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再造的上海人 - 横穿两个国度的生命旅程 德国生活系列（七） 第二段职场生涯 – 随记篇 伴随着儿子的诞生，我们家的生活重心自然就转移到了他的身上。 在德国我和妻子两人一直独立生活，所以我们也继续独自面对抚养儿子这一圣神职责。所幸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对比较合理，除了覆盖面广泛的全民医保之外，在税收政策上也相对比较灵活，比如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税收等，这样从经济层面上也多了一些支持，让家庭里的妻子们（比如我的妻子）更有可能成为全职家庭妇女，来相夫教子。 家庭妇女在德国社会里比较常见，它是一份全职工作，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重要于很多社会上的其它职业，它用一个母亲的生命时间来抚养下一代，赋予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所必须的除了阳光空气之外的最宝贵的母爱，从而让他们能身心健康地自然成长。但这一古老的自然规律在现实社会里，尤其在当今中国，很遗憾不得不受到现实环境及观念的一些限制。 我们的儿子从出生以来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妻子的全方位照顾，能给予他较完整的家庭关爱和陪伴，让我们作为父母一直由衷地觉得庆幸和自豪。 但是在自豪的旅途上我们也不得不独自面对所有的挑战。想到毕竟是初为人母，从以防万一的角度出发，我妻子还是办理了邀请手续，把她母亲特地从上海接到德国我们家里，来照顾一下“坐月子”的妻子。我丈母娘在上海生活了一辈子，当时也已退休，习惯了大城市熙熙攘攘的热闹环境和充满生活气息的多彩氛围，突然被空降到德国位于一个小镇的我们家，先是接受了我妻子对她做的简单上岗培训，比如了解家里的基本情况，以及家外的生活环境，哪里有什么商店等，紧接着就开始了她在德国的对我们的“支教生活”。 因为妻子和我在德国早就习惯了独立生活，在初为人父母的过程中也比想象中要走得顺畅，所以尽管有母亲陪伴身旁，总体上妻子还是自己在家中独当一面，有条不紊地开展着哺育儿子的工作。逐渐的我丈母娘想发挥余热的抱负得不到充分施展，同时没两天她就逛遍了我家周围她能逛的所有地方，每天去小森林散步也不是她愿意接受的新爱好，而且据她说每次出门，我们的左邻右舍见到她都会客气地和她打招呼并握手，给予她外宾礼遇，但这让她很不习惯，毕竟语言沟通障碍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没多久，在鸿堡这样一个与她所熟悉的生活环境格格不入的，宁静安逸的德国小镇里，我丈母娘变得无所适从。 工作之余我就趁周末开车带全家到较近的大城市游览，在人群里，我们总算看到了我丈母娘如鱼得水的兴奋的眼光，但回来之后，每天下班回家，我看到更多的还是她在翻来覆去地看那几张我们给她的当地中文报纸，很有种百无聊赖，有苦说不出的感觉。这时候我妻子不得不做出决定，提前终止她母亲的德国支教生活，把她送回了家乡。听家里人说，重回故土之后，丈母娘马上就又恢复了正常，每天精神抖擞地继续穿梭在她所熟悉的热闹市井里，我们想象得出这时她用母语和商贩们讨价还价时的重拾自信的场景。 现在回想起这一生活经历，也会联想到在职场上的一些类似场景，比如有些空降兵来到一个全新的工作环境，纵有浑身武艺，但是不能融入到新的文化理念中去，从而最终以合作失败而告终。其中既有先天因素，毕竟人与人之间自然会存在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后天较难改变，也有作为职场新进人员没有付出足够努力让自己适应新环境的因素，从而导致这一结果。 同时站在公司的角度，怎样创建并维护一个良好健康的，适合自己的公司文化，来不断吸引并留住志同道合的优秀员工为之而奋斗，这应该是公司管理层所面对，并亲力亲为的一个首要任务。毕竟文化价值观看似抽象，实际是大到社会，小到公司的重要基石，它可以形式多样，充分体现人类社会的多元化，但都必须积极健康和务实，这样各色人等才能在它之上真正做到安居乐业，各种技能工种才能以它为依托而百花齐放。 随着第二份工作的继续推进，那时我也有了较多的回中国出差的机会。每次从法兰克福机场飞回国，日新月异的变化都会扑鼻而来，我们国人渴望新生活的激情随处可见，这些都和稳定保守的德国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记得那段时间中德两国之间的交流已经日趋频繁，中国国航为了和德国汉莎竞争夺取客源，采取了不少举措，不仅有价格上的优势，同时在硬件及服务上与之前相比也有了不少的新投入。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订了国航的商务舱，在机场就会有国航的地面服务人员带着我直接走特殊海关通道，享受VIP待遇，而且有几次没通知我就直接把我升舱到了头等舱，让我甚至产生错觉，觉得国航的商务舱设施已经直接达到了头等舱水准了。只可惜“好景不长”，印象中不出几年，国航的机票价格就水涨船高，达到甚至于超过了汉莎，而且短暂享受过的特殊待遇也很快就不复存在了，可能这就是市场经济，供需再平衡吧。 当时中国的招商引资工作如火如荼，各地政府都在积极地用各种优惠便利政策来吸引外商投资，尤其是对优质的欧美投资更是趋之若鹜。我们国人在追求美好新生活时所爆发出来的巨大的积极主动性和灵活性随处可见。记得有一次我和公司的德国同事乘车穿梭在山东的某个发展还不算快的城市里，当时路上的车辆还较稀少，但是崭新宽敞的多车道马路已经四通八达，传递着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的信号，让习惯了稳健保守型投资的德国同事们感叹不已。 还有一次我们集团总部的一个董事级老板出访中国，为我们在那里的投资项目进行背书。德国大老板出行，计划周密精确到分钟，听说他出行不带托运行李，就是为了节省等行李的时间，所以与他一起出行的其他德国同事们也都不得不放弃了托运行李只为与他保持一致。在中国的行程中为了弥补某个环节里被拖拉掉的时间，我们国内的同事多方协调，临时安排出了一辆小型包机，把大老板几乎无缝对接地从南京运到了上海浦东机场进行下一个活动，我当时有幸也作为陪同之一有生第一次地坐上了包机。但是从浦东机场到上海市区活动地点的坐车路上我们还是被堵得严严实实，无可奈何，感叹着人算不如天算。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德国人的严谨和周密计划性，与中国人的灵活包容性能够合二为一的话，那算不算是一个完美结合呢？ 每次回国，我都是就近从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起飞，说到法兰克福机场，我与它也有一定的渊源，不仅因为它是我们进出德国的重要门户，也因为在90年代留学初期，我有幸得到过在法兰克福机场的管理公司的假期实习机会。法兰克福机场管理公司隶属于德国政府，由法兰克福市，所属的黑森州，以及联邦政府出资建立，进行对法兰克福机场的所有日常运营的管理工作（该公司在2001年给自己起了个Fraport的名字并成为了一家上市公司）。法兰克福机场是德国第一大以及欧洲第二大机场，是重要的欧洲进出交通门户，也是众多在这个门户里安家的航空公司及各种办事机构的承载平台。 我当时的实习工作相对比较简单，主要参与一些对来机场参观访问的各国代表团的联络接待工作，以及具体针对中国的一些关于机场的宣传翻译工作。尽管工作本身难度不大，但是对于初来乍到，才刚开始德国学业的我来说，光是在如何与德国同事们进行语言沟通上，就让我面临巨大挑战。记得在刚开始实习的第一个暑假，每天早晨我坐上宽敞明亮的机场大巴踩着时间点去上班，每当离机场越来越近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开始无比紧张，想象着与德国人交流时可能会碰到的各种障碍，这时我自身的心理障碍犹如一道鸿沟，难以逾越。 好在我做的只是一份学生实习工作，大家对我的要求不高，让我反而有时间更多地去观察和感受德国公司里人们的日常言行和工作上的行为举止。我的同事中有一位法国人，尽管他当时已在德国生活多年，但可能作为外乡人所特有的德语口音，以及身上所散发出的与本地主流文化有所不同的独特气息，让我对他至今仍保留有一些特别印象。 记得这位法国同事负责市场营销工作，他是一个50多岁的修饰整洁的法国男人，身上有一股与生俱来的亲和力，初次与我见面时他和蔼地问我叫什么名字，因为我在出国前用过一个英文名字，刚来到德国时我也用它和人交流，于是我自然地把这个英文名字报给了他。没想到他听后诧异地问我说，这不是英文名字吗，你的真正的中文名字是什么呢？我就如实相告了我中文名字的汉语拼音，结果他马上很认真地对我说，你的中文名字很好听，也很好记啊，而且它就是你的原名，为什么还要用一个英文名字呢？这番话是之前没有任何人和我说过的，也是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当时一瞬间只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再加上他说这番话时的认真态度，让我马上就接受了他的观点，从此我就再也没有用过英文名字，而是一直只用中文名字及其拼音。 事后我在想，他的这一观点很可能与法国人对自己文化的高度认可与自豪感密不可分，从而他们认为把这一观点套用在其他国家与文化上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到了现在我慢慢地又在想，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多元化的，我们每个人需要了解自己的文化，并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的同时，带着好奇心走向世界，并带着包容心去了解他人文化，争取能真正做到取长补短。至于这时候自己在说着哪国语言，用着哪国名字，可能就只是个表面形式而已，不是太重要了。 德国留学期间的那几年在法兰克福机场的假期实习经历，让我对德国职场及社会里人们相互之间的待人接物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比如什么事都讲究预约的计划性，守时性，诚信为先，包括相互握手时彼此看着对方双眼的那股认真劲，这些细节都反映了德国文化里的认真严谨态度，只是在当时我们中国人眼里它也的确少了些灵活性。同时这段经历也让第一次踏出国门的我意识到，其实我们在中国经常说的“外国”这样一个概念是不存在的，因为每个国家民族都不一样，都有它自己不同的文化特性。 叶玮玮和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先生的合影 By 叶玮玮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