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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7日，美日双方谈判正在进行中，日本不宣而战，对美国珍珠港发动空袭，太平洋舰队损耗严重，举国悲愤。对此，“美国总统罗斯福授权美国军方将居住在西海岸的几千名日本侨民迁走，把他们安置到内陆集中营去”。经调查，居住在夏威夷附近的日本侨民曾多次为日本军政府窃取秘密情报，随后6万日本侨民陆续被迁往内陆集中营，禁止与外界联系。美国的这一举动很快引起日本的报复。1941年底，日本开始在中国占领区全境搜捕外国侨民，主要针对其敌对国英、美、荷、新、加、澳、比等，以英美两国为主。长江以北，青岛、烟台、天津、北平等地的外国侨民陆续被迁往潍县集中营，小侨民们的噩梦就从这里开始。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宣教潮流遍及全世界，许多传教士自愿来到中国传播福音。为了解决传教士子女的教育问题，全国多地建立教会学校，山东地区分布最为集中。被关押的327名“小囚徒”主要就是来自与山东芝罘学校和天津的一所教会学校，这些“小囚徒”多数来自中上层家庭，在中国接受良好的教育，也丝毫不为生活而烦恼。据柯荣耀（美国人）回忆，她的父亲曾经是中国一所培养传教士学校的校长，她从小就在中国仆人的环绕下长大，在就读的学校被占领前，她从未被生活为难过。然而，这样的日子在日军搜捕后彻底发生了改变。华北地区，日军强行接管了烟台毓璜顶医院和护士学校，烟台及蓬莱一带的侨民被临时集中关押在烟台益文商专和长老会的教堂里，青岛地区的侨民则主要被集中关押在江苏路、湖南路口外国教会所，天津一带的外国侨民被就近关押，侨民的一切公私物产由日军接管。至1942年底，日军选定将潍县乐道院作为集中关押营后，长江以北附近地区的在押侨民陆续被押往此地。“一批批外国侨民像牲畜一样被关进轮船的货舱或火车的闷罐车厢，日夜兼程，中途换车也不停留，到潍县火车站立即被赶上汽车，由小路径直开进乐道院集中营”。 潍县乐道院 初至潍县集中营，恶劣的环境让这些曾经生活条件优越的小侨民难以忍受，据出生在山东烟台的英国小囚徒戴爱美回忆，“当时的集中营墙壁剥落，地板空荡，没有自来水，粪坑敞露，烘炉简陋，只有两间有淋浴的房屋，三间巨型的公共厨房，一间空无一物的医院，一排排监狱式房间，还有三幢高高的单身宿舍。营地入口有高大木门，一进大门，是一条布满灰尘的黑煤炭路”。面对这样的环境，原本彼此不曾相识，有着不同社会地位的侨民为了同一个目标开始团结一致，一起干活。“我记得有一次当我走出单人牢房时，看到几位可敬的美国修女，提着长裙，正在清理排水沟，我从没见过如此齐心协力的场景”，美国籍的小囚徒帕米拉·西蒙斯对此有着深刻的记忆。 （一）严格的管制 为了便于管理和限制侨民，集中营内日本人制定了严格的纪律规范，管理模式形同监狱。集中营内的侨民虽不必穿统一的囚服，但每人都会发一个标有“被囚人号码（无姓名）、国籍、住区及房间编号”的布条，且必须时刻佩戴在胸前。侨民们分类居住，进出都有日军看守。据加拿大籍小囚徒皮尔森回忆，“那时候他们一家人都被关在里面，住在一个非常小的屋子里，卫生条件极差”。 此外，集中营内每个侨民都必须参加劳动，所有侨民不分男女、贵贱、职业，除非重病或丧失劳动能力，否则均必须在日警监视下参加各种劳动，砌墙、刨地、运煤、淘米等工作不一。“小囚徒”们也不例外，他们必须在课余时间补做一定的工作。据戴爱美回忆，集中营内“人人必须工作，俘虏轮流担任一切——煮饭、烧烤、清除厕所，我姐管洗衣服，我哥哥是一名操作唧筒的打水员和垃圾夫，弟弟做煤球，我在上课前或散学后扫地、洗地板、补衣服。冬天看火炉子、提煤屑。”这些工作虽不算繁重，但在当时集中营粮食供应不足，侨民们饥饿难耐的情况下也变成了沉重的负担。 侨民们也有严格的作息时间，各种活动都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清晨钟响则起，夜晚钟响则睡，不准在别处逗留，若有违规者，会给以严重惩罚。关禁闭，不给饭吃是常事。不过，最让“小囚徒”们反感的是每日例行的点名。侨民们被分成六个组，大人小孩混合编队，点名钟声一响，所有人迅速到操场集合，按照列队站好。新西兰侨民毕大卫那时才十几岁，对此他有着痛苦的回忆：“无论刮风下雨，不管你是否有病，必须准时排队点名，还要用日本话高声向站在队伍前面的日本看守报数，声音小了，就要被骂，还得重来。到现在，我还记得怎样用日语报数，但我永远讨厌那些数字。”之后恒安石和狄兰的成功外逃让集中营内的点名更加严格，每天一次的点名改为一天两次，有时日本看守还要发表讲话或宣布事情，时间便会拖得更长。 （二）集中营内的粮食供应 集中营里的粮食供应与日军占领区的中国城镇一样实行定量配给制。迁至潍县集中营之初，“早餐的主食一律是高粱或绿豆煮饭，外加足够的面包。午饭是一些炖和煮的食物。晚饭将午间的剩饭加在一起再炖煮”，虽然营养不高，但至少能满足温饱。从1943年下半年起，同盟国转入战略反攻，牵扯日军大部分精力的中国战场开始进入胶着状态，多年的战争使食物极度匮乏。集中营的供给越来越少，日本人照例送来一批食物，但质量越来越差，面粉配给量不足二斤，难以下咽的老骡肉也没有了，侨民们只能以含有泥沙、虫粪的发霉高粱面充饥，甚至将过去丢弃的鸡蛋壳也收集起来烤脆磨成粉吃。为了改善这种恶劣的生活状况，侨民们想尽办法通过各种渠道换取粮食，有钱的侨民出高价让日本看守军外出代买食物，没钱的则只能在集中营内的物品交换所换取粮食，然而但凡日本看守军经手的交易，侨民们总会被趁机勒索。 集中营里的外国侨民 在这种情况下，高墙之外的中国百姓为侨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侨民们发现，在集中营围墙的东北角有一处隐蔽的角落，每天晚上10点，侨民会通过这里偷偷同外面的中国人进行交易，人们称之为“黑市”。通常情况下，侨民会与墙外的中国人约好，10点以后开始交易，侨民将自己的衣物、首饰甚至金牙等贵重物品裹好，里面夹上一张纸条，写明自己的名字和想要的物品，趁日军看守不注意时扔出墙外。凡是捡到包裹的墙外中国人，都会扔回比侨民要求的只多不少的物品。对于当时9岁的戴爱美来说，集中营里黑暗的夜晚或许只有令人烦躁的磨牙声、呼噜声和小便声，她不知道第二天早上的鸡蛋是从何而来，而十多岁的帕米拉却会在10点宵禁以后悄悄爬起来，夜里的食物输送最安全，也最频繁，她知道这是侨民与墙外中国人之间的秘密。黑市交易因此成为了维系侨民生存的重要通道。然而，6个月后，黑市交易中断了。据帕米拉回忆，日军抓住了一个向侨民输送物品的中国人，并将其活活打死，侨民们甚至还被要求围观。另有一个叫韩祥的小男孩，在跟随大人向集中营输送物品时不幸跌倒在电网上，当场身亡，作为对侨民的警告，他的尸体留在墙面上被示众好几天。集中营里缺少了食物来源，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侨民们体弱多病，“人人瘦得皮包骨头，孩子们指甲凹陷，牙齿无光，已发育成熟的少女也已开始停经”。其后在运粪工人张兴泰、广文中学校长黄乐德（中国人）及其儿女的协助下，集中营获得了一批由中国人民集资，名义上由国际红十字会捐助的食品和药物，正是这批物品让集中营里一千余人的生命得到了延续。 （三）集中营内的教育和活动 面对恶劣的环境，成年人总是给孩子最乐观的一面，精心培养他们丰盈的精神世界。戴爱美兄妹四人就读的芝罘学校370名师生当时是整体被转入集中营的，在这里，老师要小侨民们坚信自己终有一天会走出集中营，因此他们的学习不能比集中营外面的孩子差。为此，侨民自治委员会代表与日军谈判要求复课，日本人以必须开设日语课，学生必须每天高喊10遍“大日本天皇陛下万岁”和“大日本皇军万岁”为条件同意了复课要求。芝罘学校开学后，无论寒冬酷暑、饥饿生病，学生们都要坚持上课，学校在原有课程的基础上增设了“会计班、木工班、汉语、日语和俄语学习班”，侨民们还成立了一个讲习所，专门讲授美术理论、航海知识以及中外历史等课程。据戴爱美回忆，老师们会给每一位学生发一个笔记本，用来学习、写字，本子写满后，就把写过的擦掉再用一遍，有时候擦得太多，纸都被擦破了。虽然集中营里学习条件艰苦，衣食不足，但老师们丝毫未对学生的学习降低要求，戴绍曾也曾回忆道，芝罘学校的学生一律按照牛津大学的标准来培养，1943年和1944年的两批毕业生全部考试合格，只有1945年受日军投降、集中营解放的影响，11名毕业生中尚有两人未通过考试。 此外，为改善集中营内的生活环境，丰富文化生活，侨民们争取到将每周六作为组织活动的时间，这是一周中最热闹的日子，也是“小囚徒”们最开心的时候。埃里克·利迪尔老师会带领孩子们练习棒球、曲棍球，组织游戏，青年男女则参加合唱或者戏剧社，也常常会有舞会。据帕米拉回忆，她最擅长的是话剧表演，每次演出时，日本人也常去观看，虽然台下前两排都是日本人，但因为只有一个指挥官能听懂英文，所以他们常开一个绰号为“金牙”的日本军官的玩笑，并称之为“精神胜利法”。 在集中营里，“小囚徒”们最喜欢的就是埃里克·利迪尔老师，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埃里叔叔”或“飞毛腿叔叔”。利迪尔出生在中国，他的父母都是传教士，1924年他在第八届奥运会上打破了400米世界纪录，获得金牌。在进入潍县集中营之前，他已经在天津当了20年的化学老师。据乔伊斯回忆，当时学生们大多是小组学习，只有乔伊斯由埃里克单独辅导，集中营里没有教科书，埃里克就自己编了一本书，把所有的化学公式和实验都写在上面，还画出了化学实验的过程。后来随着集中营里的生活越来越艰难，1945年2月，埃里克·利迪尔因病去世。 埃里克·利迪尔去世后不久，战争形势发生扭转。尽管日本在公告栏的报纸上不断宣扬自己在各个战场的辉煌战绩，但是久而久之，侨民们越来越清楚，日本在太平洋战场气数将尽。胜利即将来临，侨民们满怀希望，每个周二他们都会在一间陋室里秘密排练由美、英、中、苏四国国歌串在一起的《同盟国进行曲》，并成立了“救世教会”和“救世军”，每周集合练习，等待集中营解放的那一天。1945年8月17日上午，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传到了集中营里，侨民们在激动之余心生惶恐，害怕日军会将其就地解决，然而此时，集中营上空不远处传来飞机马达的轰响声，一架盘旋在上空的B-24型轰炸机，愈飞愈低，机翼上标有“POW”和国际红十字会的图案，这正是美军战略情报局派来营救侨民的“鸭子行动队”。集中营里瞬间沸腾了，据戴爱美回忆，当时她因腹泻正躺在床上休息，隔窗看见带有美国标志的飞机，当她以为自己第一个冲出去时，集中营里1400人已经有1399人冲出去了，所有人挥舞着跳跃着，希望飞机上的救助者能够尽快发现他们。随即，美军实施空降突击，六名空降兵跳伞成功，降落在离集中营不到一华里的玉米地里，向集中营奔去。所有侨民冲向门外，哭喊着，尖叫着，跑在前面的几个年轻人一拥而上将空降兵们抬起，救世军吹响了胜利的乐曲，侨民们唱起了《同盟国进行曲》，至此，潍县集中营终于解放了。 “鸭子伞兵队” 随后，小侨民们或随父母辗转青岛后回国，或继续留在中国生活，甚至还有小侨民去到了那个曾经伤害他们至深的国度日本。但无论他们身在何处，潍县集中营里的岁月终究是他们童年记忆中一段无法抹去的烙印。战争带给他们无尽的创伤，同时也联结了他们和中国百姓的情谊。至今，潍县集中营纪念馆每年都会迎来一批亲历者或亲历者家属，来找寻这段具有深刻意义的集中营记忆，很多潍县集中营的幸存者们都致力于对这段历史资料的整理，以期告诉人们“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可贵”。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268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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