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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史论》的第三十五章，阿克顿专门论述了两种政治思维。本文将简单加以概括和补充。 1. 先验的或演绎的思维方式 即，用数学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来解决伦理道德和政治的实际问题。这种演绎方法有极大的魅力：它的不证自明、绝对正确，它的可信的普遍适用性，它完全轻视一切否定意见，它组织安排的简易流畅性。因为，逻辑极少要求外部的援助；它是内在的；它的原则是先天的；学得快，用得轻松。pp.546-547 然而，在阿克顿看来，这种思维缺乏实践的判断力，“仅能使一个人在整体和其部分之间作逻辑一贯的推理，使他穿上其半真理色彩的褴褛衣衫，而看不见他自己能力的局限。”pp.548-549 2. 归纳的或经验的思维方式 衡量各种可能性，考虑相反原则的干扰，理解作为归纳建立基础的所有事实。……小心翼翼、希望正确、生怕出错，每一步都通过例子和实验来验证其有效性。这种学习是漫长而艰难的；向青年学生推荐这样一种学习，绝无任何吸引力——它给人留下的是单调、枯燥乏味、费力的印象。（p.545-546）就像波兰尼所指出的那样，这属于“默会知识”的学习方式，只能通过漫长的实践，绝无可能通过教科书习得。 把逻辑、原则贯彻到极致，不是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它更为强调具体的情境（circumstances）、形势（situation）。这也解释了保守主义不太受年轻人欢迎的原因。因为它不热衷于宣传普遍原则，也无意构建严密的理论体系，毋宁说它更关心如何将一般性的原则运用于具体的情境之中。 就像冯克利评价柏克时指出的那样，“柏克相信世俗生活一定有某种超验的目的性，但他确实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情境主义的倾向，拒绝用任何通用原则生硬地裁剪具体的社会问题，无论这种原则是宗教的还是哲学的。”（参见：冯克利｜因袭的智慧——读柏克《法国革命补论》） 阿克顿归纳的这两种思维方式，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萨托利之问，为什么“理性主义周游四方，经验主义足不出户”。（参见：萨托利｜英美思维方式与欧陆思维方式的差异） 无疑，阿克顿称许的是后一种思维方式。他说，“这是一切伟大政治家的特征。所有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和律师都具有酷爱事实的特征。他们细心衡量各种权威，提出特别的诉求，他们似乎对原则的逻辑进展表现出犬儒主义的冷淡，他们不在乎辞令、哲学、对天性与情感之最崇高最令人仰慕的爆发无动于衷。在法律和政治的领域，具有冷静的判断力和清醒理智的人会扑灭所有这样的激情。”p.5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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