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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由永州改贬柳州，内心是苦闷的，但他依然惦念着贬到漳州、汀州、封州和连州等蛮荒之地的昔日同僚，赋《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有句云：“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没有媒体、没有网络、没有手机，古人的诗、词，对受众何尝不是身处“百越文身地”，“音书滞一乡”？ 这话有点謷牙诘屈。那么，从传播的角度，岑参说的“凭君传语报平安”，真的可以为凭吗？王之涣说的“春风不度玉门关”，灿若星河的文人词章又是乘着什么样的风度过历史的“玉门关”呢？ 一、书信柳宗元的诗题已经告诉我们，他的这首诗是如何传播的，而且是“群发”。古诗里有太多带“寄”的，《唐诗三百首》中，除柳诗外，还有韦应物的《寄全椒山中道士》、李白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杜牧的《寄扬州韩绰判官》等，大抵如此。 不过，书信也不是那么好玩的。杜甫所谓“家书抵万金”，除了内涵的稀缺，或多或少还包含着成本的高昂吧？出版亦然。诸暨诗人王冕，他的儿子早就编好了父亲的诗集，付梓则要几代人之后。当然，达官贵人除外。《随园诗话》载：尹文端公（即尹继善）与嘉兴钱香树尚书唱酬，以至于“一时材官慊从，为送两家诗，至于马疲人倦”。玩的是直达快递，玩到了人仰马翻。最后钱尚书主动退出“诗战”，曰：“岁事匆匆，实不能再和矣！愿公遍告同人，说香树老子战败于吴江道上，何如？”估计不铺上这一台阶，尹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二、题壁宋无名氏即有《题壁》诗曰：“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驿甚分明。如何只说临安路，不较中原有几程。”说的是通往临安的官道上，有白塔桥之处，出售《朝京里程图》。路过的官员都会买一份，用以计算进京的里程、日程。这位无名氏就在驿站的墙壁上题了这首诗，讽刺官员们只注意进京的路程，不关心收复中原失地。题壁有很多种，官堂、寺庙、名胜等等。《倦游杂录》载，邢州开元寺壁有草书，“笔势遒逸，诗句亦佳”，五代隐士钟离权“得道真僧不易逢”之句就是这么留下来的。至于风景名胜区，更不必说。《青箱杂记》载，“徐州歌风台，题者甚多”。更有勒石，本意就在诏后人。应该说，驿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那里，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在南来北往之客中传播，效果自然更好。《唐诗三百首》中就有宋之问《题大庾岭北驿》。这大庾岭不一般，放在今天，堪称文化地理标志。苏东坡贬惠州，就留下“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之句。《倦游杂录》记载了更为感人的故事。大庾岭上有佛塔庙，有妇人题云：“妾幼年侍父任英州司寇，既代归，父以大庾本有梅岭之名而反无梅，遂植三十株于道之右，因题诗于壁。”英州在今日海南。后来她又随丈夫赴任广东端溪，“复至此寺，前诗已污漫矣，因再书之云：‘英江今日掌刑回，上得梅山不见梅。辍俸买将三十本，清香留与雪中开。’”妇人于幼年没得选择，成年之后，有没有“悔教夫婿觅封侯”呢？ 三、诗会《倦游杂录》载，退居鄂县的杨孺尚书，就会在坊里之间组织社饮。尚书耳聋，邻居有叫高小马的，敬酒时说：“此社酒，善治聋，愿持杯酌之无沥。”今日劝酒，看对方没喝尽，讥之以“养鱼啊”，小马出的是这一招。老头子一高兴，赋诗云：“数十年来双耳聩，可将社酒使能医。一心更愿青盲子，免见高家小马儿。”整个小区其乐融融。最有能力组织诗会的当然是皇上。一出题目，那些满腹经纶的殿前大臣便搜肠刮肚。欧阳修《归田录》载，宋真宗喜欢赏花钓鱼，可有一次，鱼儿就是不上钩。最能盘摸圣心的丁谓献诗道：“莺惊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钩迟。”真宗哈哈一笑，大家松了口气，且“皆自以为不及也”。群臣当时的心理是我瞎琢磨的。但确确实实，皇上不开心，后果很严重。《东斋记事》载，天圣年间，仁宗也组织赏花钓鱼会，自然要求赋诗，刚好有人献来山水石，主题换了。有位教坊的戏子扑到石头上，大家把他扶起来，一问，才知他这些天准备了一首赏花钓鱼诗，没想到这么一出，“却被这石头擦倒”。“左右皆大笑”，只是哭还没到时候。收集、整理、铨定毕，一位叫韩羲的官员，其诗“最为鄙恶”，丢了秘阁校理的职务，降级放为外官。同僚在工作之余，也会你一句我一句开展集体创作。譬如寇准曾出联云：“水底日为天上日。”大家都对不上，正好杨大年来汇报，应声答道，“眼中人是面前人”，被视为“的对”。这样的佳句何愁不传？ 四、社团在职时怕被诬结党营私，退休后不用担心了，而且有钱有闲，相互切磋、交流，还能引导社会风气呢！《渑水燕谈录》载，杜祁公（衍）告老，退居南京，与同是退休官员的王涣、毕世长、朱贯、冯平结“五老会”，“吟醉相欢，士大夫高之”。五老皆八十有余，故杜氏有“五人四百有余岁”之句，自然被引为佳话，记入各自的诗话、笔记——我一直以为，这是词章被赋予生命力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对那些自身境况不佳者来说。 文潞公（彦博）更“慕唐白乐天九老会”，“于韩公（即富弼）第置酒相乐，凡十二人”。欧阳修也把所居之堂命为“会老堂”。有一次，接待来访的吕公著、赵概，口号曰“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当时吕氏还在官，故云。此句“天下传之”。 五、声传这相当于今天的有声读物。诗本来就是可以歌的，诗词与歌曲并没有今天这般的界限。“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便是明证。叶梦得《避暑录话》载：“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 自谓阳春白雪者，不可能把“井水处”作为传播的源头。口口相传又不足以保证传诵的准确、动听，而宫廷教坊并不提供社会化服务。怎么办？找歌妓。所以，古人笔记里那么多诗人与妓者的交欢，如果一概论定为花心大萝卜，真的是冤枉他们了。印象中，《侯靖录》记载较多。其中讲到“欧（阳修）公居汝阴时，一妓甚韵，文公歌词尽记之”——放着这样的“传媒”不找，傻啊？而唐人薛用弱《集异记》关于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打赌”之载，最能说明问题了。一日，天寒微雪，三诗人在酒馆小饮。有梨园伶官十数人登楼，三人避席以观。这还仅是个序曲，过了一会，又来妙妓四人，“奢华艳曳，都冶颇极”，个个都是大牌。三人相约，我们也不要自吹自擂了，就看这些名角唱什么，“若诗入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好，一言为定！先听是“寒雨连江夜入吴”，王昌龄在壁上做一记号；再听是“开箧泪沾衣，见君前日书”，轮到高适做记；又听是“奉帚平明金殿开”，是昌龄的……好像没王之涣什么事，他气鼓鼓道，这些都是潦倒乐官，自然只能唱下里巴人之词，阳春白雪之曲，是这些俗物敢碰的？此时，诸妓之中最佳者登台，王之涣便说，如果此人唱的仍非我诗，我将不再与你俩争高低了；但如果是我诗，你俩须“列拜床下，奉吾为师”。当耳旁响起“黄河直上白云间”，两人傻眼了，王之涣揶揄道：“田舍奴，我岂妄哉？”两位庄稼汉，不是我狂妄吧！ 当然，流传的方式还有许多。《江邻几杂志》载，“江州琵琶亭，诗板甚多”，史沆常来此处，“作诗榜于栋”；文彦博还在榆次当县令时，把新做的衙鼓也当作了题诗处。《渑水燕谈录》载，一名偏远之地的官员，发现市场上卖的臂衣，上面织有仁宗的诗，不免吹捧一番，“盖亦仁德醇厚，有以深浃夷獠之心，故使爱服之如此也”。最有趣的要数白居易的粉丝葛青。据段成式《酉阳杂俎》载，葛青浑身上下刺了三十多首白诗，简直就是一本小型“白诗选”。过了一段时间，又在身上配了三十多幅图。白居易曾做过中书舍人，人称“白舍人”，而葛青就是“白舍人行诗图”！文化与传播就是如此互为制约又互相促进的。文化生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播的影响。当传播作为一种手段，日益不再成为问题，文化自身反而茫然失措了，有哪些经得起“永流传”？即使是经典，怎样才能不被轻慢，穿过历史的“玉门关”，向着未来奔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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