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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食在中国。在这个古老又奇异的国度中，距今三千年许，诞生过灿烂的青铜文明。实际上，在青铜时代，中国的饮食就摆脱蒙昧，与青铜之光相映成趣。中国是世界农业起源中心之一，我国古人在新石器时代便最早培育出了粟、黍、稷、稻、菽等粮食作物。大约从夏商时期起，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的华夏先民进入到以作物栽培为主的农耕时代，粮食作物开始成为人们饮食生活中的主导，正像王学泰先生说，“夏商两代的统治者不仅在吃上日渐讲究而且也开始注重餐具、食器”。可见，人们的口食之欲，对饮食的精致化要求推动了餐具的发展。在商周时期，由商王（或周天子）、诸侯、卿士大夫构成的上层社会所使用的最主要最为人称道的食器当属青铜器了。然而一涉及青铜器，就有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就青铜容器作为炊器、盛食器之外，还是贵族进行宴飨、祭祀等礼制活动的重要礼器。青铜器在日常生活与仪式活动中没有特别明显的分野，除非是特别制作用来祭祀的铜器外。在语言上也有相通处，《战国策·中山策》中有“饮食餔馈”说法，高诱注说，“吴为食馈，祭鬼亦为馈”。所以，古人祭祀的礼制活动与日常饮食是杂糅在一起的。换言之，在宴飨、祭祀等礼制活动中所使用的青铜器，是存在于观念之中的另外一种日常活动。
青铜食（饮）器的种类及其演进
我们来以饮食文化的角度来观察青铜器。这是以前研究青铜器的学者甚未涉足的领域，可能偶有间涉，如张光直先生《中国青铜时代》辟出一章来谈《中国古代的饮食与饮食具》，但旋而转投其他研究。张先生所言，“我之研究中国古代饮食方式，多多少少是身不由己的。在研究商周礼器的过程中，我逐渐觉察到要了解这些器物，必须先了解这些器物所用于其上的饮食”，可以提示我们应该也必须开展“另类”的探研。在众多的青铜食器中，首当其冲应该当属铜鼎，所谓“钟鸣鼎食”。《说文》对“鼎”的解释说，“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许慎对器形虽说的不全面，但一“宝器”业已将鼎在众多食器中的地位昭示。简单来说，鼎是烹煮器，但又不绝对。考古发掘出土的鼎底部与足部带有烟炱，可以证明鼎确为炊器，但除过煮食物外，亦可以用来煮汤（热水），或是宴飨时用作盛肉与盛调味品的器具。鼎的不同用处，大致可以依据鼎的大小和铭文中的自名来予以推断。仅用来烹煮的鼎，称之为“镬鼎”，是可以直接煮牲体或是鱼腊等物，商代的司母戊鼎，西周的外叔鼎的容积显然都可以达到。笔者曾参与测量外叔鼎的工作，其容积能盛三袋五十斤装小米有余。我们现在所见商代的大鼎大多可以认为是镬鼎之属。但是这种镬鼎不用来直接进献所煮食物，而是换盛小型鼎，来继续烹煮将牲体分解后的食材。这种略小的鼎称之为“升鼎”，升有“升进”之意，专用以盛放烹牲的鼎烹熟的各种牲肉，以铉扛运奉献于中庭。镬鼎、升鼎中所煮的肉大多是白肉，这跟当是常见不备五味的“大羹”类似，以清简之味飨上苍祖宗，以示不忘当初稼穑之难。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羞鼎”，顾名思义，“羞”是指盛形盐、蜜糖、梅酸、姜辛、酒香、豉苦等味的调味品，而羞鼎则是进食时盛放调味品以为盛主食之鼎的陪置之器。故此，一次饮食活动中，所用的鼎有镬鼎、升鼎、羞鼎三种。但是，这只是一个大致说法，实际情况远比这些复杂的多。两周铜鼎上的自名就有饙鼎、羞鼎、飤鼎、会鼎、馈鼎等等。虽然铜鼎自名并不一定要应照某一固定的用法，但从一个侧面也说明饮食活动并不拘以成法。当然，餐饮之中还是有些规矩的，即列鼎制。 
附耳凤螭纹蹄足镬鼎，赵卿墓出土
升鼎又常常形制相近、大小相次的排列，如安徽省寿县春秋晚期蔡侯墓出土一组七件的蔡侯鼎，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晚期楚墓M2出土王子午鼎七件，等等。以升鼎为代表，可知鼎数的使用分九、七、五、三或一——这样四种使用制度，即礼名太牢、少牢、牲和特之称。贵族大夫用鼎之数，是要与自身等级相合，不可相违。《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曰：“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是对当时鼎制一种非常模范的模拟规定，实际情况要远比这个“完美”的规定复杂和灵活。如春秋时期，楚国诸侯就有用十鼎之例，鼎数上已同“天子九鼎”构成僭越，但不用奇数，而用偶数，更让人称异。在中原地区，又以簋与鼎相配，常九鼎配八簋、七鼎配六簋，五鼎配四簋，三鼎配二簋。天子之制，乃是九鼎八簋。后世文献言称“九鼎”颇多，恐怕也与列鼎制度的“九鼎八簋”之制有些关系。
王子午鼎
鬲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普遍使用，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河南陕县三里桥就出土有陶鬲。青铜鬲最早出现在商代早期，大口，袋形腹，其下有三个较短的锥形足。袋形腹的作用主要是为了扩大受火面积，较快地煮熟食物，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如果用以煮粥，则空心的足是难以清洗干净的。正因如此，鬲起初并非用于炊粥，而可能只是一种烧水器。从商代晚期开始，鬲的袋腹逐渐蜕化，西周中期以后，形体变为横宽式，裆部分界宽绰。鬲的形制变化表明，古人已经意识到鬲的袋腹在炊粥时的不便之处，并着力改进使之更实用。到战国晚期，青铜鬲便从礼器和生活用器的行列中渐渐消失了。这从另一方面表明了鬲作为炊具存在较大的缺陷，随着社会的进步，劣者必被淘汰。
青铜鬲，战国，河南辉县赵固村出土 
芮太子鬲，春秋，陕西韩城梁带村出土
青铜甗是上为大口盆形器与下为鬲的组合型器。甗专用以蒸炊，下面鬲盛水，甑置食物，其下举火煮水，以蒸汽蒸炊食物，作用同于现在的蒸锅。甑底有一铜片，通称为箅，箅上有十字形孔或直线孔，以通蒸汽。但在出土的商代铜甗中，多不见中间的箅，唯甗腰处内壁附有凸起的箅齿，可能不是直接放食物于铜甗上，可能用竹做的箩、筐等盛稻黍，再将其放于甗上。
立鹿耳四足青铜甗，商，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
以上是炊煮器，还有簋、簠、敦、豆等盛食器。簋是食器中最常见的一种，主要用来盛以黍粟等食物，一般与鼎并称，成为重要的固定化器物组合。如果说鼎如同我们现在所用的锅的话，簋则意味我们餐饮时的碗；鼎专用以烹饪或盛肉食，而簋则专以盛放黍稷食粮。其形制有有盖、无盖，有耳、无耳之别，有耳的又有两耳、三耳、四耳的。
簋绝大多数是圆体，西周晚期还出现一种长方体圆角的盖器，称为盨。盨的功用与簋相近，实际上是簋的变种。最早一件盨，是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的盨，时代约在周孝王四年，即西周中叶晚期。其流行时间很短，至春秋前期已罕见，形制变化亦不大，流行范围也大多在岐周、丰镐、成周三都王畿地区及相邻的晋、应等诸侯国统治中心地区。张懋镕先生认为，铜盨主要为西周中上层贵族使用，其作用是抬升饪食器在礼器组合中的地位。
蔡侯申簋，春秋，安徽寿县蔡昭侯墓出土
簠，是一种长方形、斗状、器盖同形的铜器，也是盛黍稷稻粱的食器。器盖可互相扣合，盖口四周多有小兽钮下垂，加于器上可保持稳定。簠流行于西周晚期至战国时期，南方地区更盛于北方。春秋中期以后，出现了敦这种食器，渐次流行。春秋时代的敦圆体加盖，如河北易县出土的齐侯敦；到战国时代，敦演变成盖器同形，全体呈卵圆形，受同时期鼎的影响，俗称“西瓜敦”。与敦关系密切的食器当为豆，铜豆大体有深腹豆、平盘豆两类，深腹豆与簋、敦相类，用以盛黍稷粮食，而浅盘豆则是盛菹醢等酱类。此外，在豆类器中，还出现一种柄部镂孔、盘极浅的器形，称之为“甫”或“铺”。与盨一样，流行时间很短，所使用范围也极其有限，同样只在中上层贵族间使用。“铺”可能是文献中的“笾”，专以盛干果肉脯。
青铜敦，战国，河南辉县赵固村出土
以上盛食诸器，使用功能和出现时间或有交错，不可截然而分，不同种类存在共同使用，其器形设计也有互相参照、模仿的痕迹，甚至出现过渡样式，在青铜器研究中，我们称之为“相生关系”，如豆形簋、簋形豆，盨形簠等。当然，商周时期，用以盛食的青铜食具并非上述几种，还有盆、盂、盒等，限于篇幅，暂不详论。
进食入口的工具一般用骨柶，俗称“餐叉”。商代的骨柶，在形制可分“叶”、“枋”（柄）两部分，材料有角质和木质两类。河南安阳西北岗一带发掘的则都是以动物的肋骨或腿骨为材、外形长方、上窄下宽、扁薄弧凸的器用；骨柶上的雕刻纹饰题材丰富，有各式复杂多变的花形纹、兽面纹、蝉、鸟、凤纹及几何图形。迄今为止，时代最早的铜箸发现与殷墟西北岗的墓葬中，同出有盂3件、壶3件、铲3件，箸3件，陈梦家先生则认为，所出土的铜箸更应是烹调器具。而类似今日的筷子作用的铜箸则要在春秋时期才出现。两周常见的青铜匕又可以称之为最早的调羹。铜匕，曲柄浅斗，有椭圆形、圆形。匕柄有长、短之分，柄上多装饰有花纹。礼书上又分饭匕、牲匕、疏匕、挑匕四种，饭匕和牲匕常用，挑匕、疏匕都是大型匕，可归为牲匕属，用以鼎镬内取肉于俎。考古发现的大匕，多做尖勺状，便于分割牲体，兼舀肉汤。饭匕，形体较小，直接用于进食。战国中晚期始，伴随西周礼制的瓦解，大匕逐渐消失，小匕也趋于轻便实用。著名的一件战国早期鱼鼎匕，就是一件饭匕；虽然其铭与鱼鼎相配，但绝不是盛舀牲体的牲匕，俨然是我们现在所用的勺匙。
骨柶，河南安阳西北岗出土
商周时期的菜品与青铜器器种的关系
前文所言只不过是有关饮食的青铜器的概览，至于某器中盛放什么菜品，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古代制熟的主要食品有饭、粥等粒食，糗、饼等粉食。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址中，考古发现发现了鬲、甗、甑等蒸煮饭粥的炊具。这表明早在5000年前的原始社会，先民们就会煮粥蒸饭了。
然而古人的粥食比起现在分类更为详细，因稀稠不同或成分不同而名称各异。古时所言之粥，相当于现在的稀粥;暄、糜之类则指稠粥。《尔雅·释言》:“餬，饘也。”郭璞注:“餬，糜也。”邢昌疏:“餬、饘、粥、糜，相类之物，稠者曰糜，淖者曰粥。餬、饘是其别名。”粥类食品的普遍，与青铜鬲的数量众多不无关系。铜鬲是最具有平民气质的一种青铜炊具了。铜鬲与陶鬲的器形差别不大。有些铜鬲甚至径直仿制陶鬲，直接采用陶鬲上的绳纹或直棱纹，这样的铜鬲应该是用于日常饮食的，之所以用铜仿陶，是缘于贵族提升等级，炫耀的消费。鬲的用途和鼎相似，都是主要用来烹煮的炊器，青铜鬲也有自名为“鼎”的。所以鬲也不仅可以用来煮粥，也可用来煮肉。长安普度村西周墓所随葬的陶鬲中发现有豚骨，就在说明器种并非专用，只具备单一的使用功能。这一点上，中外使然，“餐具之所以如此繁复，是为了在不同的使用情况下达到最佳效果。……另外，为了简化餐具，设计者也要考虑让一件餐具具有多项功能”。功能决定形式，因为多重功能的需求，在两类的青铜器的发展演进中，互相吸引、互相影响，产生出一种在形制上介乎二者之间的新品种。如鼎、鬲之间就出现了分档鼎，即器腹是鼎的式样、裆部用鬲形便于增加容量和受热面积，这类器物又称“鬲鼎”，兼用煮粥、煮肉。
虽然是食以定器，但也别拘泥定死。“任何一种器具的发明都是一种胜利。器具不断改进，新器具不断出现，都是在追求更好的功能”，但却无法将器具固定化，当然也不大可能；这是因为“发明的特色在于将现在的‘元素’重新组合，建立新的‘关系’，可说是既有的改进，或是完成尚未圆满的组合”。既然是改进中的或是尚未圆满的组合，那么一旦“固定”就局限了器物发展演进中的生命力，妨碍人类对口食之欲强烈而自然的追求。
古人肉食中以牛、羊、猪最为重要，商周时期称为三牲。祭祀或宴飨时三牲齐全称太牢，仅有羊豕称少牢。《礼记·王制》:“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此三者，与鸡、鸭、狗、各种野味和水产品等都是古人盘中的美味佳肴。统治阶级的肉食甚是讲究，畜、兽、禽因四时而异。《周礼·天官·厄人》：“凡用禽献，春行羔豚，膳膏芗；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犊麛，膳膏腥；冬行蘼鲜羽，膳膏膳。”但是，如前文所言，鼎煮牲肉大多是白水煮肉，所以分食食用一定要蘸酱的。
《周礼》中有“醢人”之官，是掌管宫廷肉酱的制作。醢的制作较复杂，郑玄在《周礼·天官·醢人》注中记述了醢的制作:“作醢必先膊干其肉，莝乃后之，杂以粱曲及盐，渍以美酒，涂置瓶中。百日则成矣。”用以制醢的肉类品种众多，除较普遍的牛羊猪之外，野味、水产品也可以做成醢，如麋醢、兔醢、雁醢、鱼醢、蜃醢等。醢特指无骨的肉酱，而有骨的肉酱则称为臡。《仪礼·公食大夫礼》:“宰夫自东房荐豆六，设于酱东，西上，韭范，菹，以东，醓醢、昌本;昌本南麋臡，以西青菹、鹿臡。”郑玄注:“三臡(即麋臡、鹿臡、麇臡)亦醢也。郑司农曰:……或曰糜臡，酱也。有骨为臡，无骨为醢。”孙治让正义:“三臡亦醢也者，对文则有骨为臡，无骨为臡，散文则通。”然而考古发现，在殷墟郭家庄出土铜豆里发现有鸡碎骨，说明当年此豆是装盛臡的酱的，但是并非如两郑之论，用麋、鹿、麇的食材。此外，河北藳城台西商墓M105，随葬陶豆中亦是留鸡骨在其盘。殷墟出土陶豆，也发现盛有羊腿或其他兽类肢骨的遗迹。由此来看，文献所记载的臡酱原料并不全面，这里存在如何看待、使用文献的问题。并非是文献如是说，真是如是事，需要加以考古材料综合分析。
酖是带有汤汁的肉酱。《周礼·天官·醢人》:“朝事之豆，其实韭菹、酖醢。”此处之豆器当是祖型源于陶豆的实心豆器，器腹或深或浅。文献所言，豆盛濡物，笾盛干物。其濡估计就是因肉酱带汁的缘故吧。关于豆的饮食还有一道，即用豆所盛肉羹、肉酱浇在其饭上，称之为“飨”。《礼记·玉藻》:“君未覆手，不敢飨。”孔颖达疏:“飨谓用饮浇饭于器中也。”这一吃法类似于现在四川等地的盖浇饭。《玉篇·食部》“飨，水和饭也”，略有失误处。
蘸酱之肉，或是配醢而蒸粒食是商周人日常所食用之物，若是想要把商周所食的各种食物看的全面的话，还得说是祭祀的场合。如同我们年节宴会自然要丰裕、铺张些。郊祭，是商周人最隆重的祭祀活动，《周礼》上说是要九次祭天，但后世一般为三年一祭。除此之外还有孟春祈谷、仲夏大雩、季秋大享明堂和四时迎气等常规祭天仪式。郊祭除过牛、羊、猪、狗等牺牲外，还有其他祭品，如苍璧、青帛、笾、豆之实各十二。笾用形盐、醢鱼、枣、栗、菱、芡、鹿脯、白饼、黑饼、糗饵、粉粢，豆用韭菹、醓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笋菹、鱼醢、脾析、豚胉、酏食、糁食。登用太羹，鉶用和羹，簋中盛稻、粱，簋中盛黍、稷。祭天所用祭器也很讲究。郊坛昊天上帝正位一般要设三爵，一登，簠、簋各二，笾、豆各十二，篚、俎、尊各一。配祀神位与从祀神位前的摆设基本相同。祭祀是必要分以等级，《国语》的楚语下中有：天子举以大牢，祀以会；诸侯举以特牛，祀以太牢；卿举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举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上下有序，则民不慢。古代帝王祭祀社稷时，牛、羊、豕三牲全备为“太牢”。古代祭祀所用牺牲，行祭前需先饲养于牢，故这类牺牲称为牢；又根据牺牲搭配的种类不同而有太牢、少牢之分。少牢只有羊、豕，没有牛。由于祭祀者和祭祀对象不同，所用牺牲的规格也有所区别：天子祭祀社稷用太牢，诸侯祭祀用少牢。因食品的多寡，所用餐具也必然会增加或减少。
铜铺，西周，陕西茹家庄出土
除过这些正餐外，还有一些小食品。粔籹，类似现在的麻花、馓子之类。《楚辞·招魂》:“粔籹蜜饵，有餦餭些。”正如现在一样，南方地区也是偏爱甜口的小点心之类，可是设祭摆供、宴飨品评中，又如何盛放这些小食品、小点心呢？类似豆的一种浅盘镂柄的圆器具就是专门用来盛放粔籹蜜饵的，当然也可以摆放干鲜果品。这种器，常自名为“铺”或“甫”，虽然有些学者将其定为文献中的“簠”，但我们还是定为铺，归入豆属。据笔者观察茹家庄所出的四件铺（一件已毁坏，现存三件），其盘虽浅，但略有内凹，显然可以向上堆高物品，这样的器形是符合盛放麻花、馓子油炸食品或是干鲜果品。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铺器就是宝鸡茹家庄的这四件铺，其柄还可以明显看到用竹编制的祖型。文献上，将其名之曰“笾”，常与“豆”并列连称。南方楚文化地区不常见其器，仅有曾仲斿甫等器问世，估计与南方地区多竹多木有关。可以大量使用竹、木豆（甫），恢复该器的原本面目。曾侯乙墓虽有铜豆出土，但另外的彩绘漆豆、彩绘鸭形豆都不逊色。脯是先将肉切成薄片，再用盐腌制成干肉。而脩的作法更讲究，还要加上姜、桂、椒等调料调治。其他调料品有糖、盐、梅、花椒等。在先秦时期，常用的糖为饴和蜜。饴是指麦芽糖、蜜是蜜糖。而醢一般是指各种酱类。上古敬神多煮白肉，用酱蘸抹而食，肉酱中又常放入盐、梅以调味。铜器有一常见的组合——鼎豆——就来自这种饮食习惯。鼎用以煮肉，浅盘豆是盛各种酱的，恰好相配。
彩绘龙凤纹漆豆，战国，湖北九连墩1号墓出土
器用之礼与器用之需
我们一向认为饮食的自然需求和社会礼俗没有截然的分划，正如王学泰先生所言，“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在人群关系中是最能起亲和作用的形式之一。古代五礼（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都离不开饮食。饮食具有极强的凝聚力，是加强人与人联系的手段。它可使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产生一种和谐冲融的关系”。但是具体对食器、食具的细节需要，还是有不同的表征的。商周时期是饮食文化的萌芽阶段，“饮食”，如此家常的活动与政治联系甚为紧密。如所谓五礼就是一种“政治”，老子更以烹饪来比喻治国，“治国如烹小鲜”。像《周礼》本是讲西周官制的书，但我们也能够从中大略看出西周宫廷的饮食风尚。当然，是最实质则是《周礼·天官·冢宰》将“膳夫”、“庖人”、“亨人”、“内饔”、“外饔”、“笾人”、“醢人”、“醯人”等等一干负责王族成员日常饮食生活的官员统统归在掌理国务政务、辅佐天子治理天下的“天官冢宰”的编制之中,司味与司政也是合一的。合一，并不是互相取代。礼用铜器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该时期的饮食风俗，所以我们讨论商周时期饮食的变革，着眼点还是要在商周时期铜器的变化中。郭宝钧先生在《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一书中，将商周铜器划分三种组合：1商至西周早期的“重酒”组合，2西周中期至东周初的“重食”组合，3春战时期的“钟鸣鼎食”组合。这三种组合的变化恰恰说明了商周饮食风尚的两次革新。
一、以西周早期为界的“重酒”至“重食”的变化
商周铜器的转变，在于“神器”与“人器”的变革。商代青铜器的主用功能是祭祀的道具，而西周青铜器主要是标示身份等级，其礼器功能更多地体现在祭祀之外的朝会、宴享、婚聘、丧葬、约剂等活动中。所以，西周与殷商有别的青铜餐具，不仅表现在食具多于酒具，且十分抽象的花纹替代商代以动物题材为主的繁缛花纹。但是，西周时的饮食更具有礼仪性。与国君进食，更要讲究揖让周旋之礼，必须有一定的程序。通常按共食的礼节，都由主人先祭，客人后祭，如果君赐臣食，臣可以不祭。君以客礼待臣，臣就要祭了，但也得先奉君命，然后才敢祭，上菜以后，侍食的臣子，要代膳宰遍尝各味，然后停下来喝饮料，等国君先开始，才能吃。要是有膳宰代尝饮食，就不必品尝了，等国君开始吃就可以吃，但是吃饭也得啜饮以等候国君国君请用菜的时候，要先吃近处的菜，请品尝菜肴的时候，就得一一尝一点，然后才能依自己的爱好来选食。凡是想吃远处的东西，必须先由近处的开始，然后才渐及远处的，这样可以避免贪多的嫌疑。而“饮食之中的饮食”则要到了东周以后才予以出现。
二、东周以后的“钟鸣鼎食”的日常化宴饮
东周平王东迁之后，周天子不再有控制诸侯的力量，形成诸侯力征的局面。周王也只得默认拥有较强经济、军事实力的诸侯国的地位。在这种隆重的政治氛围下，青铜的应用空前广泛。除了贵族专有的种种礼乐器外，更多的青铜器在日常生活中出现，其中以青铜食具为大宗。合乎世间使用的器形、更加温暖象形的动物造型，渐趋取代了商、西周崇尚的凝重庄严，甚或狞厉神秘的青铜风尚。这些渐趋“理性化、世间化”的青铜食器反映在东周时人的饮食风俗尚，则是薄“尊祖敬德”，而尚家庭的宴饮。东周时大量出现的关于嫁女陪嫁的许多青铜食具也可见一斑。对于诸侯宴饮的赫赫扬扬的场面，我们当然可以从中山王墓、辉县琉璃阁甲墓，固始堆一号墓，曾侯乙墓等这些诸侯墓葬可以想见。仅以曾侯乙墓为例，出土的食具就有大鼎2件、升鼎9件、盖鼎9件、鬲10件、浅盘豆2件、兽形环钮豆1件、甗1件、炉盘1件、簋8件、敦10件、盒2件、匕14件、尊缶2件、大壶2件、禁1件、提链壶2件、鉴缶2件、套尊盘件、1罐1件、勺3件、小口鼎1件、匜鼎1件、盥缶4件、圆鉴2件、盘1件、匜2件、斗2件、纷繁复杂，眼花缭乱，这还不算漆器等其他材质的食具。
综上，随着历史发展，当贵族饮食活动抛开它曾依附的深刻的宗教、制度与观念形态背景而完全融入日常生活的时候，它的旧的文化意义也就丧失并为新的文化内涵所取代，不过从其所属的文化主体的语言、文献与习俗中，仍能找出历史的陈迹。
礼崩乐坏的东周社会中的饮食文化现世意义
说起食具与政治的关系，其中最著名的一则故事就是《韩非子·喻老》里讲的箕子谏纣王用“象牙箸”的故事：“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铏，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必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吾畏其卒，故怖其始。”虽然“由奢入俭难”，但小小的一柄象牙筷背负了太多儒家道义了。权重财丰的贵族真的不操心这个，《楚辞·离骚》中“杂瑶象以为车”，王逸注曰，象，象牙也，其句意为是用象牙装饰车辕。类似的说法，在崇尚器用华美的楚人的简牍中也能觅见。一双象牙筷子能费牙料几何，且看用象牙装饰的车辕。
道学家却会认为是“礼崩乐坏”，但从另个角度来说，东周社会却是生产力进步、社会财富积累的社会，列国诸侯的铜器大量出现、甚至士卿大夫所用的铜器都能令人咋舌，如1988年太原金胜村发现的赵卿墓。考古学者认为，此墓主人为赵简子，是执掌晋政的六卿之一，其墓出土了镬鼎1件、羞鼎5件，三套升鼎组合，分别为7件、6件、5件，此外还有蹄形鼎3件、鬲5件、甗2件、豆14件、簠2件、壶8件、鸟尊1件、鉴6件、罍2件、匜2件、舟4件、盘2件、炭盘1件、格2件、勺6件、肉钩14件，器形精美，蔚为壮观。虽然赵简子的地位与晋特殊，假如没有在东周之时，能够随葬如此众多的铜器是不能想象，也是绝不可能的。特别是春秋晚期的青铜器，重新崇尚繁缛华丽的纹饰，但与商末周初的神秘诡异不同，有清新秀逸之气，如新郑李家楼大墓出土的莲鹤方壶、随县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盘尊等。器上的纹饰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具体反映在食器上的作器风气，或可归结为东周人们的现世意义更重，以自然神、祖先神为代表的各种神祇渐趋退出他们心灵生活，他们更专注于自我宴饮吃喝。不唯如此，他们还将自己宴饮享乐场面复写在所用的器具上，如1977年陕西凤翔高王寺所出土的镶嵌宴饮铜壶上的纹饰，借助吉金的长久以求其乐永昌。他们还用错金银、错红铜、镶嵌、透雕、刻划等手法装饰青铜食具、酒具，仿佛亦是点染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是摆脱了鬼神束缚，清新的、世俗的，新式样的铜食具也在各时期频频制作，如1989年山西闻喜上郭村出土上海博物馆所藏两头龙纹流鼎、黄君孟及其夫人折肩盂形三角镂孔柄豆、上海博物馆所藏子仲姜盘、1977年河北平山出土的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所藏的战国时期龙形方炉，其式样新颖、纹饰出众，特别是子仲姜盘，盘心的龟、蛙、鱼、水鸟等立体动物造型都能作360°旋转。这反映了制作工匠不受老旧的制作传统约束，新兴的贵族也在食具上争奇斗艳。在这个文化背景上，东周时候所出现的青铜器器种的繁复、工艺的精美，体现着东周饮食文化的精致化、细节化。这是不同于商周时期以“神”、“祖”为思想根源的饮食文化，而是贵族的自觉要求，其浸染着世俗的人间兴味，活泼的生活气息迎面扑来。
子仲姜盘
但是繁华过后又有着静寂，战国中期之后，青铜食器彻底转变了反复华丽的作风，全素面青铜器取而代之。越是常见的器形，素面的越多，如战国晚期墓出土的鼎、豆、壶食器组合中，大多都是素面为主，顶不济再加饰几道简单的弦纹。出现这种现象，固然与青铜文化逐渐式微有关。但更为主要的是，战国群雄较力争雄、中原逐鹿，自己所能够控制、使用的铜料大多都用来制作矛、戈、剑、鈹、镞等用来征战的兵器，而无力用珍贵的战略资源造锅做碗的。其二是，当时以南方诸国为代表的文化先进地区率先大规模使用新的材质来制作食具，以满足他们器用华美的审美趣味。这种新材质就是漆器，用以食具更加轻便，且便于施敷云气、龙凤等复杂的纹样，而非如冶铸青铜时搬弄粗重的模范似的笨拙。况且，各种漆盒、漆豆、漆壶、漆杯的漆衣或红或黑，绚丽夺目。盛以美食，自然心旷而神怡。但事物并非截然般的绝对，战国中晚期后，贵族宴饮大规模使用漆器，并不意味餐桌上马上就撤换掉铜的食具，而是铜的漆的一起配合使用。曾侯乙墓中，华丽的铜豆外还有奇异精美的漆豆，两者可能都是曾侯乙饮食所用。当然，时代越往后，青铜食具的身影越淡薄，甚至以一种异样的现象出现。为了便于储藏存放，设计者将青铜餐具设计的更为简便和多功能化，这样却器和套器就问世。青铜却器是在西周中期之后出现的盨等器形就可以看出雏形，但那时盨盖却置后只是一个浅浅的盘子，而战国时代的敦、豆等盖却置后，与主器容量相近，俨然是一器分作两器用。而套器的设计思想就更为明显，目前所知时间较早的一组套器就是范季融、胡盈莹伉俪收藏的战国中晚期一组五件套筒形器，其中最大者高14.8厘米、口径5.6厘米、腹深12.7厘米，最小者10.3厘米、口径4.8厘米、腹深9.7厘米。套器的出现，是餐饮用具的革新，但只是沿用至西汉，略有发展，中山王刘胜墓中发现九件钵形器套装。毕竟，西汉时期，已经是青铜文化的尾声，其微可见。这种衰微，从某种意义也可认为是逐步世俗日常化所致或是体现。
彩绘龙凤纹木雕漆豆，战国，湖北曾候乙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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