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致命伤

中国文化（也可称其为汉文化）的主干是儒家文化，其经典是四书五经，而其核心思想则是孔子的实用理性；回归传统，维护礼教宗法则是其具体适用。

儒家文化在中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并不一定要人们自觉地认同和接受它，而更在于它成为汉民族某种心理结构的主要成分。随着千百年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鼓吹灌输，这种文化意识逐渐潜移默化为中国人的无意识心理，成为中国的思维定势和价值取向。当然其中有一些积极的成分，如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某些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注重立身处世的道德修养，至今仍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着很深的影响。这些东西不能说是错的，你也无法说他是错的，这是因为它骨子里透出的崇高和威严让你战战兢兢，话不敢出；甚至于在五四期间高举反传统大旗、痛击孔家店的鲁迅和陈独秀们，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也不能摆脱这种困惑。而它对中国最深远的影响是对农民的影响，一个中国农民不一定要知道孔子这个人，也不一定要知道儒家是什么东西，但在生活中一定有一种孔子的生活态度。儒家文化已经渗透到中国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深层结构。

儒家注重今生，而对来世前世等彼岸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也即只有一个世界。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以此时的幸福为人生的幸福，这就是孔子学说中的实用主义。在政治主张上，他强调维护权威，回归周礼的保守主义，具体到家庭生活中就是维护父权、夫权、兄权的绝对权威；在生活中强调一种乐感主义，培养民众的乐观主义情绪；处事上则以仁为核心，讲究温良恭俭让，讲求一种平衡和淡欲；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则是修身齐家平天下式的爱国主义；对于血亲关系尤为看重，“至于犬马，犹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些以上种种，本来不错，单独的拿出来看也都是很好的理论和教导，可把它合为一种思想体系，就显现出十足的书生气和不思进取。

说儒家思想使中国停滞不前是不会错的，因为它是中国传统的核心。一个民族的落后，是它的文化衰败的一个直接体现，很难解释说一种文化衰败而它的核心还是合理的。

从东西方的比较来看，中国的落后是在清朝的事，马可波罗来中国的时候还为中国的文明惊叹不已。可在中国强大的背后是欧洲的停滞，而不是中国的进步。事实上欧洲的古代文明并不比中国逊色多少，恰恰是在中世纪神权一统天下的时代，欧洲大大地落后于中国。欧洲人对这种愚民政策的运用显然比不上中国老练，这是因为一方面它缺乏这样的基础，另一方面是欧洲民族的复杂性和文化的多样性，使欧洲人很难长期不变的认同某一种文化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欧洲没有一个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主体民族，这一点与东方各国的差别极大；历史的传统也使欧洲人对独裁不感冒，这种传统主要得益于古希腊的哲学和实践。中国则不然，在中原地带只有一个主体民族，虽然有过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但随着秦王朝的焚书坑儒和汉代的独尊儒术（这两个儒的含义完全不同），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从上到下遵循的行为准则，中国文化的落后也就埋下了伏笔。

儒家思想有三个对国人来说最致命的特点：伪崇高，狭隘和愚民政策。

儒家思想（其实也就是所谓的士大夫文化）的一大特点是其伪崇高性。当然它有很多华丽的词藻来对这一点进行修饰，后世的知识分子把这一点发扬光大。

中国历史给人的感觉是人的好坏对比强烈，非忠即奸，越往后这种“汉贼不两立”的倾象越明显。每一个朝代在建立后都忙于对前朝的忠臣树碑立传，不论在此之前它对这个被它摧毁的王朝有多少深仇大恨，但它绝不会忘记为这给朝代的统治者树立一座丰碑，这主要是为了树立正统的观念。天无二日，人无二主，统治集团再不好，它的权威也是动不得的，你要想名垂青史，只有为它卖命，为它殉葬，否则你就是叛臣逆子，人人得而诛之，完了不忘在史书上给你浓墨厚彩地添上一笔，让你永世不得翻身。当然它也不会忘了给“英雄”安上种种如驱逐鞑虏、忠君爱国之类的美名，让他们在付出生命后有一个比较完美的回报。

中国文化中的汉本位意识使“狭隘”发挥到了极点。每一朝代都有一个正统，汉民族则是永远的正统。这样的说法并不错，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它的地位本来就是无可取代的，这样的意识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使中国在两千年历史长河的惊涛骇浪中得以维护住了统一，保持了一定的民族尊严，这是应该肯定的，假如没有这种对民族的认同感，中国难保不会分裂。可是要看到，一旦某种思维过于敏感和深入，其反作用是明显的。汉本位最大的坏处是培养了汉民族的妄自尊大，目空一切。它在唐代以后对外来的文化基本是持一种否定和排斥的看法，对自己的传统则是盲目崇拜，即便是在中原一再被外族入侵，对外作战一败涂地的危险时刻，仍不肯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改良，而是抱残守缺，利用人口的优势和汉文化的强大心理攻势，被动地对其他民族进行同化，乃至付出亡国的代价也不肯变革。这里有统治阶级的利益在作怪，历代统治阶级对于统治范围内的反抗是不遗余力地镇压的，死再多的人，付出再大的代价都在所不惜；而对外族则是一味的退缩求饶，强大如汉唐也是采取合亲政策姑且安抚，唐以后就更不用说，割地赔款非从满清始，宋代既已深谙此道。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无不与战争息息相关。我们的思维里大概不会把李白、杜甫、曹雪芹看成是民族英雄吧？这表明我们的思维一直到近代还停留在一种古希腊的英雄主义时代，英雄必然和血腥有关，和平年代和盛世是出不了英雄的。这实际是统治阶级的一种策略，它有利于在统治受到威胁时有英雄从天而降来拯救它，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英雄的身上而不是社会的改良上，比如“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每当遭到挫折时就呼唤英雄的出现，曹操在赤壁之败后呼唤郭嘉就是这种思维的深动描写。甚至他们成功了也是糊里糊涂，不明白为什么会成功，这一点上倒是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更为清醒。中国的历史充满了偶然，这其中又蕴含着无奈的必然，成者王候败者寇，而不论成败，他们实际都没有多大区别，只是一个轮回而已。农民英雄推翻了一个朝代，他又能如何？还不是走上前朝的老路。他不走，就没法维持下去，走了这条路就可以多坐几年的龙庭。中国人的骨子里是不会反对孔孟之道的，他不懂自然有懂的人来教他怎么做，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此是架轻就熟的，虽然他们也是受害者。

儒家另一大致命处是他的愚民政策，这是统治阶级的一大法宝。它的作法之一是培养你对英雄人物的崇拜，而不是超越。一部二十四史，只是教你该做什么，不做什么，每一件事都告你说别人是怎么做的，你不能怎么做，而这个别人自然是忠臣烈女，只有他们的做法符合道德；你只能老老实实的种地，不许怨天，更不许尤人，自然会有明主来救你出水火，你要是乱动，就是乱臣贼子，万劫不复。三国演义中刘备等所谓施仁政的人，每到一处，无不是民众欢呼雀跃，顶礼膜拜，高呼“使君来也，我等有救”；即便是汉贼曹操在民族面前也是上帝摸样，你只能接受这样的安排，否则就是黄巾贼。如董卓所言：吾为大事计，岂惜小民哉。小民是愚的，而且必须愚，所以你就一边去；所谓蚁民，就是像蚂蚁一样的草民，这就是儒家对民众的态度。

儒家文化对于农民、知识分子和统治者外的人是不予考虑的，发明创造、经商一概是淫巧之技和小人所为，在文化内核中，没有他们的位置。对于知识分子则是给出一个抽象的教条的道德训律，而不是告诉他们具体怎么做，最终把他们束缚在四书五经的腐朽思想上，用科举制度来限制你的发挥，最终达到社会的窒息和混沌。

鲁迅说过，中国有三种人，一为主子，一为奴隶，一为介乎于主奴之间的狗腿子。这也可算是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一大遗产了。

孙隆基：美国孟菲斯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