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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學來問治牘之法，余曰：公牘無定法也，其精要處，余所爲「牘史」「牘髓」諸書，已詳言之。若行文格式，如等因奉此之類，則近時坊刻之公文程式，備載無遺，一覽了然，不待辭費。無已，則擇其必應注意而人所忽略者，列舉於後。 凡初入仕途之人，於公事素未學習，執筆辦稿，往往不知所措，此未閱成案故也。大凡一事之起，有近因，有遠因，近因易知，已有成案，檢閱尤易。遠因者，或伏根於數十年前，或牽涉於本案範圍之外，經若干人之手，繳繞錯互，猝難得其端緖。須息心靜氣，逐一檢閱，其間亦必有提綱挈領之文，閱一二件而全案可以識其涯略者。亦有因一二件之錯誤而踵謬襲訛，全案俱錯者，識其涯略，則端緖易尋。就此下手，事半功倍。若發見全案俱錯而思有以補救之，則推翻成案，力持己見，非老於公事者不辦，初學不求翻案，且就易知易行之事量力爲之，尤須虛心就老輩請益，切勿意氣驕矜，妄發議論。 檢閱成案之時，閱一件訖，且掩卷思索，此事須如何答復，如何應付，若我意以爲必應如是，而檢閱下文，截然相反者，則其中必有原因，問之經辦之人，而得其癥結所在，則舉一反三，必有領悟。若經辦之人已去，或此案無端發生變化，不便深究，則就己見陳述於長官請示辦法，亦可自立於不敗之地。 凡辦一事，面面顧到，不可但計目前。如講求水利，先須顧及水患，剿辦土匪，必須慮及騷擾良民，籌議損稅，先須計及民力能否擔負，若率然下筆，以後波瀾迭起，必致束手無策。或謂舉辦一事，自有長官負責，是非得失，於我無預。不知長官一時興到，不及深思熟慮，事所恆有，正賴僚屬隨事補救。不然，事敗而累及辦稿之人，失職之咎，百喙無以自解，幸而無事，則暗中受害者，不止一人一時，於心何安，必不得已而爲之，則須預留伸縮地步，以後方可補救。老於公牘者，參以活筆，不肯說呆，正爲此也。 公牘須參活筆，指收束結穴處言之。若中間議論事之利害，理之是非，則必須反覆透澈，不可爲模糊影響之誤。其事有利無害而又不能不辦者，則將所以不得不辦之故，詳悉言之，取益防損，兼籌並顧，則人亦可以相諒，仍於文末聲明，俟某事平靖某案結束之時，此事卽行停辦，則縱有弊害，尙有盡時，不然，永留禍根，貽害無窮矣。 事理必與時勢相因，時勢變化不常，則事理亦不可拘於一隅，不知應變。就目前而論，此事必須如是，此文亦必應如此措詞，方合分際，然時移勢異，又將如何，故下筆不可說呆，尤不可說盡。長官行文下屬，或責以必不可行之事，受者於此，宜先事陳明，祇可云盡力辦理，若阿意曲從，是違心之論也。若長官並未責以程限，而下屬自吿奮勇，謂可辦至如何地步，及智盡能索，捉襟肘見，續辦不可，求去不能，是作繭自縛也。近人好爲大言，不計究竟，執筆者切宜留意，毋至竭蹶，毋廢中途，善留有餘，乃可以補不足。孔子不云乎，「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先，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旣行之後。齊家治國，其理相同，聖人之言，不可易也。 一事舉辦業已發端，則隨時檢點，隨事補救，乃當然之理。自來通病，一案辦訖，卽置之腦後，不問其究竟若何，卽有良法美意，終歸無用。苟如是則不如不辦之爲愈矣。以文件論，卽使此案辦結，亦未可謂之一了百了。何也？案雖辦結，而編檔儲藏，覆檢錄副，其事正多，其重要者，且爲地方文獻，史館資料，豈可漠不關心，等之於煙消雲散耶。 所謂辦公者，非止辦理公牘而已，自收文起草核稿簽判以至繕校封發，皆辦公以內之事。凡文稿之重要者，層層核閱，字字斟酌，卽有錯誤，亦不能歸咎一人。惟尋常例案，人所忽視，起草者掉以輕心，核稿者甚至漫不省察，其錯誤卽由此而出。不知大事半由小事積漸而成，一字之誤，影響所及，亦有不可思議者。故事無大小，皆須全神貫注，如他處來文，偶有錯誤，苟事理無甚出入，不必過於挑剔。一則文字過誤，人所時有，我以此施之於人，人亦必以此報之於我，徒生意見，無益實際。一則爲之掩覆，其人不致因此獲譴，論忠厚之道，亦當如此。若前任之事，後任有意爲難，字字挑剔，更失同寅協恭之誼，所當深戒。吾見有舉發前任弊端而興大獄者。落井下石，非君子所當出也。 初學爲公牘者，恆苦有意義而不能發揮，此由不知用筆之法，有正面，有反面，有旁面。從正面說去，則意盡而詞亦盡，從反面旁面著筆，則層出不窮矣。論正理當如是，反而言之，謂不如是則將如何，是反面著筆。就側面言之，謂某事猶且如何，況於此事，是旁面著筆。又有進一步說法，退一步說法。如云縱使事事順手，如願以償，猶不能必此事之有益於國，有益於民，而況成功與否，毫無把握，何可遽作此想。此進一步著筆也。如云凡事至剋期吿成之日，往往橫生波折，敗於垂成，今甫見端倪，且多掣肘，事之棘手，乃意中事。若其機緣湊泊，竟底於成，則是天幸而非人力云云，此退一步著筆也。文章家千變萬化，其要訣不外乎此，明此法則曲暢旁通，發揮盡致矣。 初學爲文，有摹擬前人名作之法，就古人詩文題目，爲之設身處地，擬作一篇，初時筆下生疏，去題甚遠，久之而神與境會，況如置身其間，精神面目，不謀而合，如此爲之，不數月間，進步必速。以此法學爲公牘，取前人成案，爲之辨論，爲之決斷，初時如不切合，久之而事理融合，豁然貫通，則其成就必在常人之上。治事之暇，盍倣爲之。 右論治牘之本 爲文之體，初學所當講求者：曰謀篇、曰段落、曰字句。治牘之法，與爲文無以異也。不明乎此，則結構渙散，層次不明，字句累贅，雖有崇論宏議，妙理精思，皆爲之減色矣。茲分別解釋之： 一事而寥寥數語可以了之者，無所謂篇章段落也。惟遇大案件發大議論，則此義必不可略。何謂謀篇，則於下筆之先，通盤打算，如何入手，如何分類，如何結束，胸有成竹，然後放筆爲之，所謂全局在胸者是已。大凡頭緖繁多者，須於入手處先提綱挈領，令閱者一望而知其大槪。如賈誼治安策云，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數舉。所謂痛哭流涕者，雖未明言何事，然已涵蓋一切。此之謂開門見山。何謂段落，則就所言之事，分爲若干節，以一二三四別之，如一爲內治，二爲外交之類，分類顯明，則意義顯豁，其總結處則總敍一段，以與上文相應，此之謂骨節靈通。何謂字句，則造句鍊字之法是已。句法欲其簡，不欲其繁，欲其顯，不欲其晦。簡非艱深隱僻之謂也，語有舉甲而可以例乙丙者，如云英美爲民主之國，其政治如何，教育如何，凡歐美民主之國，大率類是。此舉英美以例其餘也。有舉重可以明輕者，如云某甲公然殺人，則其平日橫行鄕里積惡多端可知。如云年荒食盡至於樹皮草根剝掘無遺，則吿貸無門典質俱盡可知，顯非俚俗之謂也。如言守禦，則云深溝高壘，雖祇四字，而意義無所不包。言錢法則云子母相權，用一權字則輕重之等，多寡之數，亦無所不包。此之謂造句。字法則以意義堅卓聲音響亮爲貴。如言數目，則以強字弱字示多寡之數，言服制則以等字差字示親疎之別，言性情則以勇怯明昧等字示性格之異。又如同一語句，而音調有抑揚高下，便覺易於動聽，否則格格不吐，聽者厭倦，功用全失。此等處全在心領神會，難以言傳，爲文牘者，句法能做到簡顯二字，字法能做到一雅字，則於此道思過半矣。 公牘以名正言順爲主，若名不正，言不順，縱使千言萬語，終無是處，如禁止吸食鴉片，因而議及專賣，雖非正辦，然就禁煙著筆，究屬義正詞嚴。又如管理妓女，因而議及妓捐，則娼妓不禁，已非正本淸源之道，若就娼妓本身，議及捐稅，更失政體，試問如何措辭。易之繫辭，有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凡不禁民爲非而言理財者，皆不能正辭者也。 公牘不獨須正辭，兼須正字。凡字有本體，有俗體。本體者如盜字從㳄不從次，次字從二旁不從冫旁皆是。俗體者，如國字書作囯，廳字書作广之類皆是。又有與本義全無關涉者，如近人公牘，凡發端必用關於字樣，其第一句之第一字，必以查字發端，直不知其何指。凡文內用關字者，因其中項目甚多，不能列舉，故以關字賅之。若祇有一事，則關字無所取義矣。查字必用之於辦理有案之件，前此有案而覆述之，故曰查。若本無舊案，今甫開端，則所查何事耶？又如彼此之稱，今人喜用該字，招集會議，今人喜用召集字，該者上官對下之詞，施之並行，便爲不敬。召者，以上命下之詞，若開會之召集人，則地位相等，有同等之人可以一呼而集之理。又如呈文中用仰祈伏乞等字，此因前代用拜跪之禮，故匍伏而請，仰首而求，所以示敬。今拜跪之禮已廢，又何必用此等字句耶？ 公牘運用典實，以不著痕迹爲貴。凡難言之景，難達之情，能以此喩出之則不煩言而解。如言才難則「稀如星鳳」，「寥若晨星」；言財政則「無米爲炊」，「點金乏術」；言拘泥則「刻舟求劍」，「膠柱鼓瑟」；言苛虐則「剝膚敲髓」，「挖肉補瘡」。諸如此類，用之得當，則一二語可以包括一切，惟用典宜用人所習知者，不可徵引僻典，自矜博雅。 公牘之體，曰上行，曰平行，曰下行。凡屬於上行者，前此有奏摺，有咨呈，有呈，有稟帖，今惟呈文一種而已。屬於平行者，前此有牒，有咨，有照會，有函，今惟公函一種而已。照會則專用之於國際交涉而已。屬於下行者，前此有札，有批，有示，今改札爲令，又別令爲訓令指令，而批示之外，又有布吿，有公吿，法庭則有判決書，此其大較也。 上行之文，不易爲也。上官爲政，有寬嚴緩急之不同，其發號施令，亦有疏密輕重之殊異，下吏奉法守職，但當論事理如何，不宜窺上官意指。上官而賢，縱下吏侃侃而談，必不見責。若其有意挑剔，遇事吹求，則必別有用心，無論如何遷就，終不得當。下吏遇此，宜察其指意所在，如並非因公起見，則奉身而退，不値於文字間計較是非。如上官平日刮目相待，有知己之感，則遭際逈異於人，獻可替否，直道正辭，乃其分也。呈文之體，務在辭約指明，婉而不詭，不可一字虛飾。若規避處分，冒功邀賞，或希圖卸責，或故事鋪張，則一經發覺，譴責隨之，無立足之餘地矣。 人民之於長官，有所陳請，其辭亦呈文也。訟師包攬詞訟，顚倒是非，致當事者受其害而不之悟。此不足責。若辯護之律師，嫻習法令，其職以保障當事人權利爲重，則接受案件之初，卽當硏究案情，如逆料其敗訴，惟有勸其息事，不可徇其所請，舞文弄法，以致身名俱損，呈辭不易措手，猶細事也。 呈爲自下而上。若今日之事業，其職員地位相等，不當以呈行之，而積漸成風，儼如官府，有所干請必以呈，第受者不逕用指令爾。此所當矯正者。 平行之文，大抵公牘往來，敍述他人語氣爲多。我據此人之詞而爲之咨商，爲之陳請，原冀於此人有益。然此人原文，對我而言，其間或有指摘他人及文字違礙之處，若全文照錄，一無翦裁，則不惟無益而反有害，不可不知。至於兩處行文，或道里遠隔，文到之時，情形已變，亦非可以一槪照轉。遇此等事，當敍其曲折以補之，如云，貴處來文，係某月日所發，而本處接某月日某處來文又與貴處不同，自係貴處未經接洽之故。或云，本處前致貴處之文，係某月日所發，其時情形未變，故措詞如此，乃某月日又接某處來文，則情形頓異，權衡事理，自當以後者爲主，應請貴處照案施行。此因事實變動，辦法不得不然，非前後歧異也。平行之文，用之於同僚，則措詞宜謙和婉轉，不可直情徑行。若一時意氣未平，放筆爲之，則受者以惡聲相報，必成嫌隙矣。 敍來文不妨删節，彼處有案，我但摘其案由，錄其要語可也。若□錄全文，則彼此均費日力，無謂甚矣。 下行之文，人所輕易視之者也。不知立國以民爲本，上下之情隔，則國之與民，漠不相關，一切弊竇，自此而起。故治公牘者，於下行之文，當以全力注之。凡辦一事，必就人民身上著想。執筆者一字之輕重，民之利害隨之，造福在此，造孽亦在此。 批示之詞，當令婦孺易曉，不嫌其俗，不厭其煩，惟不可嬉笑怒罵。今時流傳之樊樊山公牘，非不淺近入理，而好爲漫罵之詞，是其一失。民之呻吟於積威之下者久矣，何忍玩弄於筆墨之間耶！ 吿示之文，所以曉諭遠近，榜之通衢，萬人屬目，而雨淋日炙，甫張貼而字迹模糊者，往往而有。故紙必堅厚，字必淸楚，不可用草書，不可用淡墨，草書難識，淡墨易黯，非便民之道也。 訓令指令之文，指陳事理，務須明白易曉，下吏所以呈請指示者，爲其有疑義也。若含胡出之，則受者無所適從，僨事之咎，不在下而在上。其事理繁重者，如逐條聲敍，當列入正文，不可作爲附件，以附件率用油印，受者視爲通行例案，不甚措意，易於擱置也。 長官與下吏，雖有統屬之分，其奉職於國家則一。上官行文，當於體制之中，寓謙遜之義。宋時公牘，上官於下僚祇稱其姓，曰某姓某官，無連書姓名者；其稱姓名者惟人民耳。今日政體，凡服務於公家者，同爲公僕，則語氣尤宜謙謹。此節有關治道，勿以細故忽之。 照會之文，用之於國際交涉，別爲一格，其所應注意者，則文字切實而須凌空，稍一不愼，便成大錯。外交體節，於稱謂最所講求，如大使公使總領事領事，身分旣殊，待遇亦異。辦稿者稍有疏忽，受者退還重繕，縱不敗事，已損國體矣。 文字一道，須就性之所近而試爲之，不必勉強。往時爲幕友者，必讀書不成，然後讀律，故幕友之籍紹興者，盈千累萬，而知名者寥寥可數，以性不相近故也。若自問不宜於仕途，便當及早抽身，不必隨人俯仰，如其性情相近，則經人指點，事半功倍。公牘文字，本極枯燥無味，無味之味，得之者有幾人，勉強而行，不如生知者之得於天授也。 右論公牘之體 治牘須知: 东方杂志: 1946卷期: 42卷 8期页码: 52-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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