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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简书法可以分为敦煌汉简、居延汉简以及罗布泊汉简（楼兰汉简）共三类。
一、 敦煌汉简
斯坦因于1907年在敦煌附近发现汉简后，1914年又在甘肃的敦煌、安西、酒泉、鼎新（毛目）等地的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了170枚左右汉简。1944年夏鼐等对敦煌小方盘城以东的汉代边塞遗址进行考察，掘获汉简43枚。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敦煌小方盘城以西的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里发现汉简1200余枚。这是敦煌汉简数量最多的一次发现。此外，在1977年和1981年，考古工作者还分别在酒泉西北的玉门辖地花海农场和敦煌酥油土两地汉代烽燧遗址里采集了一些汉简。斯坦因1914年发现汉简的地点横跨汉代敦煌、酒泉两郡，70年代发现汉简的玉门花海也应属酒泉郡，但是习惯上把这些汉简统称为敦煌简。
二、 居延汉简
1930～1931年，中国、瑞典学者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内蒙古境内的额济纳河两岸和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东南的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1万枚左右汉简。这次发现汉简的地点，在北部的属汉代张掖郡居延都尉辖区，在南部的属张掖郡肩水都尉辖区，但习惯上把这两个地区出土的汉简统称为居延简。1930年，考察团还在甘肃鼎新以西的北大河沿岸，斯坦因在1914年调查过的一段边塞遗址里，发现了少量汉简。这段边塞应属酒泉郡。因此，在所谓居延简里实际上还包括了极少量的酒泉简。1973～1974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在破城子（居延都尉所属甲渠候官治所遗址）和肩水金关遗址等地进行试掘，获汉简近2万枚。1976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等单位组织调查组，沿额济纳河下游，在居延地区进行了广泛调查，获汉简164枚。估计居延简今后还会大量出土。
三、 罗布泊汉简（楼兰汉简）
1930～1934年，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泊北岸的汉代防戍遗址里，掘获西汉宣、元、成诸帝时木简71枚。这批简的出土地点接近所谓楼兰遗址，也有人称之为楼兰汉简。
边塞汉简通常发现于边塞地区的官署（如都尉、候官治所等）和烽燧的遗址里，为屯戍吏卒所遗留。有的是当时有意保存起来的﹐有的是当时作为垃圾而抛弃的。西北地区缺少竹子﹐已发现的简绝大多数是木简。从形制上看﹐除一般的简以外﹐还有两行﹑牍﹑觚(多面棒状木条)﹑符﹑券﹑检(有覆盖文书﹑书信用的﹐也有封存物件用的)﹑签等等﹐种类颇多。从内容上看﹐主要部分是公家的各种文书和簿籍﹐还有与吏卒生活有关的私人书信﹑衣囊封检﹑历谱﹑医方﹑占书﹑九九表﹑字书以及其他书籍等等。简的年代起自西汉中期(武帝后期)﹐讫于东汉后期﹐中间包括王莽新朝和更始时期。已发表的汉简上的明确纪年﹐最早的是武帝天汉二年(前99)和三年。最晚的是顺帝永和二（137）。 《居延汉简甲编》1398号简有“太初三年”﹐但这是在追述往事时提到的。对于新出居延简中所谓“元朔元年”简和“元狩四年”简﹐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最晚的是顺帝永和二年(137)。陈梦家《汉简考述》认为最晚的纪年简是“永(原文误为元)康三年”(169)简﹐当指发掘号为551.32的《居延汉简》2519号简。此简为一小残片﹐仅存“永康三”三字。桓帝延熹十年六月改元永康﹐次年即灵帝建宁元年﹐永康三年相当于建宁二年。陈氏对此简的解释是否可信尚待研究。
边塞汉简所反映的并不仅仅是边塞地区的情况。在很多方面，西北边塞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是一致的。而且边塞汉简的有些内容，如某些诏书和中央机关发的公文，本来就是面向全国的。因此无论是研究汉代的西北边塞地区，还是全面地研究汉代史，汉简都是十分重要的史料。通过六七十年来对汉简的研究，在汉代的边防设施（包括烽燧制度）、屯田制度、兵制、官制、行政制度（包括文书制度）以及汉代社会的经济、文化和阶级关系等方面，都获得了很多新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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