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5年7月我大学毕业后，有幸走进“高桂滋公馆”大院，开始在陕西省作家协会的《延河》文学月刊社工作，那正是文学的鼎盛时期。曾经在报刊书籍上见到的大名，胡采、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路遥、陈忠实等等作家突然以活生生的形象，行走在省作协大院里，出现在我面前。 我第一次仔细端详陈忠实老师，是1986年元月的一天。陈老师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去泰国考察归来，省作协所有工作人员，集中在前院的办公室，听陈老师讲述泰国之行见闻和感受。我坐的位置虽然离他略远，办公室采光也不好，但陈老师穿着棉衣坐在窗户边，面容的轮廓便很清晰，那是一个朴实厚道的关中人模样，面颊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多的褶皱。他操着一口地道的西安方言讲述着，声音浑厚，听起来很是亲切，就像是邻家大哥在与我们聊家常，与第一次我见到路遥老师的情景完全不同，我竟没有怯生生的感觉。2002年，我在天津参加《小说月报》组织的文学活动时，见到作家毕飞宇，他得知我是陕西省作协的，兴奋地对我说，陈忠实先生的那张脸太可爱了，脸上的每一道沟壑，都有丰富的生活内容。 陈忠实是1982年11月调入陕西省 作协从事专业创作的。陈忠实曾说，他的人生理想，就是能当一个专业作家，如今，理想实现了。1985年4月，陕西省委宣传部正式行文，陈忠实为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副主席。（陕西省作协前身）。之前，根据“专业技术干部的农村家属迁往城镇”的相关政策，陈老师的妻子和子女四人的户口，由灞桥区的蒋村迁到了西安，然而，户口和人事关系进了城，陈忠实决定，还是回到原下的祖居老屋写作，特别是写农村题材，原下的老屋接地气，也更安静。当了专业作家，时间是充分自由了，他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自由支配时间的权利。当时，他还有一个角色，就是挂职的中共灞桥区委副书记。 不论挂职还是不挂职，陈忠实就是村子的一员，遇事乡党都要互相帮忙，乡党要办事，凡是想到陈忠实能办的，也不管他是在读书还是正在构思写作，就径直进门找他说事。遇上乡村的娶媳妇，乡党也总是找到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让他去做执事，并叮咛：“你还干你那摊子事”。作为乡党的陈忠实，不容许说半个不字，必得立即应诺，还要表现出踊跃的情绪。“那摊子事”就是做账房。除此之外，偶尔遇到急事，想着他有“官家”身份，外边关系广，熟人多，也会找到他。全然不考虑是否打断了陈忠实的写作思路。 1986年春天，陈忠实自己建房，满村的乡党几乎都来帮忙了，陈忠实一方面还做“那一摊子事”的账房先生。另一方面，人手短缺时他也是一个劳力。 建房时，他为自己辟出一间书房。接下来为了保证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他请求终止了灞桥区委副书记的挂职，其他文学活动也选择性参加，唯独这个账房先生的角色没有免除，他也很乐意继续。 1982年到1992年，陈忠实认为这是他写作生涯中最好的十年。四季流转，内心宁静，偶尔给乡邻做账房先生，更多的时候是自己独处老屋，气定神闲地投入写作。他说，如果有人在他身边，他小说中的人物就会纷纷躲起来。 1987年，陈忠实到长安县查阅《长安县志》和有关党史、文史资料。有一天晚上，他与《长安报》的记者李东济聊天，陈忠实第一次向外人透漏了他创作《白鹿原》的信息，陈忠实感叹已经是45岁的人了，说一声死还不就一死了之了，但最愧对的是一辈子爱文学，死了还没有一块可以垫头的东西。 关中民俗，亡者入殓，头下要有枕头，身边还有装其他物件，这些东西，有时是由死者生前准备或安排妥当的，陈忠实说，“东济，你知道啥叫老哥一直丢不下？就是那垫头的东西！但愿我能给自己弄成个垫得住头的砖头或枕头！”从他的这句话的言外之意，也就是说，弄不下像样的能给自己交待的作品，陈忠实大有死不瞑目的恐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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