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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上下传承五千年，说到“礼”，首先就会想到史上第一位完人--“周公旦”(最负盛名的摄政王，制礼乐、建分封，开大周八百年基业，为春秋鲁国初始之君，即孔子故国)。标题中的“周礼”，不单单指《周礼》这本经书；广义上讲秦汉以来的宗族概念、君臣观念、政治制度、文化理念乃至种族思想的形成均源自周的礼。 夏商周三朝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幼年史。夏朝是否存在，至今仍存在争议，夏国可能更像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和夏朝一样，商也是未成熟体，《史记》对商的记载也不甚详细。直到周，我们才真正长大成人，才真正有了中国的概念，相比夏商而言，周是一个极具突破性、开创性的文化；周礼背后的规矩、纽带和社会自治传统，即“克己复礼”，更是奠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基本道德规范。 几千年来，华夏人对于先人的尊崇之心未曾变更过，古人对于祖宗祭祀更是有着其完整的流程，其中“昭穆制度”，就是形成于西周时期的一种宗庙排列制度。《礼记·祭统》载：“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周礼》亦是说：“自始祖之后，父为昭，子为穆”。始祖在宗庙居中，左为父昭，右为子穆。另墓地的葬位也同样以此为准分为左右次序(感兴趣的伙伴，可以看下自家祖宗墓地是否左右排列)。在祭祀时，子孙也要按照这样的规定来排列次序，用以分别宗族内部的辈分。 周代规定天子可以为七位祖先立庙祭祀，是为七廟，《礼记·王制》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已逝天子，唯获有廟号者，可享受万世不祧(即神位不被迁出)。 尝闻，“周礼-秦制-汉习-唐风”，汉代宗廟制度可谓严格执行着周礼，观西汉两百年十二帝，太祖太宗为景帝刘启上，世宗为宣帝刘询追上，中宗、高宗、统宗及元宗则为王莽专权时所上，值光武帝刘秀再造汉室，因宣帝中兴之举，故恢复其廟号；依据七廟规则，成帝进，惠帝和景帝祧出而毁，汉朝祖宗香火延至蜀汉灭亡。 进入唐风时代，为凸显孝道，谥号变得冋长，廟号亦是很贬值，非祖号轻易不得以万世不祧。唐朝始封之君为李渊祖父李虎，本为西魏八柱国之一，功封唐国公，是故将李虎作为始祖，另李渊有开国之功，世民又开疆拓土，所以此三人作李唐万世不祧之君。 唐朝人认为，“始祖即是太祖，太祖之外，更无始祖”。宋人却非说始祖是始祖，太祖是太祖。为何宋人这样认为呢？自然是和政治息息相关，如果宋朝的太祖太宗和唐朝一样是父子相承，自然就没这些口水话题。 宋太祖赵匡胤篡周建宋后，参照隋唐只立高、曾、祖、祢(代指亡父)四庙，追其高祖父文安府君赵朓为僖祖文献皇帝；待得太祖太宗分别崩逝后，哥哥已占昭廟，作为弟弟的太宗该怎么升祔？大宋朝爆发了关于宗庙礼仪的第一次大讨论：太祖太宗同昭穆异室。直到两百年后，太祖九世孙南宋宁宗上位后，才将其神位取代僖祖居中而置。 说到底，匡胤开国，却被匡义摘了桃子，让双方在太庙都处于尴尬的处境，匡胤得不到应有的尊崇，匡义后代只能死抱住僖祖这个牌子来压制太祖。 宋代的礼仪之争，最让后世议论纷纷的当属英宗朝的“濮议之争”，英宗本为仁宗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真宗朝皇子备胎)之子，英宗在位期间，致力于抬生父为皇考，终于在病逝前达成所愿(换个角度揣测，也可能是其帝王术作祟，透过礼仪之争，辨别忠奸)，然而其子神宗继位后，认为此争议非正事，与其花精力瞎琢磨礼仪，不如想着变法强国，早日收复燕云十六州，随后又取消其祖父帝号。 再看一看最后的汉人王朝--“大明”，日月之下，皆为明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朱元璋建国之初，就增七廟为九廟，纵观明朝十六帝，廟号最有争议的非“成祖”不可，朱棣向来以唐太宗为目标，其开始廟号同样为太宗(历来为皇朝第二位皇帝专属，如元太宗、清太宗等)，百年后，武宗突然病逝，其堂弟兴献王祐杬之子厚熜北上继位，是为明世宗，其也是位大孝子，若直接转大宗，生父则断祀，故而开起了长达二十四年之久的“大礼议之争”。 世宗先是让太祖之父德祖百六提前祧出，再追尊生父为睿宗，与孝宗同昭穆，仿宋太祖太宗之例，再避免太宗提前出祧，将廟号改为“成祖”，与太祖同享万世不祧。当然，世宗的做法，等于是孝宗传位于兴献王，再传己，将武宗置于尴尬之地。 皇权之中的礼议之争，已超脱礼的范畴，沦为政治服务。寻常百姓家，虽不许建宗廟，但祭拜仪式大同小异，亲尽则祧。 《礼记》云：“有五世而迁之宗”，意思是五代以后的人，被认为是与最初的受封者“亲尽”了，必须自己另立一家。或理解为五世亲尽，亲尽则祧；若用生物学解说，父母与子女的亲缘系数是0.5，与孙子/女辈是0.25......到第五代只有0.015625，这个值已经很小很小了，所以到第五代就已经出了所谓的“五服”。 古人或许只是从经济学、自然繁衍角度思考，经过五代的发展，再大的家族也需分家别过。 现代社会里，连续五代独生子女后，就再无亲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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