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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一位来自匈牙利的犹太裔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悄悄带领几名随从，从印度出发，越过帕米尔高原，往目的地中国新疆而来。他的目标很明确，他认定中国的新疆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考古场所，里面一定埋藏了丰富的文物宝藏可供发掘。他辗转于新疆和田一带详细考察，受到当地清朝官员的大力支持。经过将近一年的考察发掘，斯坦因满载大约1500余件古代新疆文物而归，结束了他的第一次中亚考察。这批文物被安放在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院东方古物部和大英图书馆东方部。有着丰富考古经验的斯坦因，敏锐地察觉到中国的西部应该还有更大的考古空间有待发掘。1907年，他再次返回中国新疆，越过茫茫沙漠和戈壁，来到古楼兰国遗址，又获得五百余件珍贵文物及其它艺术品。但这一次，他并没有直接离开中国，而是在将文物打包寄回后，朝着甘肃敦煌而来。在抵达敦煌之后，斯坦因首先去考察了敦煌西北部附近的数十个故长城烽燧遗址。
古长城烽燧遗址 在遗址内转悠来转悠去，居然发现了一些长条形的竹片，小心地拭去尘土后，上面居然还有汉字。欣喜之余，斯坦因立刻开始考古挖掘工作，据事后统计，此次共发掘出七百余枚竹简文书。经过辨识，竹简之上所题记的文字，是中国汉朝时期驻守边关的将士们所写。由此，汉简在近代第一次褪下神秘的面纱，呈现在世人面前。
敦煌汉简 穿越厚重的时光，人们总能从书中找寻两千年前，那个雄强富武的汉王朝。然而在纸质书本还未发明之前，人们又是如何记事的呢？熟悉的甲骨取材不便，而金石往往过硬，记录文字往往都有局限性。
武威汉简 先秦开始，简牍就已大量地被使用，随着造纸技术的不断进步，直到东晋末年才逐渐被纸张取代。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智慧，中国古代文明就这样浓缩在这一片片的竹木简牍之上，静静着向后人呈现千年前的汉文化的荣光。
汉简
然而，简牍简牍，实际上，“简”和“牍”是有区别的。“简”在加工时，需将木质用来写字的一面打磨光滑，并多被制成细长条形；竹质的“简”还多了一道用火将竹子烤干，用以防蛀的工序。在长度上，简片一般长约23厘米，而宽多为1厘米左右。在汉代，1尺长度约等于现在的23.5厘米，而汉代竹简对于各种书信就多规定用这1尺长的简片。在纸张还未发明前，民众间往来的书信就写在这些简片之上。
汉简 “牍”的材质与“简”相同，而不同之处在于，“牍”比“简”加宽了好几倍，在今天出土的“牍”中，有的宽到6厘米左右，个别的达15厘米以上。区别于“简”的细长条形，“牍”呈宽长方形，故又称为“方”或“版”。
战国青川木牍 在实际使用中，“牍”毕竟过于宽大，多有不便，在书写较长的文章时，“简”更能发挥用武之地。这些简片按顺序编号、排齐之后，再用绳子、丝线或牛皮条编串起来，就成为了“策”或者“册”。
东汉编联简册《永元器物簿》 为了抵御匈奴的侵袭，秦始皇不惜余力地修筑长城边关。即使强盛统一的汉王朝，也要集中优势兵力，屯军边塞，随时防范匈奴南下。汉代守备边关的屯戍吏卒们，就在这日复一日的边塞烽燧中，托付了自己的青春岁月。
敦煌汉简
斯坦因率先发掘而出的简牍，就是千年前已不知名的汉朝边疆将士们无声的印迹。这些简牍有的是朝廷公家的各种文书和簿籍，有的是私人书信﹑历谱﹑医方﹑占书等。小小的简牍文书，不仅是汉代边防部队在历史上过往经历的印证，也是汉文化在那个历史时期书法文字发展的一面镜子。
汉简书册 汉代的简牍，使用的还是刚刚从小篆进化而来的早期隶书文字。既不似小篆那般规整齐布，又不如后期汉隶八分书那样庄严有力。它如同孩童般稚嫩灵动，一如返璞归真，回到最初童年时那样活泼可爱。
汉简 数量庞大的汉代简牍，书写者各不相同，而形制、内容等也有所不同，它们都出不同的风格面貌。率意急就，不拘一格，字体应时代演化而分派，书风顺潮流而易变异。简牍墨迹不同于官方的正式文书，它充满了活跃的生气，在天真烂漫的风格中自由地流动。
汉简 在苍茫天地，沙漠戈壁之间，雄汉王朝的边塞军吏们以浓烈奔放的书写意兴，表达着他们对边塞生活的真情实感。灵动活泼、随意挥洒、轻松自然、横生奇态，在号称三大边塞汉简的敦煌汉简、居延汉简和罗布泊汉简之上，它们随意的笔触，无不彰显着书法永恒的生命力。
居延汉简 敦煌在三大边塞汉简中是发现汉简时间最早的地方，在甘肃敦煌市、玉门市和酒泉市的汉代烽燧遗址中，前后共发掘出土了九批汉代简牍，总计25000余枚，它们统称为“敦煌汉简”。
敦煌汉简 敦煌是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更是世界遗产莫高窟和汉长城边陲玉门关、阳关的所在地。一句“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更是吟诵出敦煌别样的历史风情。
敦煌汉简 敦煌汉简在被斯坦因首次发现之后，吸引了来自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发掘。看着古代先民们亲手书写下来的文字墨迹，在千年前之后呈现在后人的视线中，是怎样莫名的感动。
敦煌汉简 或隶或草，敦煌简牍闪烁着自由活泼的书迹风貌，它浑厚朴淳，结体方中有圆，笔画圆浑中有方折，有顿有提，略有波挑，用笔谨严而古雅秀丽。敦煌简牍作为汉晋时期的墨书真迹，它们为研究汉晋时期字体和书体的渊源流变提供了实物证据。
敦煌汉简
距斯坦因第二次来新疆考古发掘过去二十多年之后，1930年，中国和瑞典的学者们组合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内蒙一带继续从事着考古工作。瑞典学者弗克·贝格曼率先在内蒙古居延地区的城障、烽燧、关塞遗址中，再次发掘出汉简一万余枚，这批汉简被称为“居延汉简”。甘肃北部的额济纳河流域，在古时代又称为“居延”地区，是汉朝长期以来驻军屯田之地。
居延汉简 作为军事、屯垦的驻扎之地，居延汉简的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和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这些出于实用目的的日常文书，在随意自如的书写中，给人以轻松直率的书法风貌。
居延汉简 不同于传统隶书带给大家规整格调的印象，居延汉简的书体多为章草，时而字形工整，结体严谨；时而轻灵飘逸，烂漫多姿；又时而敦厚朴茂，端庄古雅。
居延汉简
在潇洒灵动的居延汉简中，它还对后人研究汉朝的文书档案制度和政治制度，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档案界，居延汉简与北京故宫内阁大库档案、河南安阳甲骨档案、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经卷档案，一同被誉为轰动世界的“四大发现”。
居延汉简
与居延汉简大致同时，在1930至1934年内，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前往新疆罗布泊北岸，发掘汉代防戍遗址。在此次发掘行动中，黄文弼一共掘获西汉时期木简墨迹71枚，它们被命名为“罗布泊汉简”。这批简的出土地点接近所谓楼兰遗址，也有人称之为“楼兰汉简”。
罗布泊汉简
罗布泊汉简出土汉简数量最少，虽仅有71枚，但记载的内容却极为丰富。它所涉及的文本内容涵盖了对公家的各种文书和簿籍以及衣囊封检﹑历谱﹑医方﹑占书﹑九九表等。
罗布泊汉简
楼兰，曾经的丝绸之路必经之地，曾经的繁华却在如今只残存几处遗迹。楼兰又是一个名字美丽而又想象神秘的西域古国，却在千年的时光中，逐渐成为了人类的绝境。提起楼兰，首先想到的究竟是楼兰古墓？还是楼兰王陵？
楼兰简牍 在本就不多的楼兰古代遗物中，这批楼兰汉简更是象征着楼兰曾经有过的人类印迹。在死亡之海的罗布泊，这一批竹简的出土对于研究汉代对西域各国的政策提供了实物凭证。
楼兰简牍 循着汉简文书的记载，仿佛能切身感受到汉朝官兵问候家人的温情话语，又有抒发壮志的豪迈之言，还有对黄沙厚土的艰苦边塞生活的真实怨念。简牍中的寥寥数语经常能够使读者身临其境，仿佛置身于苍凉的边塞。在天遥地远的边塞关疆中，简牍的书写者们早已默默无闻，悄然隐匿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但散落在流沙深处片片木简上的，却是有着一个个鲜活的普通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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