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汉武帝开西域以来，西域逐渐成了中原王朝同北方游牧民族的角力场，历代以来，在此方向上，中原王朝同北方游牧民族的战斗的激烈程度是不亚于其他任何一个方向。在东汉短短的两百年间，匈奴和汉帝国就对西域展开了反复争夺，而西域就经历三绝三通。由于西域和中原距离较远，且隔有大漠，交通殊为困难，在古代落后的生产力的情况下，要控制西域，是要有强大的国力为基础的，因此，能否长期稳定的控制西域，也成了中原王朝是否为一个合格的强大帝国的标杆。若以此来衡量的话，则在我国自秦到清的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只有汉、唐、清才能算得上是强盛的王朝，在其他时期，中原或者处于分裂，或者入主中原的王朝本身就是短命王朝，抑或虽然进入西域但很快就被迫退出。 唐陇右道 中原势力成功进入西域，虽然要以实力为基础，并需要根据时势顺势而为之，但并不是毫无规律可言，通过总结古代中原势力经营西域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以隋唐为分水岭，在隋唐以前，中原王朝经营西域，往往要以敦煌为桥头堡，以楼兰、尉犁方向为主线；而自隋唐以后，便逐渐转变为以瓜州为桥头堡，并以哈密、吐鲁番方向为主线。这主要是和两条中原到西域的主要通道的兴替息息相关的，这两条通道即“楼兰古道”和“瓜伊道”。对于“楼兰古道”而言，其路线为由敦煌经汉玉门关（小方城），过罗布泊、楼兰，再溯孔雀河而上，经尉犁、轮台而沿天山南麓到葱岭，此道后因塔里木河改道，楼兰缺水而废弃。楼兰的废弃，导致两汉时期非常繁华的楼兰古道已经难以通行，于是人们便开始探寻新的通道以穿过茫茫沙漠而到达西域。由于哈密离疏勒河沿线的瓜州、敦煌绿洲带最近，于是哈密必然成为中原通西域的首选之地，以此为基础便形成了以哈密为咽喉的西域形势格局。 古代西域两条主干道 古代哈密有伊吾、伊州、哈密力等称呼，其北为天山的东段，其南为茫茫沙漠戈壁，由于有天山雪水的滋润，哈密土地非常的肥沃，环境也很优越，宜耕宜牧，是为天山东部的沙漠戈壁中的大片绿洲。在汉代时，伊吾（哈密）为匈奴的势力范围。东汉明帝时，窦固、班超等在此大破匈奴，遂在此筑城，设宜禾都尉，屯田伊吾庐。北魏时期，始置伊吾郡，但后来北魏内乱，又退出西域，到了隋唐时，遂为突厥所据。唐贞观四年，伊吾城主以七城内附，于是唐帝国便在此置西伊州，不久后改为伊州，至此，伊州（哈密）遂成为唐帝国经营西域的桥头堡，从而拉开了唐帝国经营西域的序幕。后世多效法唐代以入西域。 中原王朝要将触角伸入哈密以至西域，就必然是要通过通道来实现的。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矟竿道”，所谓的“矟竿道”，因其经“矟竿戍”而名，其路线为由哈密横穿沙漠而直达敦煌。在隋唐时期，由于敦煌叫沙州，这条路线也叫“沙伊道”。这条通道在汉魏时期即已见使用，但由于有便捷的“楼兰古道”的存在，且哈密地区离匈奴较近而易受匈奴的攻击，此线不是中原到西域的主线，其多用于军事。在东汉以后，随着中原势力退出西域，西域遂陷入权力真空，于是西域各国便进入“兼并诛讨”，“更相屠灭”的混乱局面，丝绸之路常常断绝。此时，匈奴已经远遁东欧地区，突厥、吐谷浑等便趁机进入西域，控制各国。其中尤其以突厥最为强大，控制最为严厉，西域诸国必须“每岁常供送于突厥”，还须向突厥交商业贸易方面的各种税赋，西域各国如若不从，就要受到突厥严厉的打击，甚至有灭国的风险。到了隋代时，随着隋帝国统一中国，又经过隋文帝杨坚多年的苦心经营，隋帝国国力已经非常的强盛，自隋炀帝登基后，遂又开始试图进入西域。此时，由于“楼兰古道”的湮灭，中原到西域的交通形势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汉代以来形成的以敦煌为大本营的形势依然没有太大的变化。如《隋书》记载，从西域到中原共有三道，即沙伊道，大海道和汉代南道，分别是从伊吾（今哈密），高昌（今吐鲁番），鄯善（今若羌）横渡沙漠，“总凑敦煌”。而其中的从伊吾（今哈密）到敦煌的道路最为便捷，故成为隋帝国通西域的主干道，这也就是所谓的“矟竿道”。 隋代西域三道 敦煌之所以能成为隋代以前中原地区经营西域的桥头堡，是和其优越的环境以及“楼兰古道”相适宜的。疏勒河有一条重要的支流--党河。党河古称龙勒水、甘泉水、都乡河。是党河南山的积雪融化后，雪水汇聚而成的河流，其沿党河南山北麓西北行，在肃北出山地后，在党河水库折而东北行至敦煌，消失在沙漠中。由于有党河雪水的滋润，敦煌便成了肥沃的绿洲地带。历史上，党河自肃北蒙古族自治县流出山地后，是经常改道的，在山洪爆发时，党河常冲溃原来的河床，形成新的河道。据著名学者冯绳武先生研究，其改道的区域大致在阳关镇和敦煌市之间，在卫星地图上，可以明显看出这一区域为三角形冲积扇。在汉代时，由于有党河河水的渗透潴积，此区域内有很多个湖泊沼泽，其四周水草肥美，宜耕宜牧，环境非常好。由于党河三角洲处于汉帝国的最西部，且地当楼兰古道，汉帝国遂在此区域内屯田，并设敦煌郡，以作为经营西域的大本营。汉帝国对西域用兵，就是在敦煌集结，然后西出汉玉门关，沿楼兰古道，经罗布泊、楼兰而达天山南麓。因此，敦煌成为西域文化进入中原的辐辏之地，起源于天竺的佛教，就是由西域经敦煌传入中原的，众多虔诚的僧侣、贵族等在敦煌开凿有众多的佛教洞窟，从而造就了现代举世闻名的敦煌艺术。 党河三角洲 到了隋末，中原丧乱，由哈密直达敦煌的“矟竿道”遂断，在唐建立后，此道复通，但已没有隋代时的光彩，代其而兴的，便是“莫贺延碛道”。所谓“莫贺延碛”，是指横亘于疏勒河绿洲和哈密之间沙漠戈壁，也叫“鬼魅碛”，“胡卢碛”，“沙河”等。其范围非常的广袤，环境非常的恶劣，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 “夜则妖魑举火，灿若繁星；昼则劣风拥沙，散如时雨。”由中原到西域，首先要横穿此碛。 隋唐沙伊道和瓜伊道 瓜伊道和莫贺延碛 “莫贺延碛道”的路线为由瓜州渡过“莫贺延碛”而到哈密，然后沿天山南麓，经高昌（今吐鲁番）、焉耆，沿天山南麓而到葱岭，因此，此道又叫“瓜（瓜州）伊（伊吾，即哈密）道”。在唐初时，西域为突厥所占领，为防止突厥的渗透，出入西域的人员是受到严格管控的，没有官方度牒，是不能进出西域的。由于此道是出入西域的主干道，唐帝国在星星峡以南路段设有五个烽燧并驻有重兵以控制此道。其最北之烽第五烽在今马莲井，由马莲井往南，依次为第四烽--今之大泉，第三烽--今之红柳园，第二烽--今之白墩子，第一烽--今之沙井子。在此道沿途，只有五烽之下才有水源，是为西去西域的必经之地。如《玄奘传》记石盘陀云：“前途崄远，又无水草，唯五烽下有水”。玄奘曾由此道偷偷去西域求取佛法，当玄奘偷偷出玉门关来到第一烽时，就见到沙漠幻景海市蜃楼，此时玄奘已经干渴难耐，但又怕被官军发现。遂忍耐到晚上才偷偷去取水，但当玄奘偷偷去取水时，还是被发现了，“有一箭飒来，几中于膝”，不久又射来一箭，吓得他连忙大叫辩解而表明他的僧人身份。 唐代瓜伊道五烽 此道是唐帝国经营西域的主干道。在唐初，由于没有强权来管理西域的次序，丝绸之路的贸易利益之争已经白热化，在高昌（今吐鲁番附近）西部的焉耆国曾试图开通新道，绕开高昌直接通过沙漠到达唐帝国，由是高昌恨之，遣兵袭焉耆。并且，高昌凭借大漠险阻，又有突厥的支持，遂轻视唐帝国，于是，唐太宗李世民便派大将侯君集西出讨伐。据《旧唐书》载，高昌王认为其和中原中隔大漠，“地无水草，冬风冻寒，夏风如焚，风之所吹，行人多死”，大漠中的水源不能供应大规模的军团，“当行百人不能得至”，更何况大规模的唐军，认为唐帝国不可能发兵。当唐军已经渡过沙漠时，高昌王听闻后，“惶骇计无所出，发病而死”。随后侯君集命前军制造攻城器材，大军进屯“伊吾时罗漫山（今天山）”，不久后就攻陷高昌王城。此后，唐帝国便正式进入西域，设四镇，维持西域的秩序，一个崭新而辉煌的时代已经来临，而由瓜州到哈密的路线一直成为后世中原入西域的主干道。这种形势直到现代依然如此，今有G312国道和兰新铁路等，而处于沙漠道口的哈密遂成为西域的咽喉。由于汉玉门关（今小方盘城）已不当道，唐帝国遂将玉门关移到此线上，即为唐玉门关（今双塔水库稍西），并设瓜州（今锁阳镇遗址），由是瓜州遂成为唐帝国经营西域的大本营。 东疆地区的地理形势 由上可知，自汉代以来，由于环境的变化，形势的变迁，中原势力进入西域的方式也是不断变化的，总的来说，都是以疏勒河谷沿线的玉门、瓜州、敦煌等绿洲地带为进出的大本营。然在疏勒河沿线，自疏勒河拐弯处的玉门到敦煌，长达250公里，其地势平坦开阔，是很难构筑防线的，因此，汉武帝的方法是修筑长城，并在疏勒河谷绿洲地带屯驻重兵。而对于唐帝国来说，其方法也是类似于汉帝国，据统计，唐帝国在今敦煌置沙州，设豆卢军，管兵3400人；在今锁阳镇西部设瓜州，驻墨离军，管兵5000人；在今玉门市北部设玉门军，管兵5200人，疏勒河谷俨然一个巨大的堡垒。然屯驻重兵、修筑长城只是消极被动的防御方式，若要使得河西走廊获得安全的环境，则就要控制西域，将疏勒河谷变成内陆。因此，对国力强盛的汉、唐帝国来说，无不积极的挺进西域。而要挺进西域，就要横穿广袤的沙漠，处于沙漠对岸的哈密、吐鲁番一带的东疆地区便成了西域的咽喉。因此，能否控制东疆地区，便成了经营西域的关键所在。在明代时，明王朝前期虽进入哈密，但不久后又被迫放弃哈密卫，后又放弃疏勒河谷的瓜州、敦煌绿洲带，将防御前线内缩至嘉峪关一线，企图依靠山险，完全放弃沙漠天险，河西走廊就一日不得安宁，更不用说经营西域了。汉唐经营西域的经验教训，在现代我国开发大西北的背景下，依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