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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儒学 寒柯 2019-01-14 [摘要]伪崇高、狭隘和愚民政策，这或许是落在儒学身上的历史尘埃，而绝非儒学本真。洗却久积之尘，重现本初之新，以儒学之初心筑我文化之自信，其定当有补于教化！ 文／寒柯 《海外汉学研究》近期发表了美国孟菲斯大学历史系孙隆基教授的文章《儒家思想的三个致命伤》。文章指出儒家思想有三个对国人来说最致命的特点：伪崇高、狭隘和愚民政策。
儒家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资料图 图源网络） 比如说伪崇高，孙隆基主要列两个佐证：给前朝忠臣树碑立传；表旌死了的英雄。当朝与前朝本是对头，前朝忠臣更是当朝之死敌，为死敌立传，岂非虚伪？ 且为前朝忠臣立传是为了使当朝官员效法以报本朝，此又岂非利益唆使，何谈崇高？至于给死了的英雄各种美名，活着的时候不关照，却待人死了才送个名分，这是真真的虚伪！而它经不起推敲。 其一，传统儒家概念里的“崇高”与现代美学意义上的“崇高”并不完全一致。唐代柳宗元在《哭张后馀辞》：“子之崇高，无媿三事。”三事，事父、事师、事君，忠君为国而死在崇高之列，且是崇高之最，忠臣既有崇高之实，又何伪之有？ 其二，何以辨别崇高？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崇高如金，自是吹尽黄沙始现，英雄以死而证，恰是崇高之自证，也是求仁得仁之追求，何伪之有？ 其三，要看到崇高与利益的辩证关系，义利并非并非定要冲突，义利不能并举，反而是精神的信仰缺失所致。从“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这类故事可以看出孔子对待义利是辩证的，而且是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并非单纯地讲重义轻利。
孔子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弟子的问题不同处理（资料图 图源网络） 其四，要看到历史的承继与文化的传承，历史从来不是截然断裂，文化也从来不是另立新篇，如果不是刻舟求剑而以发展的眼光看，昔日的仇敌与今日的楷模并不冲突。 其五，即是现代意义上的崇高也是一种高的标准与追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并非达不到“高山”“景行”便是虚伪，这是一种劝导“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又比如说狭隘和愚民，孙隆基所讲却也抓住了儒学流变之中的某些问题，而总是意见先行地选择性论说，难以给人展示儒学全貌与本真。 孙隆基本人或《儒家思想的三个致命伤》之类文章对儒家选择性的评价有失公允，甚至是断章取义，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当下，如何看待儒学？ 儒学的极大特殊性有两个：其一，它是传承千年的学问，不断在流变。 其二，它是千年的官学，与政治深度交融。千年来，儒学与封建王朝宛如纠缠在一起的两棵大树，随着封建王朝这棵树的枯死，儒学也一度陷入极度尴尬的境地，对儒家的批判从深度与广度上来说以新文化运动为最。
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资料图 图源网络） 而无论是陈独秀、李大钊还是胡适，都对孔子及儒学给予应有的肯定，陈、李明确讲过他们完全承认孔子的历史地位，胡适晚年更是一再指出他从不贬低孔子与儒学的正当地位。 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对儒学依然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 现在看待儒学应当抓住两个要点：其一，在历史的纵向维度上看，儒学是鲜活的。 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享受着封建王朝的滋养，也随之流变，不用否认这流变中的消极之变，而更应看到它巨大的适应性以及适应中不断形成的极其丰富的思想体系和此思想体系在中国人身上积下的极其强大的文化基因。 当下来说，最应该看到的是抖掉历史灰尘之后的儒学本初时的开放、包容、博大。 其二，在现实的横向维度上看，儒学有其内核。 《光明日报》曾刊文《国学教育的乱象及治理》，反映的是当下国学的种种乱象，而某种程度上儒学背锅了，传统不只国学，国学不只儒学，儒学有其内核，它不是一个什么破旧东西都可以往里扔的筐。
对待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资料图 图源网络） 伪崇高、狭隘和愚民政策，这或许是落在儒学身上的历史尘埃，而绝非儒学本真。洗却久积之尘，重现本初之新，以儒学之初心筑我文化之自信，其定当有补于教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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