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1年。一个寒冷的冬夜，魏惠王亲入相府看望病重的公叔痤。密室中，气若游丝的公叔痤向魏惠王进言：要大胆启用下臣中庶子公孙鞅，但如不起用，则需杀掉此人。 于魏国而言，公叔痤可谓功勋卓著，曾经他率军扬威西河，屏障魏国，使秦军不敢东向，特别是前一年大败韩、赵联军，魏国士气大振，使公叔痤在魏国拥有了空前威望。此次的遗言，可以说是对魏国人才梯队的最后一次建设。纵观公叔痤一生，尽管对吴起多有猜测和嫉妒，甚至造成吴起外逃楚国，但总能保持国家体面，特别是居功而不自傲，面对丰厚赏赐而坚决谦逊地辞掉，并对叛逃到敌国的吴起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认为其在军队建设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正是公叔痤恩怨分明的态度，魏惠王才夤夜来访，希望公叔痤举荐接班人。但魏惠王没有想到的是，公叔痤居然举荐了身份极其低微的公孙鞅，而且近乎“语文伦次”地指出“王若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前后矛盾的话语，令魏惠王大为失望。 公孙鞅本是卫国没落贵族的后裔，至他时已经属于穷途末路。恰巧当时魏国正在广招贤才，于是公孙鞅便在魏国寄居下来。当时魏国对投奔而来的贤才给出了优厚的待遇，不仅衣食无忧，而且还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很多人借此在魏国过着锦衣玉食和碌碌无为的生活。但公孙鞅不是，从小他就喜欢刑名之学，在魏国更是向李悝、吴起等人虚心求教，最终投身在公叔痤门下，从事类似文案的工作。公叔痤看好公孙鞅，因此一直留在身边。 随着魏惠王失望地离开，公叔痤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将公孙鞅请在病榻前，郑重嘱托，要其迅速离开魏国以防不测。不料公孙鞅听后仰天大笑，既然魏王都不重用我，又怎么会杀我？在从容地处理完公叔痤的丧事后，公孙鞅离开了魏国，西渡渭水，来到相对弱小和闭塞的秦国寻求发展机会。公孙鞅认为，魏惠王沽名钓誉，并非是真正的爱惜人才。 从魏文侯开始，魏国制定了详细的人才选拔标准，同时在条件相近的情况下，又有五条由当政者自由裁定的“潜规则”，即“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考察一个人，首先要看他和谁为伍，和贤良智者亲近，可以重用；但是和奸佞小人相伴，那就要当心了。其次看他如何支配自己的财富，如果是为一己之私，那此人不能重用。第三观察他在得志时候的表现，依然能够举贤荐能，此人绝对忠诚；但碰到结党营私、任人唯亲就必须谨慎了。在上述情形难以分高下的时候，不妨回头看看他们的历史，贫穷时能否坚守道德底线，抑或卑躬屈膝甚至不择手段做些苟且之事。 但魏惠王并没有仔细按照上述要求考察公孙鞅，甚至对公孙鞅都相当陌生便拒之于千里之外。或许对当时人才济济的魏国来说，公孙鞅的存在与否并不能改变魏国雄霸中原的格局。在任由公孙鞅去留的二十一年后，公孙鞅率领秦军智擒公子卬，大败魏师，逼迫魏惠王割地迁都，或许彼时的魏惠王才开始后悔没有在此时对公孙鞅的决定。 历史上相近的情形还发生在后世的三国期间。当时东吴无意中得到号称“凤雏”的庞统先生，但无奈庞统对东吴不感兴趣，并表示将北上曹魏。当时东吴从战略发展格局的考虑，认为庞统投靠曹魏是对己方最大的威胁，因此推荐庞统转向与自己关系较为密切的刘备以避免潜在的安全风险加大。 与战国时期魏国不同，东吴将潜在风险掌握在了可控范围之内。尽管公孙鞅的去留对于当时的魏国或许真是如沧海一粟般的渺小，但从博弈理论或者军事运筹学等方面考究，魏惠王的做法，客观上加剧了魏国的风险积聚。 运筹学并非是个体活动的分散研究，而是在实践中，在局部优化的基础上，从系统的观点出发，力图以整个系统最佳存在行为和方式，对统筹协调问题的普遍性研究并给出科学方式，解决系统间各部门的利害冲突，并给出最优解决方案。运筹学不仅对宏观战略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也对微观布局产生有效的促进和实战操作。 在著名的田忌赛马的故事中，孙武子便是利用军事运筹学的理论利用马之间的排序差别战胜齐威王的。孙武子用最劣的马去迎战齐威王等人最上等的马自然惨败。但用自己一等马、二等马挑战对方的二等马和劣马自然稳超胜券。尽管头一局比赛失败，但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取得全胜，以胜利场数多于对方一场而取得了比赛最终的胜利。 同样的，围魏救赵亦属于运筹学的经典研究范畴。围魏救赵的经典之处在于以逆向思维的方式，以表面看来舍近求远的方法，绕开问题的表面现象，从事物的本源上去解决问题，从而取得一招致胜的神奇效果。 随着魏国实力的逐渐壮大，魏国与韩、赵之间的战略联盟逐步瓦解，彼此间由摩擦升级为战争。公元前354年（周显王十五年），因为赵国进攻卫国并夺取了漆及富丘两地（均在今河南长垣），使魏国大为不满。因为卫国是魏国的盟国，因此魏国派兵直接包围了赵国国都邯郸。 邯郸被围困近一年后，赵国被迫向东方的齐国和南方的楚国求救。楚国拒绝了赵国的请求，而齐国此时也有西扩的想法，于是在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勉强答应赵国解围，于是历史上两个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和庞涓各自代表不同的国家开始展开战场上角逐。 此时的战争已经抛弃了春秋时期的礼义廉耻，完全变成赤裸裸的利益掠夺。春秋时期的战争并非是以灭国为目的，而是为了国家地位和君主尊严。因此战争中各方表现显得较为温和，甚至有一种“君子之风”。如在晋楚交锋中，晋国士兵败退后因为车轮陷入泥沼中无法移动，楚国士兵可以过来帮着卸掉辎重并一同推车前行，失败的晋军甚至可以讥讽楚军，“我们逃跑是没有经验”这样莞尔的话语。 但是到了战国，春秋时期的战争形态一去不复返，战争的狰狞开始大幅显现，不仅仅在时间上表现的旷日持久，伤亡更是数以万计，尊严之战变成你死我活的攻城略地，战争的意义发生了深刻变革。 在这种条件下，兵家产生了。“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兵家的终极目的就是将以杀人为职业的军队在经济成本、时间成本、生命成本等最低的情况下，争取更多的杀人机会和胜利果实。因此此时的兵家在总结前人用兵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兵法与谋略、战略与运筹、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 《孙子兵法》开篇便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将战争谋略和艺术放在了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论述。而在其后代孙膑则扩展了兵法范畴，进一步探讨和实践了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矛盾的对立和转化，如敌我、主客、众寡、强弱、攻守、胜败、利害等。正是在研究这种种矛盾及其转化条件的基础上，使战争的立足点发展为战略和战术两部分，体现着朴素的辩证思想，，蕴含了缜密的军事、哲学思想体系，深远的哲理等。 齐国围魏救赵的成功让强大的魏国在桂陵之战中失败，主将庞涓被俘。不仅如此，在后来的战斗中，以孙膑为首的齐国军队将军事运筹学原理发挥到极致，在13年后使魏国遭受到了更大损失。 庞涓由齐国释放后，几乎每天都在思考着进行复仇大计。同样魏惠王更是想洗雪前耻，不惜重金打造了一支装备精良的虎狼之军。君臣同心，几乎在中原之战中所向披靡。在同韩国的战争中，魏国五战五捷，不得已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国再派孙膑直奔魏国都城大梁，再次上演“围魏救赵”之计。 庞涓眼见胜利在望之际，又是齐国从中作梗，其恼怒愤懑已经达到极值。于是放过韩国，转而将兵锋指向齐军。在庞涓看来，他的十万铁蹄瞬间就能碾压齐军，扬眉吐气的时候即将到来。 战争的发展也随着庞涓的愿望而发展。已经深入到魏国境内的齐军在听说魏军回撤后望风而逃，一路上丢盔弃甲。孙膑观察齐军火灶，发现了每日递减的细节，更坚信齐军已经军心涣散，士卒呈现大量逃亡的现实。 经过三日的追击，双方士兵即将首尾相连。机不可失下，庞涓下令扔掉辎重连夜追击。庞涓发现，路上到处都是齐军丢弃的物质，甚至还有刀枪等武器，越发日以继夜追得紧迫。 当晚魏军追到了马陵道，此刻天色已经大暗。马陵道为两山夹一沟，两边悬崖陡峭，而中间小道又异常难行。前边忽然有士兵报告，路边一棵树被扒皮，疑似上面有刚写的字。志在必得的庞涓并不以为意，亲自走到树前，命人点起了火把。 树上的字几乎便是庞涓的墓碑，乃是孙膑命人而作：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庞涓刚刚把字读完，就随着两边悬崖上万箭齐发而身死。庞涓在死前明白了齐国的一切，诈败骄兵而已，以至于使自己身陷绝境。《孙子兵法·九地》篇有云：凡为客之道，深则专，浅则散。去国越境而师者，绝地也；四达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浅者，轻地也；背固前隘者，围地也；无所往者，死地也。孙膑以军事运筹的战略全局为庞涓设置了死地迷局，而庞涓偏偏得意忘形贸然而进死地，又焉能从生门出？ 魏国在此战斗中的失败，并非是庞涓一人责任。庞涓以一场的战争视角的局限，而没有看到战国整个时局的变化。魏惠王看到了中原各国秣兵历马的危机，但没有想到军事理论仅仅是决定国家是否强大的系统性指标中的一项而已，决定全局的还有观念、思维等构建的国家整体化优势。而这点，运筹学和博弈理论中最核心的内容，确保齐国和秦国牢牢抓住。 马陵之战中，庞涓之死使魏国十万大军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局面，让齐军转过身来追击魏军。十万魏国大军就此消失，强大的魏国从此不再。由于魏国的衰败，秦国才得以有机会在公孙鞅变法的基础上向东进犯。 公孙鞅在生擒魏公子卬后，被秦君赐姓为商，国人称之为商君，是公孙鞅在魏国从来没有敢想的荣耀。历史上，将公孙鞅在秦国的变法称之为“商鞅变法”，为战国期间做成功的变法之一。因为魏国的衰败，秦国变法效应被有效放大，成为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必要条件。 《故纸堆里寻安全》系列文章： 贰捌：周礼沦陷，夫子彷徨亦当年 来源：原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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