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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郭晔旻 相比安南君主“外王内帝”的两面派作风，明朝的另一个藩属国朝鲜李朝，则被评价为“虽不入版图，而其恭顺为最”。作为明朝宗藩秩序中的“模范生”，不仅“朝鲜”这一国名都是明太祖所赐，李朝的礼乐文物、民风土习（“衙门官制衣服”）也都对明朝保持一致（“悉随中国各朝制度”），李朝用来纪年的年号，自然也就是明朝的年号。从“洪武”到“万历”，都是如此。 但满洲在万历晚年崛起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一度被明朝和朝鲜目为“犬羊之辈”的女真族却在其领袖努尔哈赤（朝鲜史籍写作“老乙可赤”）的统领下日益强盛。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1636年，后金政权改称“大清”，“大汗”上尊号曰“皇帝”，由于朝鲜使节拒绝在皇太极的登基大典上行叩首礼称臣，清廷遂以朝鲜“败盟逆命”为由，由皇太极亲率12万大军进攻朝鲜。形势比人强，真到了“宁以国毙”的地步时，也只有签订“城下之盟”一途了。在这场朝鲜所称的“丙子虏乱”的战争结局里，李朝仁祖国王亲自对皇太极行了三拜九叩大礼，朝鲜被迫与明朝断交，接受清朝的册封；与清朝的关系也正式降为“君臣之义”。自然，朝鲜国王给中国皇帝的表笺也改用清朝颁发的历书与年号，看似都与明朝时期无二。 但在雷同的外表之下，实质却已是大相径庭。朝鲜对清朝的表面恭敬，完全出自对强力的畏惧，而再也没有了“宗藩秩序”中最需要的文化认同感。在朝鲜看来，明亡清兴，满洲入主中原根本就是“以夷乱夏”“神州陆沉”，唯有自己因为保留着明代的礼乐衣冠，因此仍是独存的“小中华”；甚至有资格因为明朝这一“大中华”的沦丧而升格为真正的“中华”。在这种朝鲜式的“华夷观念”的驱动下，朝鲜人对清朝中国的称呼变成了“大国”，有时甚至是毫不恭敬的“清国”，而再也不是依照明朝传统所应当称呼的“皇清”。朝鲜前往北京朝贡的使节们撰写的游记名称也从“朝天录”，悄然变成了“燕行录”——言下之意是并非去朝拜天朝，而仅仅是到燕京去出差，在私下里甚至把清朝皇帝称作“胡皇”，清朝使节称作“虏使”。而在表明清朝宗藩关系的“正朔”方面，朝鲜也开始效仿安南的先例，除了对外的公文贺表不得不用清朝年号应付之外，一些内部文书，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在明亡前用崇祯年号，在明亡后则用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年号。民间就更加不买大清的账了。在一句“清风不识字”就可以夺去一家性命的“文字狱”时代，中国人已对前明之物噤若寒蝉，而在作为“藩属”的朝鲜，私人著作却大模大样地写上了“崇祯后某某年”。明朝的末代皇帝朱由检断然不会想到，他的年号“崇祯”竟然能在异国他乡持续如此之久，直到清末，朝鲜仍有人坚持用这一明朝年号纪念，以至于出现“崇祯二百六十五年”的记载！ 于是乎，清朝中国与名义上的“宗藩”体系实际却是渐行渐远，直到19世纪末期这个体系的彻底崩溃。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清朝丢掉了朝鲜这个最重要的藩属国。而表面上成为“自主之国”的朝鲜国内也出现了一股要求把“王国”改称“帝国”的声浪，希望借此在国际上真正获得与邻国中国和日本的平等地位。 在这股思潮的推动下，李朝高宗终于在1897年10月12日祭告天地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韩，以是年为光武元年”。新建立的“大韩帝国”终于拥有了自己专属的年号，虽然“光武”两字，仍旧是从中国的东汉转舶而来。高宗选用“光武”这个年号，寓意自然是很明确的，希望能够像光武帝刘秀实现了大汉王朝的“中兴”一样，拯救岌岌可危的李氏王朝。可惜他终于没能如愿，大韩帝国的国祚不过13年，一共采用了“光武”“隆熙”两个年号。随着1910年的一纸《日韩合并条约》，大韩帝国寿终正寝，朝鲜半岛的三千里江山，就此竟然改用了“大日本帝国”的“明治”年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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