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牛角上的方言

  

据说上海人很为自己说上海话自豪，但是不愿意上海话普及，初到上海的人，要是想学上海话，一定会受到正宗上海人揶揄的：帮帮忙好伐？阿拉只倪朵吃不消（帮帮忙，我耳朵受不了。）

在我小时候，印象中上海的月亮都要特别圆，那时候谁要是穿一件漂亮的花衣裳，不用问肯定是上海产的。而上海人在外地照样牛，我妈妈单位的技术员王叔叔是上海人，他在浙西小城工作了半辈子，拒绝本地方言。那时候我外婆开了一家茶馆兼代销店，王叔叔经常来店里买东西，顺便坐下喝茶聊天，因为他是上海人，所以同时在店里的茶客就喜欢跟他打听上海的楼房到底有多高？他有时候说六七层，有时候说十几层，总之是“佬高佬高”（很高很高。）听过多次的人，就忍不住问他：“到底有几层？”王叔叔就说：“侬晓得伐？阿拉拨楼层数清，头脑壳乏要扭脱格？”（你知道吗？我要是把楼层数清，脑袋会仰断掉的）。那时候我双手支颊，梦幻一样半懂不懂地听他说上海话，他也算喜欢我，有时候把我抱在腿上坐着跟我说话：“做宁一世，要多切拎世面”（做人一辈子，要多出去见识）。而在我听来，这“临时面”是一种什么面？会不会比糯米饭还好吃？

有一次，王叔叔说他要回上海一次，我吞吞口水鼓起勇气跟他提出：“能不能带点“临时面”回来给我吃？弄得王叔叔大喊“夏夏侬，夏夏侬，阿拉只倪朵吃不消。”（谢谢啊拜托啊，我的耳朵受不了啦。）嘿嘿，所以不一定要学上海话才会被揶揄，听不懂上海话也照样会让他“倪朵吃不消”。所以，人家说上海话是牛角上的方言，会顶人。

属于牛角上的方言一类的，还有杭州话。杭州人很不服气上海人的骄傲：什么呀？一个沙滩建丘的城市，无根无标，六路八道集中起来的一群人，那个语言根本就没有文化根基。

杭州人大概是认为自己有文化根基的，尤其是宋朝靖康之祸以后，高宗南渡称帝，建都临安，成为南宋，临安就从属于杭州。虽然那个文化挺悲惨，是个亡国文化，不过在当时也是极度繁华，对于这个地区来说，得益还是很大。那时候的杭州，京官多得跟白果树上结的果子似地，秋风一吹，遍地打滚。而京官嘛，基本都是北方人，北方人说话，好像嘴里含萝卜似地，囫囵大个，每说个啥的，还在尾巴上加个“儿”。杭州方言，本来是属于吴侬软语一派，跟那地方的山水一样，糍糯润滑，可是人往上走，水往低流，这是天性，杭州也成了京都了，人当然要学点京谱，所以，杭州话就独具一格成为江南官话，“儿”起来。别有意味的，是那个被臣服时代，也正“儿”化着。

至今的杭州人，还是“儿”着，“儿”的很自得，“儿”得上海人也不得不弯一弯舌头。一般人去杭州，说普通话，杭州人都热情的很，店员以及船娘都很乐于交谈。但是杭州人对于上海人就是不太通融，上海人到杭州说上海话，很多人会傲然地告诉他，听不懂，请他说普通话。所以上海人所自豪的上海话，在杭州，总是难以遇到乐于倾听的耳朵。

一个上海人在杭州可能受多了拒绝，于是产生了一点逆反心理：倷佛色是“儿”多吗？阿拉阿会介许多“儿”格。（你杭州人不就是喜欢说“儿”吗？我也会说很多。)于是带点顽皮出于调侃地模仿起杭州话来了。去西湖游船要买票，他说：“洞洞眼里的姑娘儿，拨吾一张票儿。”（窗口里的姑娘，给我买张票。）遛大街要坐三轮，他招招手：“车夫儿，拨吾乘个车儿。”（师傅，我要乘车。）到饭馆吃饭，他咧嘴就喊：“跑堂儿，吾要两个饺儿。”（服务员，给我两份饺子）结果，那饭馆跑堂的是个女生，一听之下，顿时怒起，呼拉扇过去一巴掌！哈哈。

杭州话里的饺子就叫饺子，或者“水饺、煎饺”，“饺儿”听起来就是“交儿”，“吾要两个交儿”，就跟阿Q跟吴妈说“我要和你困觉”一样！

呵呵，杭州人，上海人，杭州话，上海话。真是挺牛的。

作者:陈皮朵娃

陈皮朵娃的公众号：码字客

（图片取自网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