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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青铜敦的南北二系及其互动关系 O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Series of Bronze Dui and Their Interaction 湖南省博物馆 刘彬徽 Liu Binhui, Hunan Museum 内容提要：青铜敦分为盆体敦、圆体敦两大类。本文对圆体敦提出南北二系的新论，列出南北二系分期序列图，论述南北二系圆体敦的主要区别：1.南系敦器体的盖和器身各为相同的半球状，相互对称，可名为对称敦；北系敦盖小器身大，不对称，为不对称敦。2.南系敦器口平沿，盖沿衔卡扣合器身；北系敦口沿为子口和盖呈子母口扣合。3.南系敦和北系敦的盖上立钮结构有异。4.南北系敦的纹饰有差异。5.南系敦自名盏，北系敦自名敦，不称盏。 南北二系圆体敦既泾渭分明又相互影响、交融。本文并重点考察了南系敦及南系敦因素向北影响、流传及其历史背景。 关键词：青铜敦 南系敦 北系敦 圆体敦 南系敦影响北系敦 Abstract: Bronze dui vessels fall into the two major categories of bowl-shaped ones and spherical on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new theory that there exist the two series of southern and northern spherical bronze dui vessels, lists the periodization sequence of these two series, and discusses the main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outhern and the northern spherical dui vessels: 1, The lid and the body of southern dui vessels are identical hemispheres, so they are called symmetrical dui; the lid is much smaller than the body for northern dui vessels, so they are called asymmetrical dui. 2, The top of the body is flat for southern dui vessels and the lid is fastened to the body through special fastening grooves. The top of the body is convex for northern dui vessels, so it forms a snap fastener with the concave mouth of the lid. 3, The knobs are structurally different for southern and northern dui vessels. 4, The décor is different for the two series. 5, Dui vessels of the southern series bear the name “zhan” while those of the northern series do not. These two series of spherical dui vessels, though very different in many aspects, mutually influence and mingle with each other.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outhern series of dui, the northward influence of its elements, its circulation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Key words: bronze dui vessels dui vessels of the southern series dui vessels of the northern series the influence of southern dui on northern dui 敦，它是中国青铜器的重要器类，是反映中国古代文明特征的一种典型器类，以其独特的形态展示于世，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仅见的。花团锦簇的中华古代文明又是由许多区域文化之花所组成。敦在当时南北广大区域内出现，在不同的区域内，敦的形态又稍有变异，……敦的文化特征，区域差别值得进一步研究。这是拙著《楚系青铜器研究》中的一段话，书内对敦作了较详论述[1]。自拙著《楚系青铜器研究》（以下简称《楚铜器研》）出版二十多年来，学界对敦的研究仍持续不断，既有新共识，也有新分歧，常论常新，乃学术研究之常态，应积极地予以应对。2018年出版的《东周青铜容器谱系研究》上下册（以下简称《铜容器谱》）[2]，内容丰富，自成体系，多有创新。例如青铜簠、匜谱系的新见值得关注。但此书尚存较多要再讨论的若干学术问题，其中青铜敦谱系问题便是其中之一。同在2018年，笔者已著文“提出鼎、盏、敦中的周楚二系的新认识，并提出楚系鼎、簠、盏、敦演化的时空格局和在地域上的南北轨迹”[3]。但对敦的南北二系并未详究，经过近期再考察，认为有必要着重讨论。以下分为两个部分论述。 一 敦的南北二系论 为什么说敦也可如同《铜容器谱》关于簠、匜南北二系新论那样可以分为南北二系？这一方面来自笔者对拙著关于敦的论述的进一步持续研究，另一方面也是对所见有关南北敦的资料的检索、再思考。这要感谢有关敦的论著尤其是《铜容器谱》提供的大量图像资料[4]。 敦的南系以楚系为中心，北系以晋、三晋、齐系为主、南系之楚敦型式、序列在拙著《楚铜器研》分为盆体敦、圆体敦两类论述。[5]对北系敦在此提出新论。 对于敦的型式划分、年代序列，本文不同于以往将南北地域统一划分型式，而是首先区分南北二系（南为楚系，北为晋、齐系）。限于时间与篇幅，不再分出过多型式，仅对主要型式作散文式论述，且着重对圆体敦研究，请读者鉴谅。 南北二系敦的年代、形制、纹饰等方面的异同，以下分论。 1.南北二系敦年代序列 （1）南系圆体敦出现年代新论 以往多认为南系圆体敦出现年代，最早者为东周四期即春秋晚期，2018年拙文已认为可提早到东周三期后段。[6]近日考察湖北当阳楚墓陶器资料，知有东周二期后段和东周三期前段的陶圆体敦两件：一件通高16厘米，口径13.2厘米，由两个半球状体相扣成一扁球体形，盖钮及三足均作鸟状；另一件通高18厘米，径15.2厘米，扁球体，由两个半球状体扣合而成，上下各有三个钮足。此两件陶器，因发掘报告原定名鼎形器[7]，未引起注意，待看到后出的当阳楚文物图集定名为敦形器[8]，笔者方悟出应改名为陶敦（图一；图二，1、2）。 问题是有没有同时期的青铜敦呢？有可能。理由是笔者注意到了张懋镕教授关于陶器与铜器关系的论述：“非仿陶铜器，是从别的铜器派生出来的[9]”。陶敦为此类器之一。铜敦并非仿自陶敦，而应是陶敦仿自铜敦，就是说这种陶圆体敦应仿自同时期圆体铜敦，只是迄今为止尚未见到或尚未出土同时期的这种铜敦而已。但由此可认为南系圆体敦出现年代应可按陶敦的年代提前到东周二期后段和东周三期前段[10]。 据上所述，南系圆体敦年代应从东周二期后段起历经三、四、五、六、七期存在连续的年代序列（图二）。[11] （2）北系圆体敦出现年代问题 《铜容器谱》列出1件为东周二期（该书第116页8号图）。对此器年代有不同看法，例如有论著把此器和洛阳中州路M4的1件同归为一个期内[12]。然中州路M4的年代为东周四期，则与之同列的这件铜敦应非东周二期，故本文不选择此件，又找不出其他可列入东周二期的北系敦。看来北系敦的年代序列只能从东周三期开始，略晚于南系圆体敦的年代，从东周三期以降至七期，北系圆体敦也存在连续序列[13]（图三）。 以上所述南北二系圆体敦主要器型年代早晚序列，与盆体敦年代相较，圆体敦出现年代略晚于盆体敦（最早为东周一期后段，注释[3]拙文已有论述），但延续年代至东周七期，比盆体敦最晚年代的东周四、五期间，年代长度长得多，且圆体敦数量最多，故圆体敦的南北二系更具典型性、重要性。当然，在比较研究中也不可忽视盆体敦。 2.南北二系圆体敦的形制异同 青铜敦尤其是圆体敦的形态多种多样，如何准确地划分型式，是研究中首要的基础性问题。但目前所见型式划分也是多种多样，有必要通过进一步相互讨论求取共识。如前面所言，本文仅限定在对圆体敦的南北二系予以讨论，暂不过多讨论多种型式划分中有争议的问题。 （1）器体对称与不对称之分，如图一所示、南系敦盖和器身为大小相同的两个半圆形体（半球状）合成，盖和器身是对称的，图二显示从早期到晚期都是这种对称敦体。北系敦的盖小器身大或曰盖浅腹深，盖和器身是不对称的，图三显示从早到晚都是这种不对称敦体。故南北二系敦这种器体对称与不对称之分，应分属两系（南系敦并有器足和盖钮对称的敦）。 （2）器身口沿有平沿、子口之分。南系敦口沿为平口沿（图一、二；图四，1、2），其盖沿有衔扣，卡住器身口沿。北系敦为子口，和盖合成子母口（图三；图四，3、4）。南北二系敦口沿这种截然不同的状况从早到晚存在，乃区分南北二系圆体敦又一重要标志之一。 （3）盖钮结构有差异，南北二系圆体敦盖钮三个立钮（偶见四个）和盖体结构方式不同，南系敦盖钮立面线垂直于盖缘弧线，状如（图五，1）。北系敦盖钮立面线平行于盖沿弧线，状如（图五，2、3）[14]。南北二系圆体敦盖钮这种看似微小的差异从早到晚也同样存在，同样是南北二系圆体敦差异的又一显著标识之一，此前似尚无人论及，特在此予以揭示。南北二系盖钮形状也有差异，看图便知，不再述。 （4）器足的异同，同为三足（有极个别四足者），南系敦足有曲线美，多呈外撇弯曲状或蜷龙形足，北系则多为蹄状小直足或环形足。南北都有环形足，数量不多。 以上所述南北敦形制上的差异是区分南北两系或者两型的最重要、最根本的标准，以下再从其他方面作辅助说明[15]。 3.南北二系敦纹饰的差异 南北二系敦纹饰的差异同样显著，尤以东周三期至五期为最，南系动物纹多，北系素面多[16]。南北都有几何纹，风格有差异。南系纹饰华丽、缤纷多姿、赏心悦目；北系多简朴，对比鲜明。例如：（1）东周四期南系楚敦已流行镶嵌动物纹饰，有湖北谷城的1件镶嵌动物纹敦（图四，1）；在同期的盆体敦如宜城出土的1件也同样镶嵌龙形动物[17]。（2）东周五期有湖北当阳窑湾出土的镶嵌蟠龙纹敦（图六，1），有河南淅川徐家岭楚墓出土的通体画像动物纹敦（图六，2）[18]。（3）东周六期仍延续动物纹风格之敦，湖北荆州天星观M2之敦即其例（图六，3）[19]。（4）更可见通体装饰勾连云纹等标准敦，见有湖北出土的1件曾流失海外后经多方努力得以收回入藏鄂博的敦，（图六，4）[20]。以及随州擂鼓墩出土的1件(图一，9)等均为其例。（5）还要提到盆体钵敦出土的许多精品均有“繁饰”，上至楚王之敦，下至中小贵族之敦均有多例（图六，5、6、7、8）[21]。北系则多素面或简朴几何纹。连北系齐国国君之敦也是素面的。南北二系敦纹饰种类、风格差异至显。 4.南北二系敦之自名不同 南系圆体敦自名为盏，不称敦[22]，北系则自名为敦，不称盏，泾渭分明。 以上所述南北二系敦的诸多不同和差异，肯定了南北二系圆体敦广泛存在的历史事实。其实在东周时代文化上的南北之分，不仅敦一例，而表现在诸多方面，近当代学者们多有论述[23]，不繁引述。 二 南北二系敦互动论 上部分所述为南北之分，这个部分则要论述南北二系之合，论其交互影响、传流，考察两系之间“传承、吸收、融合、创新”[24]的交融演变关系。商殷、西周发展起来的相对统一的华夏文化到东周时代分化为南北几大文化系统、各具其区域本土文化特色而又相互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现多姿多彩的复杂局面，弄清此类复杂关系，并不是很容易的事。还要注意到曾有学者们指出的“重北轻南”倾向[25]。考古界对先秦文化的双向、反向影响也是多有论及：“只重视中原文化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还应重视南方青铜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反向影响”[26]。这一看法值得重视，考察南北两系青铜敦互动关系，应着重考察南系青铜敦对北系的“反向影响”。 1.盆体敦北传，拙著认为“最早的盆体敦产自楚地，且不乏精工之器，推测盆体敦乃楚人所创制”[27]。河南新郑铁岭出土的两件敦，《铜容器谱》116页列其年代东周四、五期，晚于南系楚敦，可视为南系楚盆体敦向北“反向影响”的例证。[28]新郑郑伯墓内也有其例[29]。 2.圆体敦南系对北系的影响，拙著也已认为“圆体敦年代最早者也在楚地首见”[30]。向北在中原地区的许、郑、蔡等诸侯国有流传。在平顶山原许国境内出土东周四期的是北系圆体敦，到东周五期被南系圆体敦取代，即是楚敦向北的流传[31]（图七1、2）。新郑李家村原郑国境内出土的南系圆体敦也是北向影响所致[32]（图七，3）。原蔡国境内上蔡出土的1件南系圆体敦年代为东周六期更是南系敦北传的又一例证[33]（图七，4）。 南系圆体敦或其因素北渐，战国时期已波及北系晋、齐境内，所见到的多件圆体敦（图七，5~8）均为子母口结构，多件的盖钮结构也是北系，从这两点看，应属北系圆体敦，但盖和器身则为各半相同的对称体，显示乃南系圆体敦特征，应是受到了南系圆体敦的影响所致[34]。 齐国国君陈侯午敦，一件完整，一件为半体，完整者盖器对称（图七，9），也当是受南系圆体敦影响，存半器者（图七，10）器口平沿，也应是受南系影响，而器足则又具北系特征。陈侯因敦存半器（图七，10），器口为子口、直足仍是北系敦特征，保留了北系敦传统，直到战国晚期仍见此传统。 3.讨论一个个案实例——宋右师敦的系属问题。先看其年代、 器主。据简报报道，此器为宋国官至右师名叫皇缓者之器，年代在公元前478年至前469年之间[35]（图八），为东周四期偏晚。此器的形制是“盖的形制与敦体相同，微占圆球的一少半，三个盖钮已失，通体光素”[36]，其器口为子母口。据此可知盖、器不完全等同，但大小已相近，器为子母口长直足，具备了北系圆体敦特征，可归入北系器，但值得关注两点：第一点，其盖钮结构据其缺失遗痕看，应是采用南系敦的结构（见图五所示）。由此观之，当是接受了南系敦盖钮结构的影响，第二点，盖与器虽不完全等同，但已接近等同，应是受到了南系盖、器对称的影响所致。第三点，其器名为“粢食器”，既非北系之敦名，也非南系之盏名，从器名看似乎既非南系也非北系，而是在南北两系影响下具本土特色之器。 4.略述南系敦向北“反向影响”的历史背景。南系敦北渐，或整器北传，或北系敦接受了楚敦因素，与当时的历史发展大势尤与楚势力向北推进有关。东周时代楚国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其国力和经济文化发展后来居上。“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礼器、兵器制造业处于领先水平。拙著将楚系青铜器分为七期和楚国历史发展的七期合拍，历史分期为：始强期、争霸期、霸业期、守成期、争雄期、强盛期、衰亡期[37]。早在东周二期的争霸期，公元前642年“郑伯始朝于楚、楚子赐之金”[38]，以后又多次朝于楚，可见其时作为北系诸侯国的郑国已屈服于楚，楚敦或其文化因素北传至郑境内应毫不奇怪！同是东周二期，公元前639年，楚势深入宋国境内，楚和宋、陈、蔡、许、郑、曹等北系诸侯国会于宋境盂地，“执辱宋公”[39]。第二年伐宋，射伤宋公致死。楚势咄咄逼人，中原小国望风披靡，其势力已推进到宋国以北的曹、卫两国境内，宋国及周边地区受楚文化、楚敦影响势所必然，上述宋右师敦之有楚文化因素，同样毫不奇怪。公元前606年楚庄王伐戎至洛，观兵周郊问鼎中原。东周三期之初，公元前597年，楚晋泌之战，楚胜晋败，楚人饮马黄河，楚之霸业达于顶峰[40]。战国时期，楚势不减，向北灭许、蔡、杞、莒等小国，“广地至泗上”[41]，深入今山东境内，楚文化向北影响是必然的，南系圆体敦楚敦向北影响、北传也是势所必然。应当如实地看待这一客观历史事实，对南系楚敦的向北“反向影响”也就好理解了。 当然，影响应该是双向的，既要看到南系敦对北系敦的影响、流传，也要看到北系敦对南系敦影响。但应承认南系敦对北系敦的影响远远大于后者，故本文着重考察了南系对北系的影响，限于篇幅与精力，暂不对北向南的影响进行较多研究、论述。 “学术贵在创新，应提出新的有说服力的见解”[42]。本文之新论是否准确，允当？有待学界评论，恳请读者诸君赐教为感。 注释： [1]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简称《楚铜器研》），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56页。湖北教育出版社于2019年重新出版第137 页。 [2]路国权：《东周青铜容器谱系研究》上下册（简称《铜容器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3]刘彬徽：《春秋战国时代青铜器研究的新进展与新思考》，《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十四辑，岳麓书社2018年。 [4]主要有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中下册（简称《铜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和《铜容器谱》书内有大量与敦共存的铜器群图像资料，对本文敦的论述大有助益。 [5]拙著《楚铜器研》152页“把盆体敦称盏”，指器底有足之器，未包括无足的“废敦”。这种有足之盆体敦对应圆体敦，也可称之为非圆体敦。广言之，和圆体敦都可通称为敦，圆体敦指器体周缘呈圆环形，有扁圆、正圆、椭圆形且有早晚演变关系。 [6]同[3]。 [7]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当阳赵家湖楚墓》文物出版社1992年。 [8]当阳市政协编：《当阳楚文物图集》，湖北美术出版社2009年。图二，1、2采自此书023、024号彩图。 [9]张懋镕：《简论仿陶铜器与非仿陶铜器》，载《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14年。 [10]当阳赵家湖楚墓ZHM2、M3、M4年代紧相连接，其M2年代为东周一期，M3为东周二期前段，M4为东周二期后段，知M4出的陶圆体敦自应为东周二期后段，其M8出土的陶质圆体敦为东周三期前段，金家山M252出土敦，从形态看似应略早于ZHM8之敦，故金M252之陶敦年代当与M4年代相当，为东周二期之后段。 [11]《铜容器谱》第116页图中编号14，指安徽寿县朱家集出土的圆体敦，14号之图有误，其盖为误配，准确图形见拙著《楚铜器研》167页图十三，9，同见本文图一，10。又见《楚文物图典》第49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其半器就是有铭文的大府盏（本文图四，2）。 [12]谷朝旭：《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卷（简称《敦卷》）》，科学出版社2016年。此书有张懋镕教授为此书所作的代序论文：《青铜敦：非仿陶青铜器产生、演进的典型代表（简称《青铜敦》），有很多精彩论述，值得重视。 [13]北系敦的分期与年代序列图（见图三）是据《铜容器谱》第116页图经笔者改编、改排而成。其中1、2、3号图采自其116页图9、10、11号图，共同点为扁圆形器体，其后逐渐向正圆（球形）、椭圆体演进。 本文图三 ，4号图采自246页，本文图三，5采自其116页36号图（图列入116页四期，但其书404页之年代表则列入东周五期，故本文用五期之说。本文图三，7、8图采自《铜容器谱》第435页、439页之图。北系敦之共同特征为圜形（扁圆、球形、椭圆），盖小器身大，不对称，全都呈子母口，详见本文南北敦形制论述。本文图三，6采自《铜综论》第2030页。 [14]本文图五左图采自《浙川下寺春秋楚墓》第256页。本文图五，右图采自《考古》1995年第3期210页图，同墓出土敦盖钮结构为北系样式，但无图，只好暂时采用其同出土的鼎盖钮结构图，可启示南北系盖钮结构之差异可能受南北系鼎盖钮结构的影响所致。 [15]南北系敦在组合、礼制、使用制度等方面也同样存在差异，暂不论列。可参阅张闻捷《楚国青铜礼器制度研究》第089～105页“楚国铜敦的使用制度”，指出“这一时期中原周制、南方楚制对于敦的重视程度的差异”（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 [16]例如山西侯马上马M13是一高等级贵族墓，出土鼎7件，编钟9件，石磬10件，铜器种类多，有纹饰者也多，唯独4件敦全为素面，时代为东周三期偏晚，而同期及更早的东周二期南系盆体敦已见通体繁饰（见图六6、7、8）。其构件采用当时先进的失蜡法铸造技术。 [17]熊北生、李广安：《湖北谷城过山出土春秋有铭铜盏》，《文物》2002年第1期；B.张吟午、李福新：《湖北宜城骆家山一号墓出土几件青铜器》，《江汉考古》1983年1期。 [18]当阳敦见注[8]之书第45号蟠龙纹敦。B.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266页。 [19]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58页。 [20]拓古:《勾连云纹敦》，《江汉考古》1999年第4期。 [21]图六，5见注[8]书042号，图六，6、7、8见《楚铜器研》166页、413、433页。图六，6的照片采自《流散欧美殷周有铭青铜器集录》338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图六，8见《文物》1993年1期第5页。 [22]南北二系有铭盏、敦均著录在吴镇烽编著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2012年出版。其后又出续编，2016年。均同见上海古籍出版社。《铜容器谱》《敦卷》二书也予收录。南系敦自名盏，仅盆体敦有个别名“繁鼎”、“盂”者。《青铜敦》一文称为盂形敦、鼎形敦、无足者称盆形敦。 [23]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敦沫若在其巨著《两周金文辞大系》中就有名言：“综而言之，可得南北二系，江淮流域诸国南系也，黄河流域诸国北系也……二系之色彩浑如泾渭之异流”。 [24]张忠培：《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注[3]拙文已引录。 [25]例如著名楚学研究专家张正明在其主编的《楚学文库》（共十八册，拙著《楚铜器研》为其中之一册）所写“编者献辞”：“……春秋战国时代北方以晋（韩、赵、魏）为表率，南方则由楚独领风骚。近数十年来，学术界论及中国古代文化，大抵重北轻南、重河轻江……总之，不免失之偏颇……”。 [26]施劲松：《中原与南方在中国青铜文化统一体中的互动关系》，载高崇文、安田喜宪主编：《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此文注[19]：“徐天进先生在此次会议强调了探讨由南方向中原进行反向影响的重要性”。 [27]同注[1]，第158页。 [28]《铜容器谱》116页图3、4号，年代晚于南系楚敦2号，其所列1号北系敦似乎反映了著者的意图是北系影响了南系。但可以讨论的是：1.这个编为1号的敦年代能否早到东周二期？观其铜器群（284页）组合不全，其敦形腹部纹饰 有点异样，显得粗放，似可置疑。2.再者南方楚系敦在浙川下寺M7，南漳川庙山M18已有东周二期同型敦，其中当阳一件年代应早至东周一期偏晚，注 [3]拙文已有论述。因此，笔者仍坚持南系盆体敦的年代要早于北系敦先出现，如果今后有新材料发现证明北系敦（《铜容器谱》）之Baa型）年代早于南系同型敦，则笔者可以修改现有的看法。 [29]笔者在拙著《楚铜器研》第八章第一节楚铜器与中原地区铜器的关系，已认为郑伯墓的盏受楚盏影响（见第532页）。 [30]同注[1]，第158页。 [31]图七，1、2在《铜容器谱》列入东周四、五期，见其256、258页之分期表。这是南系圆体敦北传在东周五期取代北系四期敦实例。 [32]新郑李家村圆体敦，《铜容器谱》列入东周四期，从其铜器组合中其他器物形制看也有可能年代为东周五期。即使为东周四期，看此敦的足为中原式小直足，则可能为北系受南系影响仿铸南系所致。 [33]此为南系典型楚圆体敦，《铜容器谱》列入东周六期。 [34]图七，5、6、8《铜容器谱》列入东周六期，其7号列入东周五期，图七，5～9均呈南系圆体敦器体对称体（盖器各为同大的半器）。图七，10推测也是同样的器体，图七，5～8均为子母口，属北系敦特征，这几件应是仿南系敦铸造，沿用了南系敦的对称体形制。图六，9、10两件陈侯午敦器为对称体，器口为平口沿，则仿南系敦制铸造，陈侯午敦半器之足仍为北系敦形制。 [35]徐俊英：《南阳博物馆藏一件春秋铜敦》、《文物》1995年第5期。 [36]引自《铭图集成》（注22之书简称），第13卷335页。 [37]A.《楚铜器研》第41～55页论述七期分法及每期的绝对年代。B.刘彬徽：《江汉文化与荆楚文明》第169～171页。在书内论述早在东周一期公元前704年楚已称王，开启了楚王朝时代，与其北之周王室分庭抗礼，南北对峙。 [38]《左传》僖公十八年。 [39]《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又见《史记·楚世家》。 [40]泌之战，其年春天，楚攻入郑国都城内，“郑伯肉袒牵羊以迎”，俯首称臣。张正明《楚史》：“四年之内楚人伐陈而定其乱，伐郑而降其君，与晋人决战而大捷，伐萧而灭其国，伐宋而使之唯命是从。诸侯莫不重足而立，屏息而听。晋人不敢渡黄河而南进，齐人不敢逾泗上而西进，秦人不敢越崤山而东进，中原诸国则唯楚人马首是瞻，庄王的霸业达到顶峰”（第148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41]《史记·楚世家》。 [42]同注[1]，第6页。新版第5页。 注：原文发表于《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十五辑（2019年11月），引用请核对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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