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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一个特殊的六一儿童节，北京中小学大部分学生复课了。疫情期间，全国大多数孩子通过网课自主学习，当起自己的“小先生”。在一直关心中国儿童教育发展的宋庆龄看来，以“小先生”或“小辅导员”制为基础举办扫盲班、保健教育和卫生措施，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长远的影响。如今，“文盲”成为过去式，我国义务教育发展一路走来，至2018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4.2%。对于儿童教育，宋庆龄曾说，小先生制“可以训练许多未来领袖。”愿经过这一特殊时期的孩子们，能够成为未来和自己的领袖。 
宋庆龄和孩子们一起欢度“六一”国际儿童节
宋庆龄曾说：“我的一生是和少年儿童联系在一起的。”“有些事情是可以等待的，但是少年儿童的培养是不可以等待的。”“我们要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在她的心里，一直装着对少年儿童的关怀和祝福。在她看来，全人类可以在保卫儿童方面找到世界和平的立足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大地战火连绵，宋庆龄牵挂着苦难深重的少年儿童，她积极奔走，呼吁社会各界捐助少年儿童生活急需，关注孩子们的文化教育。采取怎样的方式开展教育，是她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当时，孙中山提出“天下为公”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则在教育界提出“教育为公”，推行“小先生制”和创办学校，培养“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即知即传的小先生”，产生广泛影响。他说：“数年来余致力于普及教育，因现在国家危险万分，非使全国大众教育普及而现代化不能发挥力量，以救危。……故余研究一法，一二年期间即可普及全国教育。办法为何？即用小先生……”1930年，陶行知在上海郊区大场创办上海工学团，开展普及教学运动，创立了“小先生制”，即“小孩教小孩、小孩教成人”的学习方式，使大人恢复其“赤子之心”，有助于整个民族“返老还童”。这为当时遍地文盲的旧社会进行扫盲普教、治愚治穷探索了一条新路。1936年，陶行知赴伦敦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在会上介绍“小先生制”，备受欢迎。为推行和宣传“小先生制”，他还创作了《小先生歌》歌词，经赵元任谱曲后广泛流传。
左图：陶行知；右图：陶行知手迹 陶行知，1891年出生于教师之家。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修读杜威、克伯屈、孟禄等人教育哲学和教育史等课程，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小先生歌》（节选） （一） 我是小学生， 变做小先生。 粉碎那私有知识， 要把时代儿划分。 （二） 我是小先生， 教书不害耕， 你没有功夫来学， 我教你在牛背上哼。 （三） 我是小先生， 看见鸟笼头昏。 爱把小鸟放出， 飞向森林投奔。 （四） 我是小先生， 这样指导学生： “学会赶快去救人， 1946年4月，陶行知回到上海，致力于爱国民主运动，在工厂、学校等场合发表演讲100余次。由于积劳成疾，同年7月25日，陶行知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宋庆龄将陶行知“小先生制”所蕴含的少年儿童教育理念和实践，与自己毕生致力的少年儿童工作结合起来、发扬光大，发起“小先生运动”。她给负责战时救济中国委员会工作的外国友人写信说：“在识字教育方面，采用了陶行知先生的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这一工作在进行时，适应着城市的需要，并且在受教育的少年儿童中，注重领导及组织工作。”
1958年4月26日，宋庆龄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题词：“新中国的儿童是幸福的。这幸福是你们的长辈用血汗创造出来的。你们绝不能满足于享福，要用你们的劳动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幸福！” 1947年4月，宋庆龄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创办的上海儿童图书阅览室的基础上，成立了第一儿童福利站。7月，她委任由陶行知在上海郊区主办的山海乡村实验学校校长马崇儒为第一儿童福利站站长，支持他推动“小先生”活动。同年10月和11月，中国福利基金会又陆续成立了两个儿童福利站，全面推行“小先生制”。儿童福利站的“小先生”主要是从附近的公立小学学生中挑选的。这些孩子大多出身于贫苦家庭，中国福利基金会要帮助他们付学费，使他们能够继续上学。经过训练，这些小学生担任识字班的“小先生”，也有些热心公益的中学生从阅览室的义务服务员转为担任“小先生”。这些“小先生”最大的十七八岁，最小的十二三岁。识字班的学生则都是从上海街头的失学儿童中招收来的。“小先生”的大本营是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的三个儿童福利站。这三个福利站都设在圆顶的铁皮活动房子里，每个铁皮房的面积约在100平方米。这些铁皮房屋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美军设计制造的，后作为剩余物资，经过宋庆龄争取，由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救济总署工业善后处分配给中国福利基金会。在这里学习的学生们，走出教室就是扫盲识字班的“小先生”。“小先生”中，有童工，有捡垃圾煤渣的拾荒者，有卖报、擦皮鞋的，还有流落街头的孤儿、难童。一旦要去当学徒或工人，他们的学习就会中断。为此，教师们有针对性地编写了识字课本《老少通》，既适合不同年龄的儿童学习，也可以给成人扫盲用。宋庆龄曾说，通过扫盲班两年的学习，“我们能教会他们3‘r’s，加上卫生知识和一些历史地理常识，我想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所谓3“r”s，指的是reading（读）、writing（写）、arithmetic（算）的缩写。识字班的学生走出福利站的教室，就能成为受尊重的老师。他们在自己家里、弄堂口、理发摊、甚至是坟墓旁，都能把学到的知识教给其他人。他们会骄傲地在墙上、树上插起一面“识字班”的三角小旗，挂上小黑板，随处都是课堂，三五个学生就可以开课。这样，三个儿童福利站的300名“小先生”可以直接给2000多名上不起学的儿童甚至成人实施扫盲。许多“小先生”都是来自贫穷的家庭，所以他们很能体会穷人家的甘苦。参加“识字班”的人情况各不相同，有的早晨要先去上工，有的家里有晚起的老人或病人，有的要操持繁重的家务……许多家庭又没有电灯，所以上课时间既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只能灵活地插空安排。在定好上课时间以后，准时开课也是很难的，因为绝大部分的家庭都没有时钟。“小先生”往往要跑到附近有时钟的地方，看了时间后，急急忙忙地跑回来，才能开始给学生们上课。但是不管有多少困难，宋庆龄都会欣慰地说：“家庭扫盲班正在迅速增加，我们认为这是在今日中国消灭文盲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
1948年，宋庆龄在致友人的信中自豪地说，我们“已培养了300多名‘小先生’”“受惠儿童已达15000人”。她还说，我们认为以“小先生”或“小辅导员”制度为基础举办扫盲班、保健教育和卫生措施，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长远的影响。采用这种办法，可使儿童负起社会责任，爱护和改进他们周围的环境。宋庆龄说：“这确实是在为中国培养未来的民主领袖，并以尽可能快的方式传播文化，正符合我国最大的需要之一”“通过小先生制，我们相信，我们正在提供一种方法可以训练许多未来的领袖———那些关注并实行改善全国同胞生活标准工作纲领的人”。“小先生制”是一种最实际的助人助学的方法，“给他们工具，让他们去锻造中国光明的未来。”1949年，上海迎接解放时，儿童福利站的“小先生”们也组织了宣传队，高唱着《我们的队伍来了》奔向街头，欢迎人民解放军。同年，宋庆龄作为无党派人士，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在北平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2月11日，她在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发出“所有儿童必须接受免费义务教育，并展开‘小先生’运动以扫除文盲”的号召。新中国成立后，“小先生”活动与党领导的少年儿童工作少先队逐渐结合起来。迄今为止，“小先生制”理念和实践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事件。在教育界，“小先生制”的理念得到了长期深入广泛的贯彻，各科教师积极实践“小先生”理念，以把握教育规律，提高学生积极性，促进教学效果。
2019年8月5日，由北京电视台、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时代小先生办公室联合主办的首届BTV“声合杯”时代小先生青少年诵读大会在京落幕
2011年5月29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时代小先生”计划启动，以宋庆龄故居为基地开展的时代小先生志愿讲解活动，为少年儿童搭建服务平台、设计社会角色，让孩子们学习担当社会责任。近几年来，每周六日“小先生”为观众志愿讲解，已经成为故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每到节日或纪念日，成百上千的“小先生”来到这里，参加故居组织的诗词朗诵、文艺表演。每年暑期，时代小先生积极参加夏令营，学习中英双语讲解，提高综合技能。时代小先生助力脱贫攻坚、诵读爱国经典、参加志愿服务、讲出榜样故事，2020年疫情期间积极捐款、严格防护、创作文学书画作品加油鼓劲……展现了热爱祖国、胸怀人民、坚定乐观、从我做起的中华少年精神风貌。 本文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宋庆龄故居）副研究员、社教部主任李雪英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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