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本文选自《大六壬的古天文学原理及心智哲学机理研究》上篇第二章，若转载请注明出处。研究大六壬的起源，我们会发现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天人合一”思想、中国原始宗教“北斗与猪神崇拜”以及中国古代神话人物“九天玄女”的身世，这些问题有一个共同的源头。本章就来寻找这个源头。 清人俞正燮考证大六壬的起源说： 六壬之起，《道藏》谓自黄帝，名六壬者，神机制胜。《太白阴经》云：“玄女式者，一名六壬式，玄女所造，主北方万物之始，因六甲之壬，故曰六壬。”《式经·总要》云：“六壬之说，大衍数谓天生水，始于北方。许慎《说文》言：水者，准也。生数一，成数五，以水数配之成六壬也……壬术主北方阴。《白虎通》云：亥者，阴之始。又亥位为《易》之乾，为盖天之门。壬寄于亥，名六壬宜也。[2] 清代大学者纪晓岚对此也有考证云： 六壬与遁甲、太乙，世谓之“三式”，而六壬其传尤古，或谓出于黄帝元女，固属无稽，要其为术，固非后世方技家所能造。大抵数根于五行，而五行始于水，举阴以起阳，故称壬焉；举成以该生，故用六焉。[3] 俞正燮与纪晓岚的意见可以概括为：六壬的起源十分古老；壬寄宫于亥，水为五行之始，亥又为天门乾之方位，乾为八经卦之首，水的生数为一而成数在六，所以“六壬”二字包含万物起源的思想。 不过，如果要进一步追问这些思想古老到什么程度？有何来历？制造六壬式的玄女是个什么人物？其身世如何？西北（亥）方位何以成为天之门？俞氏和纪氏的研究过于简略，不能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知道，迄今出土的六壬式盘其天盘正中毫无例外都是北斗图案，这个特征显著区别于太乙式和奇门式。这说明六壬之“壬”与北斗之“斗”有某种紧密的内在的逻辑关联。而壬水寄宫在亥，亥代表的生肖是猪，这些蛛丝马迹为本文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线索。 事实上，在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民就将北斗比附为猪（图2-1）。[4]在今人眼中，猪既愚蠢又丑陋，实在难以将它与主宰万物的北斗[5]相联系。于是我们不禁要问，先民为何要将北斗比附为猪？六壬与北斗的关系是否正是来源于猪与北斗的关系呢？六壬根于天学，那么猪与北斗的关系是否也正是来源于中国古代天文学呢？本文将从中国古代天文学、先民的生殖崇拜和先民对万物起源的思考等几个方面来探讨大六壬的古老起源、北斗与猪神崇拜的起源、“天人合一”概念的起源、九天玄女的身世等问题。
图2-1b 河姆渡文化陶钵上的猪图像，距今约7000年 图2-1c 崧泽文化陶制斗魁模型，距今约5200年 图2-1d 红山文化三孔玉饰，距今约4000年 图2-1e 红山文化猪首形饰 图2-1f 良渚文化玉琮上的北斗星君 第一节 圭表测影与冬至祭天“圭表”是古人用来辨正方位、掌握时间、考订节气的最早的天文仪器，由“圭”和“表”两部分构成。“表”是一根直立地平面的杆子，在风和日丽的晴天，“表”在太阳的照射下会形成一条影子，“圭”则是量度日影的尺子。 现今已经发现的最古老的圭表，出土于素有“尧都平阳”之称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约4100年（图2-2 圭表）。[6] 关于表的使用方法，《周礼·考工记·匠人》云：“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槷以县，眡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7] 这种方法就是在水平的地面立一根垂直的杆子，然后以杆子为圆心在地面画一个圆，记下日出和日落时杆子的投影在圆上的交点，连接这两个交点的直线就是东西方向，作这条直线的垂线就得到了南北方向。不过，由于日出与日落的影子比较模糊，在圆上的交点不易找准，所以要参考正午最短的日影和夜晚北极星的方向来修正（图2-3）。[8]同时，人们根据日影方向的变化来确定白昼的不同时间，这便是后来发明的日晷的工作原理（图2-4）。 图2-2a 图2-2b 图2-3 图2-4 内蒙古托克托县出土中国汉代的日晷（《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1981年00期） 通过日复一日的观测，人们发现正午时刻的日影一天天由长变短，又一天天由短变长，大约366天完成一次循环，于是人们有了回归年的概念。[9]同时人们还发现，日影最长的这一天，白天最短；日影最短的这天，白天最长，于是人们有了冬至、夏至的概念。人们用来度量正午日影长短的工具，就叫“圭”。[10] 《周髀算经》卷上云：“周髀长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周髀算经》卷下云：“冬至晷长一丈三尺五寸，夏至晷长一尺六寸，问次节损益寸数长短各几何？”[11]后文按照冬至、小寒、大寒、立春一直到立冬、小雪、大雪的顺序依次列出了日影长度。先民获得了冬至与夏至的日影长度以及变化的规律，反过来就可以预计来年冬至与夏至来到的时间。 先民之所以重视冬至与夏至的测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祭祀：冬至祭天，夏至祭地。在今天的北京城，分别位于二环主城东南郊的天坛中的圜丘和东北郊的地坛中的方丘，就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天、地的地方。古人尤其重视祭天。《中华遗产》2006年第1期一篇题为《袁世凯祭天——天坛的最后一次典礼》的署名文章，还配有照片（图2-5），详细记载了人王祭天的全过程[12]。 文章明确记载：袁世凯从南面登上圜丘的第二层朝北站定，深深鞠躬四次，敬献了丝绸之后，袁世凯就跪到圜丘第一层。 如果我们今天去天坛公园实地考察就会看到，在圜丘正北方向坐落着“皇穹宇”建筑，殿正中有汉白玉雕花的圆形石座，石座最高处以坐北朝南的方位供奉“皇天上帝”牌位，石座底下左右配享皇帝祖先的神牌（图2-6）。“皇穹宇”正殿东西各有配殿，分别供奉日月星辰和云雨雷电等诸神牌位。地上的人王祭天，祭的就是这位天上的“皇天上帝”和人王的祖先们。
图2-5 袁世凯祭天
图2-6 “皇穹宇”正殿内部（图片采自网络） 祭天的大礼其实是渊源有自。《礼记·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孙希旦解曰：“迎长日之至，谓冬至祭天也。冬至一阳生，而日始长，故迎而祭之。礼之盛者谓之大，祭天岁有九，而冬至之礼最盛，故谓之大报天。”[13]王文锦解曰：“迎接昼长日子的到来，这是大报天恩而以太阳为主。”[14]《周礼·春官·大司乐》云：“冬至日，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徐注：“圜丘：国都南郊祭天的圆形高丘。圆象征天。”[15]《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郑玄注：“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大帝。”[16]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人王之所以选择冬至这天举行祭天大礼，是因为冬至一阳始生，白昼越来越长，万物开始复苏了。 祭祀天地的传统还可以继续向前追溯。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许多祭祀天地的圜丘和方丘遗存，其中以东山嘴遗址祭坛（图2-7，红山文化晚期，距今约5500年）[17]和牛河梁“积石冢”群遗址（图2-8，红山文化晚期，距今约5000到5500年）较为著名。[18]显然，5500年前的人们应该已经懂得了用圭表测日影以确定冬至和夏至。
图2-7 东山嘴遗址祭坛 事实上，这个时间我们还可以往前追溯到6500年前，甚至更早。震惊世界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图2-9），冯时先生研究认为当时的人们不仅掌握了立表测影的技术，还已经形成了分至四神和北斗崇拜的观念（相关内容在第三节详细讨论）。[19]
图2-8 牛河梁“积石冢”群遗址 圜丘、方丘
图2-9 濮阳西水坡M45 第二节 “圭”的演变前面我们谈到，“圭”是测量日影（特别是冬至和夏至的日影）的天文仪器。由于同一个节气（比如夏至）各地日影长度并不相同，所以“圭”便具有了寻找地中、度量地域的功能。由于分封诸侯需要利用土圭测量地域大小，于是土圭又演变成为标示等级的礼器。这种演变，在文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周礼·地官·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土深，郑司农曰：“谓南北东西之深也。”戴震曰：“南北为深，东西为广。”徐注：“地中，谓天下的中央，为东西南北之中……日南，标杆影子短于土圭长度谓之日南……反之则日影长。”郑《注》曰：“凡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20] 《周髀算经》卷上云：“周髀长八尺，勾之损益寸千里。”赵爽注：“勾谓影也。言悬天之影，薄地之仪，皆千里而差一寸。”程注：“用八尺高周髀测量表影长度，则南北方向距离每改变一千里表影增减一寸。”[21] 《周礼·夏官·土方氏》云：“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郑玄注曰：“土地，犹度地，知东西南北之深，而相其可居者。宅，居也。”[22] 《周礼·考工记·玉人》云：“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23] 《周礼·春官·典瑞》云：“土圭以致四时日月，封国则以土地。”郑玄注曰：“封建诸侯，以土圭度日景，观分寸长短，以制其域所封也。”[24] 《周礼·地官·大司徒》云：“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叁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叁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25] 《周礼·考工记·玉人》云：“玉人之事，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伯守之。”徐注：“镇圭，古代朝聘所用的信物，天子所执守……命圭，天子在册命礼仪中授给诸侯、大臣的玉圭。象征被册命者的身份地位，也是被册命者的符信。”[26] 《说文解字》第十三篇下：“圭，瑞玉也。上圆下方。公执桓圭九寸。侯执信圭，伯执躬圭。皆七寸。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皆五寸。以封诸侯。从重土。楚爵有执圭。珪，古文圭，从玉。”[27] 总结以上文献关于“圭”的记载，我们得出几个结论：其一，“土”是度量的意思；“圭”的字形是“土”上重“土”，正是形象生动地描绘测量日影时用“圭”一节一节地丈量的过程；其二，冬至日影的长度是八倍夏至影长又三分之二，那么陶寺出土的“圭”上的圆孔当是为了取三分之二之用；其三，根据“凡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的原理，分封诸侯用“圭”丈量不同面积的土地，需要不同大小的“圭”，“圭”也就变成了标志封疆贵族不同等级的礼器，于是“圭”演变成了“珪”。 不过，据何驽先生研究认为：“实际上至西周时期，玉石圭早已丧失了史前时期当地夏至晷影长度标准的象征意义，也丧失了分封领地、‘等邦国’的凭信功能，沦为纯粹标志墓主身份地位的瑞玉了。”[28]这个问题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所以不作讨论，记于此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第三节 天上的“表”前面我们讨论了昼观日影，本节谈谈夜观星斗。 我们的祖先没有今天这样精准的计时工具和先进的天文仪器。为了顺应自然，也为了窥测天意，他们辛勤的观测星空，积累了大量的天文知识。 濮阳西水坡45号墓葬向我们展示了6500年前人们眼中的星空世界。[29] 墓主人脚底下的北斗由蚌塑的斗魁和两根人腿骨代表的斗杓构成。《周髀算经》卷上云：“周髀长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髀者，股也。……髀者，表也。”程注：“人的股骨或胫骨叫做‘髀’。用表测影是由最初的立人测影发展而来，人长8尺，表高也8尺。”[30] 人腿骨象征地上测日影的表，现在把腿骨放到斗杓处，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北斗就是天上的表。这种观念至少6500年前就已经形成。 那么北斗如何完成计时功能呢？ 《淮南子·天文训》云：“斗杓为小岁，正月建寅，月从左行十二辰。”[31]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北斗计时计的是寅、卯、辰一直到亥、子、丑的十二个月。何为“左行”？古人面南观天，一个昼夜之间日月星辰皆东升西落，一年四季之间巡天二十八宿也是东升西落，这种运转就好比伸出左手，拇指向上，其他四指半握拳，呈顺时针方向旋转，这就叫做“天道左行”。 《史记·天官书》云：“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32]于是我们知道：古人将北斗与二十八宿拴系在一起以便于计时。具体说，斗杓对应角宿，北斗第五星“衡”对应斗宿，斗魁对应参宿（图2-10）。如果在黄昏观察，则看角宿投影到地平面落在哪个方位，若是卯位则是建卯之月，若是午位则是建午之月。如果是在夜半观察，则看南斗投影到地平面落在哪个方位，若是巳位则是建巳之月，其他依此类推。黄昏、夜半和平旦对应的时间，卢央先生研究认为分别对应戌时、子时和寅时。[33]需要说明的是，秦汉年间是否已经具备更加精确的赤道坐标系，学界尚有争议。[34]本文认为《天官书》用的是地平坐标系。平旦和黄昏时分对应寅时和戌时，聊备参考。
图2-10 北斗与28宿拴系图（《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天文历法》，第七六页） 最迟至战国时期，二十八宿体系已经形成，而且全天星空被等分为十二次，与地平十二辰、十二分野实现了完整的对应关系（图2-11）。那么斗柄的指向是比较精确的，《淮南子·天文训》还将斗柄的指向划分为24个方向对应到二十四节气，已经非常精细了。[35] 不过再往前追溯，我们可以看到斗柄的指向是模糊的。 《鹖冠子·环流》云：“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运于上，事立于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成。”[36] 《夏小正》云： 正月——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悬在下。 二月——无。 三月——参则伏。 四月——昴则见；初昏南门正。 五月——参则见；时有养日；初昏大火中。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 七月——汉案户；初昏织女正东乡；斗柄悬在下则旦。 八月——辰则伏；参中则旦。 九月——辰系于日。 十月——初昏南门见；时有养夜；织女正北乡则旦。 十一月——无。 十二月——无。[37]
图2-11 十二次、十二辰与十二分野（采自网络） 从《鹖冠子》与《夏小正》看，斗柄均没有准确地指向十二辰。同时，《夏小正》向我们透露出古人主要以亮星的昏见或者旦见在天空的某个具体方位来确定月份。其中，“参宿七”“织女一”“心宿二”（俗称大火星）、“南门二”均是全天一等亮星。“昴”宿其实是一个星团，虽然其中没有一等亮星，但是在夜空十分明亮，非常容易识别。以上星宿应该就是夏代星空的标志星。与《天官书》“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相比，虽然标志星不同（《天官书》是“角宿”“南斗”“参宿”），但两者是同一种建时思路，即以某一标志星在某指定的时段出现在某特定方位来标识月份。 由以上分析，我们再来看看西水坡45号墓葬形制，我们相信，6500年前的那个时代，先民已经建立了北斗与东方青龙和西方白虎的拴系系统。冯时先生研究认为，他们不仅掌握了两分两至的测定，而且，东方青龙的标志星是“心宿”，西方白虎的标志星是“参宿”，而且它们正好处于当时的春分点、秋分点。[38] 第四节 天上的“圭”前面我们讨论了圭表测影，并找到了天上的“表”。既然“圭、表”一体，那么天上是不是应该有个“圭”呢？ 很幸运，得益于近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笔者在曾侯乙墓出土的文物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1978年在湖北随县发掘出战国早期（约公元前433年）的曾侯乙墓，出土了一个漆箱，箱盖正中篆书一个“斗”字，环列“斗”字顺时针书写着篆文的二十八宿的名字（这是迄今发现的我国关于二十八宿全部名称最早的文字记载）。再往外，东边画着青龙，西边画着白虎（图2-12）。[39]箱盖的星图与西水坡45号墓葬形制如出一辙。两者在时间跨度上相差4000年，但是在文化渊源上显然是一脉相承。正如《周易·贲》彖辞所说：“文明以止，人文也。”先民们通过数十年、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辛勤观测、辛勤实践获得的这些天文知识来之不易，所以他们将这些宝贵的知识一代一代忠实的传承下去。[40] 在这二十八宿的名字中，笔者找到了“圭”（箱盖上写作 ，见图2-13）。[41]圭宿，也就是今天我们熟知的奎宿。但是奎宿是不是与测日影有关呢？
图2-12 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箱盖
图2-13 曾侯乙墓篆书二十八宿 王健民等学者推测奎宿的形状正像“圭”字的轮廓，所以将它命名为“圭”。不过，作者没有进一步分析“圭”为何物。[42]钟守华进一步论证说，“奎”象征天之大圭，比喻在朝象官之礼器；从战国到汉代，奎宿至少有过圭、封豕、髀胯三种含义；在曾侯乙墓时代不存在以“圭”去通假“奎”的问题；奎宿的名称原为“圭”，“奎”由“圭”衍生而来，“圭”是“奎”的本字。[43] 历数《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晋书·天文志》《尔雅》《庄子》《说文解字》等典籍，“奎”字主要有如下解释： 一、奎为天豕、封豕、封豨，均表示大猪 二、奎为沟渎 三、奎为髀胯 四、奎为府库 “圭”是“奎”的本字，那么“圭”也可以具有大猪、沟渎、髀胯和府库的含义。 先民把北斗比附为猪。北斗是天上的表，大猪是天上的圭，这只是一种巧合吗？“圭”度日影，莫非“奎”宿与此有关？ 第五节 日躔与岁差在第三节，我们谈到了“天道左行”。古人面南观天，一个昼夜之间日月星辰皆东升西落，我们知道这是缘于地球自转。一年之间巡天二十八宿也是东升西落，我们知道这是缘于地球绕太阳公转。想象自己身处北半球的天空之上向下俯瞰地球，我们就可以看到地球自转和公转的方向都是逆时针的（图2-14），正是这种逆时针的转动导致了“天道左行”的视运动现象。[44] 然而盖天家认为，恒星是不动的，行星是运动的（古人认为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均是行星）。《晋书·天文志》云：“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随天左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天牵之以西没。譬之于蚁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蚁右去，磨疾而蚁迟，故不得不随磨以左迴焉。”[45]大意是说，恒星镶嵌在天盖上，整个天盖象磨盘一样顺时针转动，而行星在磨盘上逆时针爬行，但是爬行的速度比磨盘慢得多，所以也就被带动着顺时针转动了。
图2-14（采自网络） 由此我们知道，古人观察到太阳在巡天二十八宿的恒星背景中逆时针运动，每年转一圈。太阳的这种运动轨迹叫“日躔”（也叫“日在”），运动到某宿就叫日躔某宿，运动到某次就叫日躔某次。虽然日躔的位置不能直接观测，但是先民用昏旦中星的方法可以间接得到[46]，在观测精度不高的新石器时代，这种方法得到的日躔位置大致不差。另一种可能的方法就是夜半中星法，也叫冲日法，即是在夜半时分观察位于南中天的星宿，它与太阳相对，从而间接得到日躔的位置。不过，新石器时代的人们是否掌握了夜间计时技术，现在还缺乏证据。最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他们是以昏旦中星的方法间接求得了夜半中星的位置，并以此确定夜半时分，而不是相反。 《夏小正》明确有“初昏参中”“初昏南门正”“参中则旦”的记载，这是先民使用昏旦中星观测法最早的证据。而秦汉间的《礼记·月令》记载最为详细：“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牵牛中……”。 那么，日躔位置与晷影长短有什么关联呢？《汉书·天文志》说得很清楚，冬至日躔牵牛，（太阳）距离北极最远，晷影最长；夏至日躔东井，距离北极最近，晷影最短。[47] 事实上，冬至点并非固定不动，而是沿着黄道逐年西退。这种现象叫做“岁差”。今天我们知道，太阳和月亮对地轴的方向产生扰动，使赤极绕黄极顺时针旋转，同时，行星引力对地球绕日公转产生摄动，这些综合作用使两分点沿着黄道大约71年西退1度，25800年移动一周。[48]然而古人发现“岁差”现象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冬至日躔牵牛（初度），按照岁差计算这是公元前450年的天象情况[49]，这个数据与汉代《太初历》《三统历》记载相同[50]。汉武帝时代的邓平、落下闳等人通过实测，发现冬至点并不在牵牛初度，但是他们认为是观测的误差所致，仍然忠实地接受传统的观测结果。直到公元330年，东晋的虞喜才打破陈规指出：“尧时，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余年，乃东壁中，则知每岁渐差之所致。”[51]于是“每岁渐差”便简称为“岁差”。 现在我们就从牵牛初度开始，作一个简单的计算。 根据《三统历》，奎宿初度距离牵牛初度共72度，奎宿距度16度，那么奎宿末距离牵牛初共88度。按照冬至点每71年西退1度计算，当冬至点处于奎宿的范围内的时间段距离公元前450年应该大约是5250年到6350年，距今应该是7550年到8650年。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一个粗略计算，因为7000年前的先民的观测技术一定不精确，那时候肯定用的是地平坐标系，而当时的地平坐标只有八个方位（图2-15、图2-16），而且当时星空被划分为多少宿实在难以确知。所以此处的计算没有考虑黄道坐标系和赤道坐标系的转换，也没有考虑古度365.25与今度360的换算。 而北斗与猪相比附的出土文物中距今最早的大约是7000年。我们说，文物背后的思想比文物本身更久远，那么在距今7550年到8650年的这段时间内，先民掌握了“圭表”测冬至的技术，并观测到冬至前后日躔奎宿，并把奎宿的象征物—“猪”和北斗的象征物—“斗”作了一番比附，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奎宿由于其特殊的位置，它肯定是先民早期关注的星宿之一。 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奎宿为什么是猪的象征物？难道是因为奎宿的形状象一只猪？还是另有深意？
图2-15 蚌埠双墩遗址出土陶符，距今7000年（《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天文历法》第〇四八~〇四九页）
图2-16 凌家滩遗址双头猪，距今7000年（采自《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 第六节 我从哪里来？几乎每一个孩童都会询问爸爸妈妈：“我从哪里来？”先民告别了蒙昧，开启了智慧，便在思索“我从哪里来”？在他们眼里，生殖是一种神秘的力量，而猪的生殖力足以让人惊羡不已。 学者们研究认为，六畜中猪繁殖得最快。一头母猪两年可生五次猪仔，一窝猪仔一般有十个上下，多的达二、三十个。小猪生下来后，半年左右又可以配种繁殖。一头母猪喂养得好，半年可以繁殖四、五十头小猪。而马要长三年才能配种，牛长两年配种，又都是一年产一次，一次产一个。羊至多两年配三次，一般只产一羔，至多产双羔、三羔。猪的生长速度也很快，一般七八个月，至多十来个月，就能长成百斤以上的大肥猪。[52]母猪的发情不受季节的限制，而且妊娠期短，牛需要280天，羊需要150天，而猪只要114天。[53] 考古发现，六畜中被人类最早驯化的是猪和狗。从距今4000—8000年的新石器时期的主要遗址出土的“六畜”统计数据看，不论是绝对数和百分率，都以猪最多。[54]先民寿命很难超过20岁，成长期又长，因此种族的繁衍是头等大事。而猪，因其强大的繁殖力和旺盛的生长力，早已成为先民的崇拜对象，将其作为地母神的化身。于是，生者的“家”和死者的 “冢”都要以猪（豕）的生命力和生殖力作为感应的手段。[55] 考察奎宿的模样，它的确很像甲骨文的“豕”（图2-17）。《天官书》说奎是天豕，猪又具备极强的生命力，所以我们认为奎宿表达了先民对生殖崇拜的寓意。
图2-17a 奎宿 （采自网络）
图2-17b 豕 文献中尚有奎宿与生殖相关的证据。《说文解字》云：“奎，两髀之间。从大。圭声。”段玉裁注：“奎与胯双声。奎宿十六星以像似得名。两体之间，人身宽阔处，故从大。首此篆者，蒙上人形言也。”[56]《说文解字》又云：“胯，股也。”段玉裁注：“合两股言曰胯。胯，两股之间也。《史记》曰：不能死，出我胯下。”[57]显然奎就是胯，胯就是两股之间。冯时先生认为奎宿大概特指女性的骨盆。[58]女性的骨盆当然跟生殖直接相关。 我们知道“髀者股也，髀者表也”。所以“两髀之间”的含义，既是两股之间，也是两表之间。表影的变化反映的是日躔轨迹的变化，实质是阴阳消长的变化。7500年前，当太阳运行到奎宿，正是冬至阴极之处，太阳这个极阳之物走到奎宿这个极阴之地，阴阳一交合，新的生命便开始了。所以，奎宿既代表（由长变短和由短变长的）两条表影之间的冬至，也代表两条大腿之间的女性的骨盆。（另外，根据“髀者股也，髀者表也”，笔者推测很可能人类在半爬行半直立行走的时代就已经懂得观测自己直立时在太阳下的影子来判断时间。） 甲骨文的“家”（ 的形状是房子里面养了一只猪。更奇妙的是，在奎宿的西边是营室和东壁两宿，它们曾经为一宿，正是一所大房子。[59]大房子下面一只大猪，这不就是“家”吗？难道这又是巧合？显然古人认为她们的祖先就是从天上的那个“家”里生养出来的。 但是，7500年前的母系社会存在“家”的观念吗？ 许慎说：“家，居也。从宀，豭省声”。[60]这里“豭”指公猪。有学者认为“家”中之“豭”强调了对男性祖先的崇拜，“家”是父系社会才产生的概念。 然而段玉裁提出了疑问：“按此字为一大疑案。豭省声读家。学者但见从豕而已。从豕之字多矣。安见其为豭省耶。何以不云叚声。而纡回至此耶。窃谓此篆本义乃豕之凥也。引申叚借以为人之凥。字义之转移多如此。牢、牛之凥也。引伸为所以拘罪之牢。庸有异乎。豢豕之生子冣多。故人凥聚处借用其字。……家篆当入豕部。”[61] 陈炜湛先生支持段氏的观点，并认为“家”是会意字，“家”中之“豕”并非特指公猪。[62]流沙河先生的观点又别具一格：“古代婚配，女来就男曰嫁，男去就女曰家。家本动词。豭猪牵去就交母猪，其事类同男去就女。”[63]如图2-18。照这样的理解，公猪只是起到配种的作用，“家”的观念更像是母系社会的产物。 《左传·桓公十八年》：“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64] 如果进一步考察甲骨文的“家”字其实有三种写法： 本文认为：在7500年前的母系社会既有“家庭”的事实，也有“家”的观念。我们在民族学和人类学上可以找到大量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65]甚至可以推论：在对偶婚产生的时代也就是家庭观念产生的时代。
图2-18 过去的100多年学者们经过不间断的考察研究认为，在母系社会就已经产生了对偶婚，这是现代意义的婚姻家庭的初级形态。[66]考古学也找到证据，表明在距今至少七八千年前的母系氏族社会，已经存在对偶家庭。[67] 我们已经知道，在距今7000年前先民便已经用猪来比附北斗。这些器物上的猪，有的是一只，有的是两只，有的是一身双头。如果说两只猪和双头猪表达了先民对阴阳和合的思辨，那么只有一猪的情况下其雌雄为何？在女性地位处于优势的7000年前，我们首先考虑先民是用母猪来表达生殖崇拜。以后才产生用公猪来表达“家”的观念，然而公猪的地位也仅仅是配种，而不是被崇拜。所以，奎宿指的是母猪，后来演变为女性的骨盆（或女阴）。 第七节 万物从哪里来？前面已经谈过，7000年前的先民只认识了8个方位，每一个方位涵盖的范围自然要比后人的12方位、24方位宽泛得多。所以营室、东壁、奎宿都在冬至对应的那一片星空，这是毫无疑问的。 从冬至开始，新一轮的生命周期就开始了。所以先民要在冬至这一天举行祭天大礼。人王带领百官，代替百姓，答谢皇天上帝在过去的一年中给予的恩赐，也祈求来年农业的丰收、人丁的繁衍。 这位皇天上帝是谁呢？ 从袁世凯祭天的照片和祭祀过程的文字记载来看，这位皇天上帝应该住在圜丘正北方位的天空之上：北极。从天坛皇穹宇建筑的陈设来看，“皇天上帝”牌位坐北朝南地供奉在正殿正中的汉白玉雕花的圆形石座最高处，正殿东西各有配殿，分别供奉日月星辰和云雨雷电等诸神牌位。这说明皇天上帝肯定不是太阳，也不是月亮，不是二十八宿，也不是云雨雷电。 那么这位位于正北星空之上的北极之处的皇天上帝究竟指什么呢？ 《史记·天官书》：“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春秋运斗枢》云：“斗，第一天枢，第二旋，第三玑，第四权，第五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 《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尚书·尧典》云：“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尚书大传》说：“七政，谓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为政也。”又云：“七政布位：日月，时之主；五星，时之纪。日月有薄食，五星有错聚。七者得失，在人君之政，故谓之为政。”马融曰：“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谓荧惑也；第四曰伐水，谓辰星也；第五曰煞土，谓填星也；第六曰危木，谓岁星也；第七曰罚金，谓太白也。日月五星各异，故名七政也。日月星皆以璿玑玉衡度之其盈缩进退失政所在。”[68] 从这些记载来看，我们认为皇天上帝指的就是北斗。 冯时先生认为，大约距今万年左右，北斗七星大概已经被先民奉为尊贵的大神了。[69]还认为：“北斗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天文学中最重要的星象，它不仅教会古人如何认识天极，而且通过其与二十八宿赤道星官的联系，直接建立起中国独特的天官体系。因此，北斗在很早的时期便已被先民们奉为神祗而加以观测和祭祷了。”[70] 陈霞老师研究认为：天之中在紫微，紫微星号称“斗数之主”，被称为“帝星”；“斗”作为天枢，是天地造化的枢纽，是天极之所在，是宇宙万物的发源地。[71] …… 总而言之，“斗”是天地造化的枢纽，是宇宙万物的发源地，北斗就是皇天上帝。 从甲骨文“帝”字的造字法，可以看到“帝”形如花蒂（图2-19）。我们华夏民族，之所以自称为“华”，其实“华”就是“花”的本字。这是看到花蒂开花结果，形成种子，再一代一代繁衍下去的现象，先民追溯祖先，将人祖与天帝建立起血缘关系，以帝为至上神而认祖归宗的结果。帝的观念是祖先崇拜的源头。[72]
图2-19 甲骨文“帝” 我从哪里来？我是父母所生。父母从哪里来？父母是父母的父母所生。父母的父母又从哪里来？父母的父母的父母……从哪里来？山川河流从哪里来？日月星辰从哪里来？天地万物又从哪里来？这样追溯下去，先民认为是上帝创造了这一切，上帝住在天的中心，也就是众星环绕的北极。北斗围绕北极旋转，终年可见，先民就把北斗视同上帝。[73]由此可见，“上帝”是中国本有的概念，与基督教主宰万物的“GOD”是相似的含义。 写到这里，本文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观念“天人合一”指天与人在本质上同宗同源，这个思想可以一直追溯到7500多年前的北斗与猪神崇拜。 第八节 九天玄女的原型——猪神“猪”早已被先民当作生殖大神，当猪与北斗有了比附关系之后，猪的地位便上升到了万物起源的大神。这种思想在《庄子·大宗师》中还有体现，详见注释[74]。它说“道”是天地的根本，又说：“狶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犠氏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 这段论述中，自“狶韦氏”以下部分以神话传说的口吻讲述了天地星辰的演化过程，近世注家皆认为荒谬怪异，疑是后人添加。[75]而唐代成玄英认为“狶韦氏”是指远古帝王号。[76]通过前面的研究，本文认为这些说法都不确切。 根据叶舒宪的考证，“狶”即“豕”，“狶韦氏”正是指神兽大猪。[77]此说很有道理。 “狶”即“豕”，那么“狶韦氏”就是“豕韦氏”。事实上，《后汉书志第十九·郡国一》明确写道：“自危十七度至奎四度，曰豕韦之次，一名娵訾，于辰在亥……”。[78] 豕韦就是大猪，十二生肖之一的亥也就是猪，奎宿也是猪，亥中藏壬，“六壬”式占的壬也便是生殖大神“猪”。于是以“猪神”为线索，我们可以看到其名称的演化。 至此，我们对于六壬的起源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在六壬式盘中，猪神奎宿演变成了“壬”，上帝便是天盘中心的北斗。 于是，我们可以明白“壬”字的本意便指万物起源。《说文解字注》正以此为解云： 壬位北方也。阴极阳生。《月令》郑注。壬之言任也。时万物怀任于下。《律书》曰。壬之为言任也。言阳气任养万物于下也。《律历志》曰。怀任于壬。《释名》曰。壬，妊也。阴阳交。物怀妊。至子而萌也。故《易》曰。龙战于野。坤上六爻辞。战者，接也。释易之战字。引易者，证阴极阳生也。《乾凿度》曰。阳始于亥。乾位在亥。《文言》曰。为其兼于阳。故称龙。许君以亥壬合德。亥壬包孕阳气。至子则滋生矣。象人褢妊之形。如林切。七部。承亥壬㠯子生之叙也。故举坤上六爻辞。坤上六在亥。壬与巫同意。巫像人两袖舞。壬像人腹大也。壬承辛。象人胫。胫任体也。冡大一经。凡壬之属皆从壬。[79] 简言之，“壬”字正是“怀孕”、“万物秉阳气而初生”的含义。 本章的引言部分提到“玄女”是大六壬的创造者，因为唐李筌《太白阴经》云：“玄女式者，一名六壬式，玄女所造，主北方万物之始，因六甲之壬，故曰六壬。”类似的记载还有许多。比如《黄帝龙首经》说：“黄帝将上天，次召其三子而告之曰：吾昔受此《龙首经》于玄女，经章传义十有二绪……”[80]陈公献所著《大六壬指南》卷二题为《大六壬九天玄女指掌赋》说：“九，天数。玄，天色。女，阴象。《黄帝阴符》亦如此解，言阴与之符也。故：九天之数，以玄女名，包于阴而阴与符合意。”[81]另外，根据李零先生整理的式占类文献目录，[82]我们可以找到以“玄女”命名的与六壬式有关的文献有《玄女式经要法》《黄帝授三子玄女经》《玄女经》等。 那么这位九天玄女是谁呢？既然玄女主北方万物之始，我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九天玄女的真实身份就是天上的奎宿，也就是猪神。 小结本章从中国古代天文学、先民的生殖崇拜和先民对万物起源的思考等几个方面来探讨大六壬的古老起源。研究发现：大六壬的起源、北斗与猪神崇拜的起源、“天人合一”思想的起源、九天玄女的身世，这些众多的问题其实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圭表测影可以知时节，北斗是天上的大表，奎宿是天上的大圭。7500年前，当太阳运行到奎宿，正是冬至寒冷时节。太阳这个极阳之物走到奎宿这个极阴之地，阴阳一交合，新的生命便开始了。冬至阴极而阳生，先民在冬至时节举行祭天大礼，祈求农业丰收也祈求人丁兴旺。六畜中猪的生殖力最强，所以先民把奎宿当做天上的大猪，表达生殖崇拜。而北斗被先民尊奉为生养万物的上帝，所以代表生殖崇拜的猪便与北斗有了实质性的联系，因此，先民用猪来比附北斗，表达对生命繁衍和万物起源的崇拜。 大六壬正是起源于7500年前的中国上古天文学，“壬”“九天玄女”都由天上的奎宿“猪神”演变而来，都具有万物起源的含义，而中国哲学的基本观念“天人合一”正是起源于此。 至于西北（亥）方位何以成为天之门，这个问题我们在下一章来研究分析。 [1]本章的主要部分已经发表在《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第2期，题为《北斗与猪神崇拜起源考》，此后又做过修改和扩充，原文与本章有出入的部分，以本章为准。 [2] [清]俞正燮撰：《俞正燮全集》，于石、马君骅、诸伟奇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9月 第一版，第499~500页。 [3] [清]纪晓岚等撰：《六壬大全提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〇八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71页。 [4]冯时 著：《中国天文考古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二版，第149~154页。 [5]案：北斗主宰万物的问题我们在本章第六节讨论。 [6] a. 何驽：《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中期王级大墓ⅡM22出土漆杆“圭尺”功能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年第28卷第3期。 b.何驽：《陶寺圭尺补正》，《自然科学史研究》2011年第30卷第3期。 c. 冯时：《陶寺圭表及相关问题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9集，2013年。 [7]徐正英、常佩雨 译注：《周礼》，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2月第一版，第987~988页。 [8]为了克服日影模糊的缺陷，《淮南子·天文训》提供了另一种方法，即使用一根定表和一根或一根以上的游表来配合完成日影的观测，大大提高了东西和南北方向的精度。 [9]《尚书·尧典》：“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文献如此记载，这种思想当来源更早。 [10]冯时 著：《陶寺圭表及相关问题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9集，2013年。 [11]程贞一、闻人军 译注：《周髀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第一版，第37页，第126页。 [12]沈弘：《袁世凯祭天——天坛的最后一次典礼》，《中华遗产》2006年第1期。原文如下： 祭天在凌晨前开始。……仪式持续了一个小时。袁世凯从南面登上圜丘的第二层朝北站定，待簧火点起，他按照祭祀官的口令深深鞠躬四次，文武百官也跟着一起鞠躬，……敬献了丝绸之后，袁世凯就跪到圜丘第一层。献祭肉的音乐奏起，兽血兽毛马上撤走，一盅热汤送到了总统手中。这盅天羹先由袁世凯高举过头，然后分三次洒在盘中肉上。……祭天仪式随之结束。 [13] [清]孙希旦 撰：《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2月第一版，第六八八—六八九页。 [14]王文锦 撰：《礼记译解》，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9月第一版，第三四四~三四五页。 [15]徐正英、常佩雨译注：《周礼》，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2月第一版，第482~483页。 [16]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二《周礼》，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10月第一版，第一六三三页。 [17]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11期。 [18]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08期。 赵宗军：《我国新石器时期祭坛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4月。 [19]冯时著：《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天文历法》，北京：开明出版社，2013年10月第一版，第〇五二~〇六九页。 冯时 著：《中国天文考古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二版，第374~408页。 [20]徐正英、常佩雨 译注：《周礼》，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2月第一版，第219~220页。 [21]程贞一、闻人军 译注：《周髀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第一版，第37页，第47页。 案：“凡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是测日影的“圭”向标明封疆贵族身份等级的“珪”转变的重要原理。 [22]徐正英、常佩雨 译注：《周礼》，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2月第一版，第705~706页。 [23]同上，第951~952页。 [24]同上，第453~454页。 [25]同上，第221页。 [26]同上，第949页。 [27] [汉]许慎 撰：《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7月第一版，第二九一页。 [28]何驽：《陶寺圭尺“中”与“中国”概念由来新探》，《三代考古》2011年00期。 [29]冯时 著：《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天文历法》，北京：开明出版社。2013年10月第一版，第〇五二~〇六九页。 冯时 著：《中国天文考古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二版，第374~408页。 [30]程贞一、闻人军 译注：《周髀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第一版，第37~38页。 [31]何宁 撰：《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10月第一版，第二一九页。 [32] [汉]司马迁 撰：《史记·天官书》，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8月第一版，第一五四二页。 [33]卢央 著：《中国古代星占学》，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第15~16页。 [34] a陈美东 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第128~130页。 b陈遵妫 著：《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第1238~1241页。 c吴守贤、全和钧：《中国古代天体测量学及天文仪器》，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3月第二版，第364~366页，第425~446页。 d石云里、方林、韩朝：《西汉夏侯灶墓出土天文仪器新探》，《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1卷第1期，2012年。 e程贞一、闻人军 译注：《周髀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第一版，第111~112页。 [35]何宁 撰：《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10月第一版，第二一四~二一八页：“斗指子则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则小寒，……加十五日指癸则大寒，……” [36]黄怀信 撰：《鹖冠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3月第一版，第七〇~七一页。 [37]陈美东 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第11页。 [38]冯时 著：《中国天文考古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二版，第374~408页。 [39]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发掘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7期。 [40]冯时：《观象授时与文明的诞生》，《南方文物》2016年01期。 [41] a.潘鼐 著：《中国恒星观测史》，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第11页。 b.陈遵妫 著：《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第222~223页。 [42]王健民、梁柱、王胜利：《曾侯乙墓出土的二十八宿青龙白虎图象》，《文物》1979年07期。 [43]钟守华：《楚、秦简〈日书〉中的二十八宿问题探讨》，《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0卷第4期，2009年。 [44]庄得新、聂清香 著：《天文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第15页。 [45]中华书局编辑部：《历代天文律历等志汇编》第一册《晋书天文志上》原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9月第一版，第一六四~一六五页。 [46]潘鼐 著：《中国恒星观测史》，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第15~18页。 [47] [汉]班固 撰，[唐]颜师古 注：《汉书·天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一版，第一二九四页。原文如下： 中道者，黄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东井，去北极近；南至牵牛，去北极远；东至角，西至娄，去极中。夏至至于东井，北近极，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长尺五寸八分。冬至至于牵牛，远极，故晷长；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长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娄、角，去极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长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极远近之差，晷景长短之制也。去极远近难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 [48]余明 编：《简明天文学教程》，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第286~287页。 [49]潘鼐 著：《中国恒星观测史》，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第24页。 [50]张培瑜、陈美东、薄树人、胡铁珠著：《中国古代历法》，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3月第二版，第27页。 [51]中华书局编辑部：《历代天文律历等志汇编》第八册《宋史律历志七》原卷七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9月第一版，第二六三七页。 [52]《猪为六畜之首》，《中国畜牧兽医》1960年第1期。 [53]俞为洁：《猪的驯化及其在“六畜”中的地位变迁》，《古今农业》1988年第1期。 [54]同上。 [55]户晓辉：《猪在史前文化中的象征意义》，《中原文物》2003年第1期。 [56] [清]段玉裁 撰：《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7月第一版，第四九七页。 [57]同上，第一七二页。 [58]冯时 著：《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天文历法》，北京：开明出版社。2013年10月第一版，第一一四~一一六页。 [59]冯时 著：《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天文历法》，北京：开明出版社。2013年10月第一版，第一一一~一一二页。 [60] [清]段玉裁 撰：《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7月第一版，第三四一页。 [61]同上。 [62]陈炜湛 著：《古文字趣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第51~54页。 [63]流沙河 著：《白鱼解字》，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1月第二版，第306页 [64]杨伯峻 编著：《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10月第三版，第一五二页。 [65] a梁釗韜：《关于原始社会史的几个问题----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山大学学办社会科学版》1962年第6期。 b张锡禄：《试论白族婚姻制度的演变----纪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出版一百周年》，《下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9期。 c邓伟志、徐榕：《简论家庭的起源和演化》，《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d刘成明：《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看婚姻中女性地位的变迁》，《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e林心雨、范世珍：《婚姻家庭的历史嬗变----基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文本梳理》，《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66]同上。 [67]王玉波：《家庭起源新探》，《哲学动态》1992年第5期。 [68] [清]孙星衍 撰：《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2月第二版，第三六页。 [69]冯时 著：《中国天文考古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二版，第137页。 [70]冯时 著：《百年来甲骨文天文历法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第32~33页。 [71]陈霞：《浅析中国古代的北斗信仰》，济南：齐鲁书社《道教与星斗信仰》下，2014年12月，第469~479页。 [72]冯时 著：《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第70~86页。 [73]申明：因为猪在六畜中生殖力最强，所以用猪来比附生养万物的北斗。这个观点是笔者听冯时先生授课所得。在此感谢冯时先生倾囊相授。本文撰写完成投稿之际，未见冯时先生相关论文发表。在此特别加以说明。猪与奎宿相关，奎宿是天上的大圭，北斗是天上的大表，所以猪与北斗便有了比附关系。这是笔者的独立观点。 [74] [晋]郭象 注 [唐]成玄英 疏：《庄子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1月第一版，第136~139页。原文如下：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狶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犠氏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太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玄官；禺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 [75]陈鼓应 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7月第一版，第215页。注释原文：“这一节神话，疑是后人添加，亦无深意，无妨删去。施天侔著《庄子疑检》，已认为此节非庄周之学。宣颖说：‘以上诸神半出荒唐，庄子但取以寓意不暇论也。’严复说：‘自夫道以下数百言，皆颂叹道妙之词，然是庄文最无内心处，不必深加研究。’……。” [76] [晋]郭象 注 [唐]成玄英 疏：《庄子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1月第一版，第137页。 [77]叶舒宪 著：《亥日人君》，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第76~77页。 [78] [晋]司马彪 撰，[梁]刘昭 注补：《后汉书志》，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5月第一版，总第三三八五~三三八六页。原文如下： 注[三]帝王世记曰:“自天地设辟，未有经界之制。三皇尚矣。诸子称神农之王天下也，地东西九十万里，南北八十五万里。及黄帝受命，始作舟车，以济不通。乃推分星次，以定律度。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一名须女，曰星纪之次，于辰在丑，谓之赤奋若，于律为黄钟，斗建在子，今吴、越分野。自婺女八度至危十六度，曰玄枵之次，一名天鼋，于辰在子，谓之困敦，于律为大吕，斗建在丑，今齐分野。自危十七度至奎四度，曰豕韦之次，一名娵訾，于辰在亥，谓之大渊献，于律为太蔟，斗建在寅，今卫分野。 [79] [清]段玉裁 撰：《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7月第一版，第七四九页。 [80]李零 主编，陈久金 点校：《中国方术概观》式法卷，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6月第一版，第2页。 [81] [明]陈公献 撰，郑同 编校：《大六壬指南》，北京：华龄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一版，第25页。 [82]李零 著：《中国方术正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5月第一版，第85~9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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