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眼中的乱臣贼子，阳货算一个。 阳货本身是“三桓”中季平子的家臣，而季氏孙又是其中最强者，曾经长期把持朝政。对三桓政治，孔子本来就有天生的厌恶，但不料三桓之下，阳货公然开始挑战主子的权威，季平子死后，阳货公然取代了季平子的地位，开始对鲁国朝政横加干预，最终与公山弗扰合谋，将季平子的继任者季桓子囚禁达三年之久。事情败露后，逃亡齐国。 恢复古制，在鲁国大刀阔斧的改革，使鲁国短期内就得到大治，最为恐惧的便是齐国。自夹谷之盟后，齐国高度关注着鲁国一举一动，在人员往来和文化的交流上开始活跃，但齐国并不希望鲁国强大，继而影响到齐国在东方诸侯中的威望。阳货带给齐国强烈的信号，孔子必须离开鲁国的政坛。 此事发生在孔子入世前。源于教训和经历，季桓子开始尝试让孔子做中都宰，从此孔子才正式走上政坛，此后的三年是孔子离他理想最近的时刻。 而在此前，孔子不得不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有限度的与阳货等人保持着微妙的关系，以利于他的施政纲领得以实施。比如对于阳货的拜访，可以拒绝，但不能废弃礼制的要求。 阳货对孔子是情有独钟，甚至想收为己用，但孔子对阳货却是冷面相向。但阳货很善于心计，甚至对孔子的忌惮有着充分的了解和掌握。某天，他给孔子送去一只小猪作为礼物，尽管当时孔子不在，但按照礼制，不得已孔子进行回访，在半道上与阳货不期而遇。 阳货用近乎指责和质问的口吻，向孔子发出三问：满腹经纶，国家却遭受欺凌，符合仁义的道理吗？有机会让你施展才华，你却屡次放弃，是智慧吗？时光流逝，时不我待，而你却在等待什么？ 正是这样阴差阳错的会面，才使孔子有了入世的决心。“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同老子的出世的相比，孔子更洋溢着主动的热情和战斗的号角，孔子对当时的鲁国和社会更愿意做一个器皿而存在。 “君子不器”是论语里最简短的一句话，但是却成为儒家君子入世的标准以及行为的规范。器物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但用于此者难用于彼，绳锯木断但不可如鼎彟烹粥，锦衣玉食却不可做韶乐而舞。君子应该君子居仁由义，穷则独善其身，富则达济天下。后世的朱熹解释说，“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 这是孔子理想化的人格和多君子的社会功用进行的着重阐述。君子以行仁、行义为己任。君子也尚勇，但勇的前提必须是仁义，是事业的正当性。君子处事要恰到好处，要做到中庸。 春秋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社会秩序处于混乱状态。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则认为，要维护社会秩序，必须恢复周王朝所建立的一整套礼仪规范，亦即“复礼”。但单纯采取强制性的手段，已经不能凑效。因为当时诸侯割据，周天子的威仪已经丧失。于是孔子创造性地以“仁”释“礼”，认为“礼”本是根源于人的仁爱之心，不过是人的仁爱之心的外在表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没有“仁”，当然不会有什么“礼”，要复兴“礼”，当从“仁”字入手。如果说，“礼”是孔子思想的出发点，那么，“仁”则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的仁论是要靠君子论来实现的，仁论必然要指向君子论。 于是君子必定不是凡夫俗子，他应该担负起治国安邦之重任。对内可以妥善处理各种政务；对外能够应对四方，不辱君命。所以，孔子说，君子应当博学多识，具有多方面才干，不只局限于某个方面，所以说“君子不器”。 成为君子，做到“君子不器”的前提条件很苛刻。首先是“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的慎独思维和修身标准，必须在思想中高度重视和生活中一丝不苟，而专攻一事一艺，不能成为君子。不是君子自然不能为政以德，继而不能允文允武，昭假烈祖了。 因此，“君子坦荡荡”，这也成为孔子回礼阳货的真实原因。君子不能拘泥于世俗的教条和虚假的名声，不仅要战胜自己的私欲，更要通过学问思辩，突破器物的容量和功用，修身践行而集道德仁义于一身，明达天道地道人性，能文能武，通才达识“居庙堂之高则由其名，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经常，孔子也在深刻反思自己，他认为自己缺失着“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的精神，也是阳货三问的关键所指，为此孔子不能不动心，继而产生了入世的愿望和祈求。 这里孔子的仁是博爱，是品格；智是谋略，是方式；勇是态度，是豪情。“君子”的一生都是在追求、在努力，用心地想要让自己的修养和学问达到智者的水平。这个过程是艰难而漫长的，其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境。如果没有“君子不器”的精神，就会“小人长戚戚”样的孤单与萎缩，但是如果具备优秀的品质和根本的信仰，就能攻坚克难，“无往而不利”了。 这便是孔子克己复礼的真意，也是现代管理特别是安全监管和应急管理人必须批判地接受儒家思想精华的重要部分。 一方面，安全监管和应急管理安监执法人员要主动作为，把责任扛在肩上、落实在行动上。必须时刻牢记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不放松。必须强化责任意识，勇于担当，敢抓敢管，真正把使命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把工作抓在手上、放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顶在头上，狠抓责任落实，强化安全措施，始终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安全红线，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安全发展”的理念，自觉把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另一方面，则要有攻坚克难的智慧与决心。有志者自有千计万计，无志者只感千难万难。任何事情的成败，不仅在于客观环境的优劣，更在实施者主观能动性的大小。想干事、能干事的人，总能在困难中发现转机，在问题中看到出路。因为他们对于自己要做的事情，有一种使命感、荣誉感、责任感、成就感。源于内心的这股信念可以让安监人、应急人拥有坚定的意志，能够释放无穷的能量，因而在具体工作中也发挥更大的领导智慧和领导艺术。 孔子与阳货见面的巨大历史意义便在于此。儒家认为孔子去见阳货，是以教化阳货恪守臣子之道而去的。也有人认为是孔子陷入礼制框架，不得不在接到阳货送来的礼物之后回拜他，将自己的行为大白于天下，完成礼制时代一个普通之“士”应该全备的礼仪。 从出身看，孔子并不是鲁国贵族。孔子十七岁时，母亲颜氏亡故。在服丧的时候，季世孙宴请宾客，孔子穿着孝服而入，但不料阳货对出言不逊甚至阻挡，一气之下孔子绝尘而去。 按照史籍记载，孔子是由父亲叔梁纥与颜氏徵在“野合”所生，出生之后不久，叔梁纥就命归西天，他连父亲葬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直到母亲去世后，别人告诉他，才把他母亲与父亲葬到一起去的。家道贫困，出身低微，使孔子难免有一种埋藏于心底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往往与自尊心紧连在一起，越是有这种自卑感的人，其自尊心越容易受到伤害。 因此，回拜阳货，不仅是出于礼节的需要，更是勇气的体现。或许孔子可以找个借口或者由弟子去推脱，但孔子以难为进，用当时一个低级官吏的身份直接去往位高权重的阳货家。 在这个事例中，又充分体现了孔子的智慧，他选择阳货不在家时去登门，既将事情做得体面，也表达了他对乱臣贼子泾渭分明般的态度。孔子用思辨的方法，有效化解了与阳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立场、观点、行为、思维具有很大反差的情况下，保存着自己的体面，也给对方充足的回旋余地。 “冤家路窄”。就在孔子去往阳货府邸的行进途中，就在喧闹的集市上，孔子与阳货不期而遇。由孔子门徒在《论语》中忠实记录了这一场景：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馈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智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但孔子的君子风度和“仁智勇”毕竟不同于阳货的杀人越货和践踏礼仪。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不仅仅是口号，更是实践和前瞻的有力标尺，也培养了孔子独特的政治眼光。尽管阳货和公山弗扰等人均想将孔子收为己用，但孔子均拒绝了他们，而是携着“礼仪”“仁政”之下的浩然正气独立于天地间。 然而阳货与孔子的历史纠结并未从此结束。后来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在匡邑因为孔子长相与阳货有些相像，匡人则将孔子扣留起来，因为阳货逃出鲁国后，曾经残害过匡人。 公元前496年，鲁定公十四年，在被匡人囚禁的日子里，子路弹剑而歌，孔子居然天然地乐观，兴致勃勃地弹奏和唱，。 面对阳货给孔子带来“宿命”般的轮回，处于险境的孔子依然乐观和坚定。他表示周文王之后，他肩负着仁义礼智的复兴大任。如果天地间不需要这种文化，就不会让他掌握。既然他掌握了这种文化，必定是万事万物往来变化的最终选择。连老天都不忍心灭亡的优秀文化传承，匡地和匡人，又怎么会索取自己的性命？ 后来，孟夫子将阳货看做“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的典型，而将孔子由“仁、智、勇”所带来的浩然之气推向了行的高标。 《故纸堆里寻安全》系列文章： 来源：原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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