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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二年（1024）底，辽圣宗派遣右监门卫上将军萧嵘和高州观察使李延来祝贺正旦（就是春节）。随着宋辽关系日益密切和融洽，双方皇太后的生日也给予了隆重的庆祝。长宁节就是庆祝刘太后的生日而设置的节日，她大概是农历一月（公历2月初）出生的，但是历史上没有记载。这一天，辽圣宗派遣宣徽南院使、朔方节度使萧从顺和枢密直学士韩绍芳来庆贺长宁节。萧从顺可能是辽圣宗皇后和太后家族的成员，后来为太子太师，在辽代历史上，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位重要的人物。韩绍芳是韩延徽的孙子，后来为参知政事。刘太后垂帘听政，为使者设宴在崇政殿内，让御史中丞薛奎为馆伴使，亲自接待两位辽朝的使者。萧从顺想与太后见面，还说南朝使者到契丹都可以见到太后，为何契丹使者不能见到宋朝的太后。但是，薛奎却说“皇太后垂帘听政，虽本朝群臣亦未得见也”，实际上这也是源于历来相沿的习俗和制度，与契丹族的礼俗有着明显的差异。这时候，萧从顺只好打消了这个想法。在辞别的时候，萧从顺得了疾病，就护送到都亭驿那里居住。萧从顺就问王曾，南朝每回使者来，都是代理职务，这是为何？。于是，王曾就向他解释，担任契丹使者的，不以官职高低来选择使者，而在于他们自己的实力。如今，二府的八个人，有六个曾经出使过契丹，他们的官职不是实际的职务。  这就说明了，赵祯和刘太后选择的使者，都是经过“二府”推荐的，但都是具备一定的外交能力，比较擅长语言交流。这六位使者，实际担任的官职，与代理的职务，还是不太一样的，如蔡齐就是一位文职官员。作为出使辽朝的使者，有的还需要会骑马射箭；有的还要会饮酒，具有一定的身体素质，但是根据当时的规定，使者在外不要饮酒过多了，以免引起一些不好的事情。这些使者可以说是皇帝精心选择出来的，能够承担使者的责任。接受契丹皇帝的物质和钱财赏赐，在一定的程度下还是允许的。在赵祯结婚以后，宗正寺就说，请求把皇后的事迹编入玉牒中，赵祯同意了。当一个家族的女子嫁入皇室以后，不管她是皇帝的妻子，还是亲王的夫人，她的家庭情况都会编入玉牒中。据说，宋代撰写实录，还要查看玉牒的相关记录。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晚期。当时，广州（今天的广州市）缺乏一名知州，赵祯还说明了，“此邦控制海外诸国，宝货所聚，前为守者，多不能称职”，应该选择合适的人。赵祯认为广州是海外贸易的交通枢纽，必须要富有经验的官员才行。宰相王钦若推荐了礼部郎中、直史馆陈从易，是一位有着丰富经验和阅历广博的官员，他曾经多次担任使者。在农历二月（公历三月初）的一天，赵祯任命陈从易为广州知州，加太常少卿的职衔。  有一次，考察“身言书判”的选人，以前的惠州军事判官林冀被选中了。翰林学士晏殊就把林冀的名字上报给皇帝。赵祯就问，“身言书判，足以尽人才乎”？。王钦若认为，朝廷设置这个，主要是为了选择优秀的人才，如果这四个都可以采纳，就可以升迁他的级别。据说，这四个标准是唐代设定的，根据选人的容貌气质、语言能力、书法技艺和判断分析能力来选择人才，在宋代以后继续沿用下来。实际上，通过“身言书判”的选人不是很多。原先参选的有几十个人，只有林冀等七个人被选中了，可以担任京城的官职，另外四十八个选人只能根据通常的制度升迁。由于，薛奎在接待契丹使者的时候，无意中泄露了宫廷的秘密，不久就出知秦州（甘肃天水市），赵祯认为他在西北地区任职经历丰富，担任这个职务是比较合适的。后来，薛奎果然做得非常出色，他非常熟悉那里的风土人情。在北宋时期，雕版印刷比较流行。当时的国子监还印刷出版《初学记》、《六贴》和《韵对》这些书籍。但是这些书籍都是类书，收集和整理一些古代诗词和辞赋，还有野史和小说的内容。但是，赵祯认为，这些类书都无益于学习者学习，下诏国子监以后不要印刷出版了。实际上，这些书籍在唐代还比较受学者欢迎的，对于查看一些诗词的典故和来历，还是比较方便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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