大会的统一战线精神和民主作风使与会的国民党员及民主人士深为感动，不少绅士代表反映共产党员忠诚为民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不自私自利”、“言行一致”。参加这次会议的英籍教授班威廉说：“这个成绩可以说是在近代史中民主政治的建设上一个前所未见的极大的试验”，是一个“奇迹”。班威廉还同西方的选举作了比较，他说，这次会议“没有任何像我们西方旧式的民主政治活动中那样异常矫揉造作，虚伪铺张的特点”。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中国人民用流血和牺牲支援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爱好和平的国际进步人士和支持正义的友好人士也怀着很高的热情同情我们的抗日事业，有许多人还亲自参加了我们的抗日斗争，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聂荣臻同志在团结国际友人、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赢得国际友人的称赞和敬佩。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和柯棣华大夫，在边区的抗战事业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聂荣臻同志对白求恩、柯棣华很尊敬，也很爱护，事无巨细，非常关切。白求恩同志临终前给聂荣臻同志的信中写道：“请转告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最近两年是我生平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信中最后一句话是：“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敬爱的同志”。表达了他对聂荣臻同志的敬佩之情。白求恩同志以身殉职后，毛泽东同志为悼念这位国际主义战士，专门发表了《纪念白求恩》这篇举世闻名的文章。柯棣华同志是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大夫，在华五年之久。他在晋察冀边区救死扶伤，充分体现了中印两国人民的高贵情谊。他逝世后，毛泽东同志为在延安举行的柯棣华追悼大会送了亲笔挽词：“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逃到边区的国际人士不少，如燕京大学的英籍教授班威廉、林迈可，美国花旗银行经理赫鲁，此外还有法国、奥地利、荷兰、南斯拉夫等国的人士。对于这些人，聂荣臻同志都热情接待并给予保护。班威廉、林迈可等人还发挥自己的专长为边区办了无线电训练班，为我们培养过无线电技术人才。由于聂荣臻同志的出色成功的工作，这批人回国后，对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敌后斗争说了许多赞扬的话。抗战期间，烽火连天，大家经常处于血与火的动荡之中，但聂荣臻同志始终明确，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对中日两国人民来说，都是受害者。正是本着这种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产生了他在战场上拯救日本小姑娘美穗子的动人故事，后来成了中日人民友好的佳话。 聂荣臻同志谦虚谨慎，宽宏大量，感人难忘。他初创晋察冀边区后，向党中央写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报告。毛泽东同志看后决定把它单独成书出版，亲自题写了书名，叫《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并且作了序，称赞聂荣臻同志的这个小册子述说了晋察冀的经验，足以为各地唤起民众进行抗战的模范。但聂荣臻同志却谦虚地说：这是党的领导、党的路线和政策的胜利，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是我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在实际运用中的感受和体会。聂荣臻同志很注意重大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发现工作中的问题时即便是属于下级的差错，他也常主动承担责任。在受到不公正或过火的批评时，他总是以高度的原则性，豁达的胸怀，与人为善、团结同志合作共事的态度来对待。这一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也受到很大的教育。前几年《聂荣臻回忆录》出版后，他寄给了我。我仔细看了，感到这是一部忠于事实、忠于历史的难得的好书，从书中不仅可以看到聂荣臻同志对中国革命事业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也可以看到他那崇高的品德。 1955年12月到1956年2月，聂荣臻同志和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也是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团员，随团长朱德同志到原苏联、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东德等六个国家访问，历时三个月。聂荣臻同志身着元帅军服，首次在国外人士面前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的风采。他代表中央为我国在列宁格勒学习的军人授军衔，同东欧一些国家领导人进行广泛交往和友好交谈，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以朱德同志为团长的这个代表团出访东欧六国，加强了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联系和友好往来，所到之处，受到极为隆重和热烈的欢迎。这次访问，把中国人民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友谊极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圆满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代表团的任务。 我和聂荣臻同志相处这么多年，深深感到他非常忠厚公道，襟怀坦荡，光明磊落，照顾大局，大公无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一位十分令人敬重和爱戴的尊长，是一位真正共产党员的典范。翻阅像册，看着聂荣臻同志英姿勃发的身影，几十年共同奋斗的往事，如浪潮般涌上心间，无限感慨。聂荣臻同志没有走，他的精神永在我心间，他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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