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葡囚信：世界近代史上的首个西方征服中国计划

1521年，嘉靖皇帝的登基让明朝开启了习惯性的贸易闭关模式。随即就在打的并不好看的屯门之战中，逼走了滞留当地的葡萄牙武装商船队。但包括大使皮雷兹在内的使团成员，却因来不及离开而被囚禁在广州。在四年后的处决令下达前，他们在大牢里饱受折磨，并被迫按照明朝的意思向外传递书信，逼迫同胞从占领的马六甲城撤退。

参加屯门海战的明朝水师

然而，分别由2位使团成员完成的《广州葡囚信》，基本没有按大明朝官员的吩咐书写。相反，他们利用语言文字的不通便利，将许多见闻和情报传递出去。除痛诉自己的悲惨遭遇，也直接建议国王曼诺埃尔和马六甲总督，考虑发兵讨伐明朝。因此，这些阴差阳错产生的文字，就成为世界近代史上的首个西方征服中国计划。

最后客死明朝的皮雷兹大使

由于葡萄牙使团是从广州登陆上岸，自然会在书信中将这座岭南第一大城视为头号目标。尽管可能是受到明朝官方宣传或以讹传为影响，认为城中守军多达30000人，但作者坚决判断这些部队的战力非常低下。尤其是孱弱的骑兵，只配有不超过200匹来自海南牧场的矮种瘦马，还需要与不能步行出门的官员共享。大部分步兵的佩剑、长矛、木头弓弩和头盔，也是一目了然的质量不佳。至于需要更高科技水准的战船、火器和城防体系，也很难入这些代表欧洲先进技术的观察家法眼。

作者认为小型桨帆船更适合在广州沿海作战

于是，2位葡囚给远在马六甲的总督提出了非常有针对性的作战方案。即只用很少的兵力，驾驶200吨以下的小船冲入珠江口。然后在河道两侧建立小型要塞，并将类似工事延伸到广州城附近的山头。在使用2门重炮轰击一侧城墙时，不断用封锁堵住其他段落。等到位于城郊的农田和粮仓都被占据，涌入过量人口的省城将在短时间内陷入饥馑。最后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逼着少量官员乖乖就犯。显然，葡萄牙使团在时间并不算长的游历阶段，对广州本地的情况已有了清晰理解。

作者也建议在珠江水域建立小型舰队和要塞体系

其次，葡囚们还不忘向总督和国王建议，控制珠江口的屯门-大屿山，也要占据作为商船集散地的东莞。一方面是建立稳固的后勤基地，同时也能立刻掌握广州对外贸易的大动脉。利用大量的划桨小船北上，通过珠三角地区的密集水网大肆扩散。甚至不忘特别提到，缺乏有效火器的明军也对水面目标没有太多办法。因此，可以用配备3门弗朗机炮的移动平台，迅速控制住广州城以北的区域。更重要的是，建立守军人数不超过50的小型关卡要塞，以便对主要交通线进行掌控。

作者也建议马六甲总督继续向东征服泉州

为了开拓贸易需求，远征军最好能组织船队继续向东，争取占领泉州和遥远的琉球。虽然根据当时的明确记载，葡萄牙使团并为途径这些地方，但显然通过各种渠道知晓其存在与商业属性。作者还特意强调福建省的富庶和琉球的地缘意义，以便增加决策者的渴求程度。对于处在广州另一侧的南海岛和雷州半岛，则可以使用威逼利诱的手法。除派出不超过600人的守备队外，主要就是与镇守当地的武将达成协议。允许他将每年上缴的部分税款留作自用，然后将余下部分作为重新向里斯本宫廷宣誓效忠的贡赋。

《广州葡囚信》中的建议征服区域

当代读者回看这些在狱中仓促完成的文字，很容易觉得是部分冒险者与野心家杜撰的天方夜谭。因为仅在所需兵力方面，作者就给出过6艘大帆船到7000士兵不等的弹性说辞。其中除来自欧洲本土的葡国兵源，还包括能大量动员的南印度盟友和东非黑奴。

明军的装备 在有战争经验的人看来显得落后而低效

但这些观点完全可能基于亲历者的最直观认识。毕竟在近代早期的探索阶段，大部分到海外谋生的成员都具备军事经验或相关训练。他们很容易将自己看到过的明军士兵，同先前战斗过的北非摩尔人、东非黑人穆斯林、土耳其水兵、印度的刹帝利武士和南洋武装进行比较。最后得出1个南印度仆从，可以胜过40个卫所军户的大致结论。信中所包含的所有远征计划，也是以这种让人难堪的判断为基础。

在葡萄牙使者看来 明军的战力远不如自己的老对手们

作者不仅是为本国精英描绘宏伟蓝图，也在细节层面做到了尽可能完美。其细致程度不仅远超百年前的帖木儿东征计划，也让几十年后有类似想法的西班牙人也相形见拙。而且相比前后两批征服者的伟大理想，他们给出的方案也更为务实，且主要使用印度与马六甲两大总督区的亚洲本地资源。

明朝社会的高压状态 被初来乍到的使者们看在眼里

他们清晰的认识到，部分粮仓与特定衙门，在明朝的社会结构中扮演着举足轻重作用。一旦占据这些关键部门，就等于是获得了王朝政治家所营建多年的权力体系。至于那些沿海岛屿和山头寺庙具有军事潜力，也大都有非常详细的说明，不需要未来抵达的援军去自己重新摸索。等于是用一种类似点穴战的手法，完成四两拨千斤的制服效果。再考虑到当时的葡萄牙海外扩张模式，也基本以零星的据点构筑网络，此类方案无疑更容易为决策层所采纳。

明朝的地方守将 也是作者建议的收买对象

此外，《广州葡囚信》的更深层次内容，就是外力观察家对明朝治理模式的精准认识。他们敏锐的察觉到，自己正在遭遇一个傲慢却又缺乏绝对武力优势的帝国。除了少数并不精锐的国家军队，基层社会普遍缺乏武力传统，并为各种规定所人为限制了这方面发展。因此，明朝的防务力量调动，往往需要事发地点与北京宫廷之间的漫长通讯。相应的成本也远比那些保留较多封建传统的国度要大。

依靠强制手段维持的柔弱民风 同样被作者所察觉

同时，由于需要供养军队和远超正常比例的士大夫官僚队伍，本地居民也必承受着外人难以想象的沉重赋税。这使得很多人都缺乏站出来保护家庭外成员的动力，也不可能为那些根本只会在家乡任职数年的外籍官员卖命。加上自己实在没有什么战争历练，就难被迅速组织为动员兵力。最后是完全可能趁机起哄抢劫，并在目睹官老爷失势后就揭竿而起。这都是《广州葡囚信》的2为作者，在所写文字中所反复提及的关键内容。他们甚至建议本国的决策者，可以用分配紧俏物资或直接给予白银工资的手段，迅速组织编户齐民们参与要塞堡垒的修筑工作。人为这些对象有不错的手工艺技术，但也会轻易向任何展现出武力优势的征服者认怂。

作者也提议 在岭南构建以里斯本为核心的封建体系

对众多驻守非中心城镇的明军将领，使团成员也给出了非常具有前瞻性的招揽方案。即通过签订类似封建契约的方式，把他们迅速转化为新的葡萄牙总督下属。这样既能扩大地盘范围，也有利于保存经济总量和社会动员力量。由于他们的同胞已经采取类似手段，招揽过非洲酋长、阿拉伯王子、印度王公和许多级别更低的社团领袖，也就对这种操作不会感觉陌生。

当时的葡萄牙帝国 更加重视波斯湾与马六甲

当然，由于各种不可抗的历史因素交织，这个深埋在求救信中远征中国计划没能获得重视。此时的葡萄牙人还忙于保住自己的马六甲基地，并在印度洋和南洋群岛四处征战。大部分使团成员也在1525年被明朝当局下令处死，从此失去了继续与同胞保持联系的可能。

但这些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点点滴滴，还是在送回欧洲后被多次传递阅读。直到20世纪初，才被后来的东方学研究者们重新发现。当事人的大胆想法或许永远不会为多数人所赞同。但相关内容却在他们死后一个世纪的满清征服中，得到了玲离尽致的完整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