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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冠病毒疫情发生以来，党和国家始终坚守在“抗疫”第一线，为我们营造了安全、稳定、有序的生活环境。由于新冠疫情不期而至，打乱了正常的开学秩序，全国教育系统积极响应教育部发出的“停课不停学”号召，城乡中小学陆续开展了线上教学工作。尽管教育部提出的“停课不停学”概念既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网上上课，也不只是简单的学习学校课程，而是泛指一切有助于学生成长进步的学习内容和形式，[1]但据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对全国25.2万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无论采取教师直播、录播、语音，还是转发视频、布置作业、上名师课，抑或购买在线教育产品或服务，有94.02%的学生在按学校课程计划进行线上学习。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在家上学”实验，“在家上学”使传统“学校主场”的“线下教学”变成了现在“家庭主场”的“线上教学”，学校只能屈居“客场”地位，原来“以学校为单位”建设的教育信息化成果失去了作用，而城乡家庭数字条件和学习环境成了制约城乡学生能否参与线上学习、能否取得良好学习效果的关键性因素。 首先，家庭数字鸿沟使乡村学生线上学习处于不利地位。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鸿沟是物质性的，表现为家庭中是否有智能手机、家庭电脑、有线电视和网络接入等；第二层鸿沟是素养性的，表现为个人使用信息和通讯技术的习惯、能力和态度等；第三层鸿沟是结果性的，表现为技术使用对个人带来的政治参与、经济收益、生活便利和学业成绩等积极结果。我们的调查显示（见表1），除了智能手机外，乡村家庭的其他物质性数字资源全面处于落后地位，导致全国有5.98%的学生处于“线上失学”的状态，其中乡村更是高达8.07%。它影响了教学的公平性、在线的包容性和学习的连续性，弱者缺少信息素养和有效支持不仅导致了短期的教育中断，更有可能使处在辍学边缘的初中生面临长期辍学的风险。 其次，家长支持差距使乡村学生线上学习处于不利地位。线上教学对家长的参与和支持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孩子的学习效果。学术研究已经表明，家庭安全性、支持性和参与性的学习环境对学生居家学习至关重要。所谓安全既包括不受病毒侵害、不受父母伤害的身体安全，也包括获得家庭成员情感鼓励和积极肯定、自身无紧张感和焦虑感的心理安全；所谓支持是指在家庭有限条件下优先满足学生学习对时间、空间和设备等的需求；所谓参与是指父母或监护人以伙伴、助理、导师的角色帮助和监督学生线上学习的行为。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家长与子女获得了难得的相处机会，但也增加了不少矛盾冲突。乡村儿童更容易受到父辈的体罚责备，较难获得父母的情感支持，更难以得到父母的学业帮助。特别是随着全国陆续复工复产，一些家长返城务工时也带走了手机和电脑，使得乡村学生不仅面临失去上课设备的困境，更是面临隔代监管的难题。 再次，阶层文化距离使乡村学生线上学习处于不利地位。早在1966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科尔曼（James S. Coleman）教授发表的《教育机会均等》报告中就指出，“综合所有研究结果，有一条发现格外突出：在控制了学生背景和一般社会关系后，学校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微乎其微。这意味着，由家庭、邻里、同伴、环境不同导致的学生不平等将伴随着他们，成为他们走出学校、开启成人生活时遭受不平等的根源。”[2]为什么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家庭子女的学业成就更低呢？我认为，这是由于以学校为代表的科学文化和以家庭为代表的日常文化差距所导致的。换言之，中产阶级的家庭文化与学校文化更具有一致性，从而导致他们的子女在学校更容易习得“专家的知识”，相反“百姓的知识”在学校当中没有地位，从而使得低经济社会地位家庭子女的日常经验与学校文化出现了不一致。在线下教学时，教师在两种文化（科学文化和日常文化）之间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但是，线上教学资源的开放性和向城性，使农村儿童面临更多的挑战，而教师的调节和支持作用远不如线下教学时更为有效。可以看出，城乡线上教育的差距从根本上说就是非制度化学习的差距。 最后，社会价值落差使乡村学生线上发展处于不利地位。学校教育是以全人格教育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的，所以学校除了知识类的学科教育之外，还要开展系列的文体活动、班团活动、社会活动等，通过综合性的教育活动设计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达成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和人格全面发展之目的。然而，疫情背景下的线上教学被窄化为有限的知识学习，尽管学校的教育设计也要求家长配合完成身体、心理、精神、价值等方面的教育内容，但受年轻一代乡村家长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较难配合学校全面落实教育计划，特别是德育计划，使得线上教学不得不沦落为片面的智育。应该说，传统农村家庭是有良好家风的，家庭文化对农村儿童的人格养成有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功利主义文化的入侵，乡土社会正在经历一个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所说的由老年人主导的后象征型文化（postfigurative culture）向年轻人主导的前象征型文化（prefigurative culture）的转变，一些乡村家庭及其父母已经难以承担起作为“第一所学校”“第一位教师”的濡化作用。 总的来看，线上教学有自身的优势，但目前依然没有证据表明它可以替代线下教育，我们可以预见，学校不会消失、教师不会消亡。但与时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现代信息和智能技术将重构我们的学校，将线上与线下两方面的优势都发挥出来是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疫情为我们提供了重新认真思考这一问题的契机。 参考文献 [1]教育部.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就中小学延期开学“停课不停学”有关问题答记者问[EB/OL]. http://www.moe.gov.cn/,2020-02-11. [2]James S. Coleman.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Coleman) Study (EEOS). Inter- 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6389, 1966. [美]詹姆斯·S.科尔曼等.科尔曼报告:教育机会公平[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400. （依据原文对翻译进行了修正。） 全文发表于《基础教育》2020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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