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没有道德

陈凯歌执导的电影《搜索》中，描述了一场道德绑架：

患了绝症的女主因在公交车上没有给老人让座，便被道德圣人们拍下视频传至网络。于是，一场人肉狂欢的网络暴力开始了，女主几度陷入绝望的境地。

看完这部电影，我就想了，如果我是风暴中心的那位女主，我将如何应对这场道德绑架呢？

思来想去，我觉得没有什么方法能比下面这句话更完美的了：

只要我没有道德，我就不怕被道德绑架。

初看这句话，你或许会觉得惊世骇俗，但细细咀嚼，却能感受到一股大智若愚的味道。

咱们且慢慢分析。

在座的诸位，如果要问起我们中国上下五千年最不缺什么，您会如何作答？

我的回答是，中国或许什么都缺过，可是却从不缺“道德”。

是的，我们中国从不缺道德，哪怕是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而且也正是在礼崩乐坏的年代，强调道德的君子们才蹦跶得最欢：

比如，晋朝这么一个靠篡位而成就的朝代，最讲究以孝治天下；北宋末代皇帝的妃嫔、公主郡主都被金人俘虏去当了性奴，南渡的南宋理学家们才非常强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看来，老子的那句，“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才是终极真理。

中国的道德史太长了，长到无聊之极、恐怖之极：

比如，嫂子掉进河里小叔子该不该伸手救援这个问题，从孟子到清末，竟然讨论了两千多年；再比如，为了节省家里的口粮，把儿子埋了以更好赡养母亲的“埋儿救母”一事，居然会被写进二十四孝，从晋朝传颂至今一千多年……

中国的道德名目也太多了。

有人分析过中国、印度、古希腊哲学的不同。他说，古希腊哲学研究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印度哲学研究人与自心的关系，中国哲学研究人与人的关系。

中国整个几千年历史都在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致于我们的道德名目足可以装满五辆大车：

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人君要干嘛，为人臣要干嘛，谁是谁的纲，在皇上面前怎么说话，在乡人面前怎么说话，全部规定得清清楚楚。

道德多到无以复加，令人感觉处处受掣肘时，这不就跟债一样吗？所以我觉得中国古人非常累，因为他们欠了一屁股道德债。

但更累的其实是现代人。

我们天天强调“破旧立新”，但我们的旧破了那么多年也没有破彻底，比如，这几年什么“女德班”的出现，打得全社会一阵脸疼；

不但旧未破，新也没有立好，最典型的就是正儿八经的女权被一些极端人士搞成“田园女拳”，打得人脑壳疼。

旧未破、新未立的前提下，我倒不如觉得，短时间内，干脆把所有道德债都扔到一边，只遵守法律的底线罢了。

不要觉得我是下限婊。

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最好不要一股脑地让人民追求上限，相反，其实只需要让人们恪守下限便行了。

明朝中后期道德学家泛滥，是中国历史上最讲究道德的年代，但也是伪君子最多的时代。随便举个例子：

清军一来，跟妓女柳如是约好一起投河殉国的钱谦益以“水太冷，不能下”为由，立马去新朝享受荣华富贵去了，至于气节什么的，统统扔一边儿了。

明朝的教训告诉我们，当整个社会都把道德挂在嘴边时，这个社会一定是小人成堆的国家。

所以我才说，不如大家干脆把道德撇在一边，只讲法律罢了。

我给你老板打工，您就不要从道德上说给资本家加班有助于提升奋斗精神，而是只讲法律补偿我加班费；

我实在太累了在公交车上不给您老人让座，您就不要从道德上说我不尊老爱幼，而应该从法律上说，确实，没有法律规定年轻人必须给老年人让座。如此等等。

这样一来，我们越是恪守下限，才有追求更高层次的动力；而社会若一开始就给我定的太高的界限，我反而望而生畏，跌到下限以下了。

道德名目越多，应扔掉的道德名目也越多，而不是只要被冠以道德二字，即能变成需要保护的对象了。

就连圣人孔子先生也劝他的学生子贡，在赎回本国俘虏后，应该去政府那里领赏金，而非做一个道德君子分文不要——因为开了这个先河，以后谁都不敢去领赏金，那本国的俘虏谁还敢去赎回？

但愿我们不要总是把孔融让梨的故事挂在嘴上，因为这样的道德是以他人（孔融兄长、弟弟）的不道德，来成全自己的道德。

我们新时代的孔融，应该是大大方方地拿过那个最大的梨，说：“这次我吃最大的，下次你们吃最大的”！

这样一来，虽然我们少了一个道德的孔融，却多了一个守法的孔融，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能受此启发，在财富的分配时，能解下不敢争利的道德枷锁——

劳动者被资本家剥削而不敢言，有些情况下就是觉得自己配不上的心理在作怪。

事实上，劳动者到底配不配得上，亦或者干脆直白地说牺牲了多少、被资本家榨取了多少剩余价值，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中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