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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明康德内容团队编辑 有目标感，参与社交，采取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于延长寿命、减少患病至关重要。 10年后， 65岁以上人群将占美国人口的20%，在一些西欧和亚洲国家，这一比例更是接近40%。与此同时，随着传染病控制、母婴死亡率改善、诊疗技术的进步，人们的预期寿命正在不断延长。人口特点的这种转变，也促使我们对长寿有了新的思考。如何保持更好的机体功能和生活质量，如何减少需要医疗支持的疾病？带着这些问题，斯坦福大学儿科、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教授，前斯坦福医学院院长Philip Pizzo博士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上分享了他对21世纪长寿之道的独特思考。无论是临床医生，还是从新生儿的父母到年轻人，从不惑之年到人生晚年的普通大众，或许都能从这些健康建议中有所收获。
无论是在个人还是社区层面，都有许多因素有助于长寿。Philip Pizzo博士指出，尽管不少疾病领域都已经或正在迈入精准诊疗，但过早死亡只有约30%可归因于遗传易感性，社会环境、环境暴露以及行为和生活方式都是死亡风险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社会的老龄化，这一点尤其重要。通过改变生活方式，还可以改变肥胖、心血管疾病、癌症和其他疾病的风险。健康生活方式应当被纳入临床实践的一部分，和医学手段一起共同发挥作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当下，保持锻炼习惯的人口比例还远远不够。教育也是寿命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我们曾介绍过，去年前瞻性城乡流行病学（PURE）研究对全球21个国家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75%的死亡与12个危险因素有关，其中影响最大是教育程度低（12.5%）。这项分析的首席研究员，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Salim Yusuf教授指出，“教育的影响可能被低估了。教育程度是社会经济地位的标志，但也可能反映了自我健康管理、获取医疗服务的能力。”一项对美国人群的研究显示，1999-2013年间全美死亡率最高的是未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中年白人非西班牙裔人群。死亡原因包括毒品、酒精中毒及自杀，这些因素还与自我报告的身心健康下降以及慢性疼痛增加和无法工作有关。
图片来源：Pixabay 也有不少研究观察到了收入的影响。2016年JAMA发表的一篇研究表明，美国最贫穷和最富有的1%人群之间，男女性的预期寿命分别相差14.6和10.1年。2019年同样发表在JAMA，在挪威人群中的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最贫穷和最富有的1%人群之间，男女性的预期寿命分别相差13.8和8.4年。对健康的衡量标准还强调了社交联系的重要性。凯撒家庭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与《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在2018年的一项合作报道显示，美国和英国有1/5的成人表示感到孤独，2019年密西根大学健康老龄化调查发现，50-80岁人群有1/3缺乏陪伴，这一现象在失业、文化程度较低或收入较低的女性中更为普遍。社交孤立对预期寿命有着负面影响，而融入社区则与长寿正相关。一项覆盖148项研究、40.9万受试者的的荟萃分析显示，积极的社交关系与生存率提高50%相关，社交孤立的人群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29%，中风风险增加32%。因此，“孑然一身”可能无益于健康。无论是朋友、家人，还是社交网络，积极的沟通和联系都有助于提高融入社会的程度。图片来源：123RF 发表在JAMA子刊的一项研究分析了近7000名退休成人的健康状况，表明更强的生活目标与降低死亡率有关。Philip Pizzo博士鼓励大家在工作和生活中积极寻找有意义的目标，并不断调整、为自己寻找新的意义。斯坦福大学教育学教授William Damon博士在对1200名12-24岁青少年的观察中发现，有20%的人表达了在自我利益以外的目标。在另一项针对近1200名50岁以上人群的研究中（Pathways to Encore Purpose Project），31%的人关注改善他人生活、改善世界、教育他人、促进社区发展或其他精神目标。基于对上述现象的观察，Philip Pizzo博士提出了与延长寿命相关的“三重奏”建议：有目标感，参与社交，采取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些措施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很重要。从临床角度而言，这些要素也应当成为健康评估的一部分，医生可以帮助患者制定相关计划，促进上述三项建议的达成。而且，这些因素对于减轻医疗负担、社会乃至经济成本都有好处。题图来源：Pexels 参考资料（可上下滑动查看） [1] Pizzo, P. A. (2020). A Prescription for Longevity in the 21st Century. JAMA, DOI: 10.1001/jama.2019.21087 [2] Kinge JM, Modalsli JH, Øverland S, et al. (2019). Association of Household Income With Life Expectancy and Cause-Specific Mortality in Norway, 2005-2015. JAMA, DOI: 10.1001/jama.2019.4329 [3] Salim Yusuf, et al., (2019). Modifiable risk factors,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mortality in 155 722 individuals from 21 high-income, middle-income, and low-income countries (PURE):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The Lancet, 10.1016/S0140-6736(19)32008-2 注：本文旨在介绍医药健康研究进展，不是治疗方案推荐。如需获得治疗方案指导，请前往正规医院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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