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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9月20日，时任广州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下令重申禁种、禁吸、禁运鸦片的法令。法令内容大约有三：一、鸦片贻害人群，甚于洪水猛兽；二、督促各级地方官员严密查禁，杜绝“偷种”行为；三、告诫人民不要贪图小利，违反禁令，否则严刑以待。由此可见，孙中山对鸦片毒害，确是深恶痛绝。 孙中山的禁烟理念虽贯彻一生， 但其中有数次转折， 从“与洋争利”到“严令禁绝”， 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晚清时期 青年孙中山 早在1890年，孙中山就认识到鸦片对中国民生、农桑的危害。他那时并不主张严禁，反而提出了“以毒攻毒，最终绝毒”的建议。在《上李鸿章书》中，他指出四川等省已大量种植罂粟，所出鸦片味道比印度“公土”要好，故应尽快推广全国，届时可尽夺印度烟土的利益，英国人见不能牟利，自然停种。待其停种后，中国即可厉行禁止。 1895年12月24日《申报》，孙中山“欲在南海遍种莺粟”。 孙中山的观点，与当时部分改革派知识分子相类，这说明他们对中国毒品问题的认识并不深刻。事实上，据总税务司赫德1897年估计，全国土产鸦片有334,000担，进口鸦片只有50,000余担。这说明，清末数十年广泛种植罂粟的结果，反导致鸦片烟毒进一步弥漫全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遭受更大破坏。所以“广种罂粟以争洋利”、“使其不禁而自止”的方法，根本行不通。 第二阶段：国民政府时期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对鸦片危害的认识更多，“亡国灭种，其祸盖非敌国外患所可同语”，故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提倡严禁之法。 孙中山不仅否决了副总统黎元洪“实行鸦片专卖以解决财政危机”的建议，更连颁《严禁鸦片通令》及《令内务部通饬禁烟文》等法令，提出四项明确的禁烟措施： 一、剥夺吸食鸦片者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一切公民权；二、令各级政府明示禁止鸦片，不要废驰；三、制定暂行条例，堵塞其他漏洞；四、加强宣传，使大众明白鸦片祸害，摒绝恶习。后来，孙中山在内务部设立全国禁烟公所，又颁布了列有鸦片罪十条的《新刑律》。 在辞任临时大总统一职后，孙中山仍奔走各方，为禁烟出力。他曾致电英国国民和伦敦各报，要求英国“停此不仁之贸易”、“还我自由禁烟之主权”。在孙中山的努力下，1913年3月全国各地代表在北京召开禁烟大会，成立“全国禁烟联合会”，要求英国停止鸦片贸易，终迫使英印政府宣布不再向中国倾销鸦片。 第三阶段：广州国民政府时期 民国初年的禁烟运动富有成效，得到国内舆论一致肯定。可惜袁世凯死后，中国陷于军阀割据之局，各派军阀为豢养军队，竟再次开放烟禁，强迫农民种植罂粟及利用军队推销鸦片，致使鸦片流毒再次死灰复燃。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广州非常国会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并在广州北校场检阅军队。 1921年4月，孙中山出任广州中华民国政府非常大总统，一方面积极着手北伐，另一方面颁布和推行一系列禁烟法令和措施。 除了文章开首提到的禁令外，孙中山又在1922年3月在广东设立“万国禁烟会广东分会”，并于4月开展大规模的禁烟运动。 1924年1月16日，孙中山批准了禁烟督办署拟订的《禁烟条例》，规定禁烟督办将随时派员分赴各省、各属严密稽查，对鸦片烟毒的种、运、售、吸制订处罚条款。 不久，孙中山发表了的讲话《禁烟问题与政治建设》，态度鲜明地表示：“鸦片营业绝对不能”，认为“欲达禁烟之目的，必须由国民政府採定全国一致遵守之计画”，并且严厉抨击那些以鸦片牟利的军阀，正是毒害的根源，故消灭军阀乃消除毒害的先决条件。这一讲话，被称为“总理拒毒遗训”，是指导时人禁毒的纲领性文献。 可惜，孙中山去世后，后人未能坚持其严禁鸦片的理念。1926年7月，国民政府开始北伐，由于财政需要，禁烟政策有所改变，在财政部门设立“戒烟药膏专卖总局”，实行专卖。 作者：葛爽 参考文献 李本义：《论孙中山的禁烟拒毒思想》 王宏斌：《孙中山论中国近代毒品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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