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灿若星辰的唐朝诗人中，上官仪很有点不起眼。我估计，如果做个测试，知道他的孙女上官婉儿的人，绝对比知道他的人多了去。与上官婉儿比起来，做祖父的上官仪，其实是个悲情人物。 《全唐诗》收录的上官仪诗作并不多，只有二十首。其中十二首为应制唱和，四首为挽歌，都可以一略而过，没有什么真正值得深究的价值，只有四首诗算得上性情之作。而这寥寥四首诗中，能够被后人时常提及的，莫过于《入朝洛堤步月》： 入朝洛堤步月 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 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 《隋唐嘉话》对这首诗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唐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上官仪诗兴大发，即兴吟咏了这首诗。上官仪是当时有名的帅哥，而且是一位“独持国政”权倾一时的超级帅哥，本来就引人注目，他一张口，一起等候入朝的官僚们，自然觉得“音韵清亮”“望之犹神仙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中国诗歌的盛筵，历数几千年文化，恐怕没有超过大唐气象的了。其势之盛，其制之多，色彩之绚丽，内容之丰厚，自然非一日之功。唐朝之前的隋朝，是个短命朝代，从文帝到炀帝，二世而亡，前后仅仅维持了三十七年，还没来得及细细地打理朝政就瓦解了，自然无暇顾及前朝文风。 六朝时重文轻道，尤其在梁陈之际，绮靡的宫体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涂抹了很不光彩的一页。这种风气沿袭至隋朝，隋炀帝虽以荒淫和暴政成为历史上最具臭名的帝王之一，但他又确实是个颇具文采的人。“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就已经多了几许清新疏朗之气；“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无论怎么看，后世秦观的《满庭芳》中“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都是隋炀帝诗句的直接搬用。只是隋炀帝还没来得及在政治与文化上有所建树，就已经江山易主。
今天，对于初唐时期，人们更多的只记住了初唐四杰。事实上，在太宗和高宗两朝，上官仪却是个不可忽略的人物。无论是在文化还是在政治上，上官仪都具有无法取代和忽视的影响力，都值得我们凝神注目。要真的细细去了解唐诗和大唐文化，上官仪就显得不可回避。 唐太宗一朝，上官仪官至弘文馆直学士，后来迁官秘书郎，刚直肯谏，深得太宗的喜爱。《新唐书》记载，皇帝每发布诏书，都要先由上官仪过目，并且，上官仪还参与了《晋书》的编撰工作。 皇帝的这种信任与偏爱，一直延续到高宗时期。李治即位后，他又连升三级，先任秘书少监，再任西台侍郎，最后当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一个御用文人，先是被太宗器重，后又被高宗宠着，能够在仕途上走得这么远，能够这么样的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心理上就难免会志得意满，想不飘飘然都难啊。尤其他还是当时文坛上的领军人物，其“绮错婉媚”的诗作，很自然地就被人效法模仿，并蔚为风气，这就是在初唐风靡一时的“上官体”。 再回到前面说的那首《入朝洛堤步月》，我们就不难看出上官仪此时的心态了。当上宰相的上官仪，心里美滋滋的，看什么都觉得美丽，看什么都觉得有诗意，于是在上朝的途中诗兴大发，就显得再正常不过了。 既然题为《入朝洛堤步月》，诗中所描绘的，自然就是洛阳城的黎明，是洛河边的美景了。看到这里，你可能会产生疑问：唐朝的都城是长安，上官仪为何不写长安写洛阳呢？翻开史书你就明白了，上官仪一生中最得意的黄金时光，大部分是在洛阳度过的。他钟情洛阳，喜爱洛阳，实在是因为他与洛阳的缘分太深。也许是一种宿命，这种缘分，又因他生命的句号画在了洛阳而更深了。
其实，这时的上官仪，无论如何都称不上可爱。一个做了官的文人，而且还因此洋洋自得，可想而知是一副什么样的好嘴脸。不知这是不是文人的通病，连坐到宰相高位上的人，竟然也不能免俗。 不过，上官仪这首诗，还是很值得称道的。唐时的东都洛阳，皇城依傍洛水，水上有天津桥。每天凌晨，上官仪都和其他官员一道，等待皇城大门的打开。 那是一个入秋的清晨，空气中有微微的凉气，月亮挂在西天将落而未落，断续的蝉声，仿佛应和着洛河汩汩的流水。几声鸟叫，划破了黎明前的寂静；几缕秋风，吹散了天边的一片乌云，月光皎洁，洒落点点银辉。 这样清寂的时刻，上官仪独自策马，在白沙堤上揽辔徐行。他的心里没什么压力，唐高宗不仅恩宠于他，而且给了他施展身手的舞台。所以，“脉脉广川”歌颂江山社稷之安宁，“蝉噪野风”表达出对不同声音的忧虑。无论哪种，都离不开对于大唐宗室的忠诚。可是，在“驱马历长洲”中，却分明投射出一己的适意。恃宠而骄，盛气凌人，种种情绪似乎都在其中隐约着。 初唐诗风受齐梁文风的影响，过于讲究声辞之美，加上唐太宗是个模范的文学爱好者，对这点更是看得很重。在他的影响下，唐初的宫廷文学多局限于应制咏物的范畴。上官仪身为朝臣，难免受流习影响，所以他的诗作，多数有着奉命应制的呆板面貌。 但是，这首《入朝洛堤步月》，却避开了言辞空洞、一味堆砌的毛病，注重细节，借景抒情，以高度纯熟的白描技巧，把五言诗的写作方式发挥得出神入化，成为人们模仿取法的一种新的诗体，不愧为“上官体”的典范。
人们常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上官仪这株“秀木”，却并不是被同僚吹折的。也许是还没来得及“吹”吧，他就被当朝皇后武则天给“腰斩”了。 《新唐书》中说，武则天得志后牵制高宗皇帝，“专威福”，使懦弱的高宗实在无法忍受，于是召见上官仪商量对策。上官仪毫不犹豫地就下了断言：“宜废之以顺人心”。斩钉截铁的决断，让彷徨无助高宗皇帝立马有了主心骨，马上命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谁料武则天耳目灵通，很快得知这个消息。 这位后来成为中国唯一的女皇的武皇后胸脯一挺，媚眼一抛，然后含嗔带怒，美人泪一流，枕边风一吹，高宗皇帝立马就傻眼了，后悔了，急急忙忙把自己洗清，一推了之：“是上官仪教我的。”皇帝做到这个份上，令人绝倒，读这段历史时，我不由自主的笑出声来了。
祸根既然埋下，迟早都得发芽。武皇后指使许敬宗，“诬奏仪……谋大逆”，上官仪下狱，他的儿子庭芝也受牵连而死。孙女上官婉儿随母郑氏入宫为奴，后来成为武则天的心腹之人，此为后话。
李国文在《文人遭遇皇帝》中说，上官仪是武则天夫妇的牺牲品。纵观中国历史，这样的牺牲品又何其多也。越国文种、秦将白起、西汉韩信，信手拈来，“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可谓一桩接一桩。上官仪看惯唐太宗的“以史为鉴”，却如何没有弄清个中轻重？说得通的解释。我认为只能是“不屑”。 这种不屑，当有多重含义。首先，他低估了武则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能力。两朝辅臣，见识过太多风雨，怎么会在乎一个小女子的兴风作浪？这关乎性格。 然后，是忠君之道在发力，他追捧的、拥护的是李唐王朝，“牝鸡司晨”自古未有，如何忍得住？这关乎忠义。 再后，便是文人脾性的作怪，即使识得时务，也会听命于内心，而绝不肯让行为盲从。这关乎气节。
所以，即使上官仪有先知先觉，恐怕也不会投入武姓的行列。他是李唐王朝忠实的殉道者，也是个真实道地的文人。这似乎就有点老套了，故事还没开始就注定了结局，一点新意也没有，只能徒然地给人增加一声叹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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