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边塞与西域屯田

zqbxi 2020-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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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边塞与西域屯田———轮台、渠犁屯田考古发现初论

达吾力江·叶尔哈力

探险考察始于19世纪中叶西方考古探险队的一系列考察活动。从俄国军官瓦里汉诺夫进入新疆塔里木盆地探险之后,更多探险家将目光放在塔里木盆地及罗布泊地区。1900年3月,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AHedin)在其第二次中亚探险穿越罗布沙漠的途中,发现了楼兰废墟及古代烽火台,揭开了塔里木盆地考古之序幕。随后,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MAStein)、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瑞方队员贝格曼(FolkBergmann)和中方队员黄文弼相继赴塔里木盆地包括楼兰地区考察。

据史书记载,在塔里木盆地汉朝最先在轮台、渠犁两地开辟屯田。晚清以来,研究者主要围绕轮台、渠犁开辟屯田的地点、时间和原因展开讨论。多数学者认为,西域屯田始于汉武帝派李广利伐大宛之后,也即太初末天汉初年。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西域屯田始于汉昭帝采纳桑弘羊前议,派遣扜弥太子赖丹屯田轮台之际。

关于汉代西域屯田地点和原因,韩儒林认为,玉门关、楼兰城、渠犁是一条直线,渠犁东南1100多里是西域南北两道的分途点。渠犁屯田的设置,是汉朝与匈奴争夺车师之地,以阻绝匈奴与羌人联合控制西域。⑥田余庆认为,西域屯田往往选择在抗击匈奴的关键位置。从汉初以来,匈奴统治西域的机构———僮仆都尉就设在焉耆、尉犁和危须之间。如果汉朝势力深入西域,势必在这一带置卒屯田。这两种说法为我们寻找屯田遗址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1984年,林梅村、李均明重新整理了敦煌至罗布泊出土汉简,尤其注意汉简与考古遗址的关系,从而将汉简研究提升到考古学高度,极大便利了汉代边塞考古研究。1990年,敦煌悬泉遗址汉简的发现,为我们探讨汉代西域屯田提供了大批前所未知的新材料,其中至少8枚汉简涉及渠犁屯田事宜,并披露了轮台、渠犁屯田校尉直接隶属长安城御林军“北军”的重要材料。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采用遥感技术,在库尔勒至轮台之间探查塔里木盆地古城址。在轮台县草湖乡发现的诸多古城,为我们探索汉代西域古城和屯田遗址开辟了新天地。2013年,林梅村全面分析了塔里木盆地古城形制、年代和分布,首次提出西域都护府遗址在轮台县东南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又因《汉书·地理志》皆以“都护治所”为地标介绍西域诸国的地理位置,这个发现为我们进一步寻找汉代西域屯田地点提供了重要依据。

以往对于汉代西域屯田的讨论更多集中在屯田开始、延续和中断的时间,对于屯田可能的区域以及对区域的选择并没有深入地探讨。本文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考古发现为依据,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简牍,探讨敦煌郡酒泉都尉与孔雀河沿岸烽燧的关系,并尝试从考古学角度讨论轮台、渠犁等西域屯田地点及相关遗址。

一、敦煌郡酒泉都尉与敦煌至盐水一线的亭障

史载汉武帝最初设置的西域行政机构称“酒泉都尉”,隶属于敦煌郡。关于敦煌初置郡县的时间,很多学者均有过讨论,其中有元鼎六年(前111)、元封四年(前107)、元封五年、后元元年(前88年)等不同说法。《汉书·地理志》记载:

敦煌郡(本注:武帝后元年分酒泉置。正西关外有白龙堆沙,有蒲昌海(今罗布泊)。莽曰敦德)。……县六:敦煌(本注:中部都尉治步广候官。杜林以为古瓜州地,生美瓜。莽曰敦德)。冥安(本注: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效谷,渊泉,广至(本注:宜禾都尉治昆仑障。莽曰广桓)。龙勒(本注: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

汉武帝“后元”年号只有两年,相当于公元前88年和前87年。《汉书·匈奴传》记载:“乌维单于立十岁死,子詹师庐立,年少,号为儿单于。是岁,元封六年也。自是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又因李广利伐大宛前后历时四年,敦煌均为汉兵之出发地和后援基地,所以敦煌郡可能是应伐大宛之需,为调集兵力、转输粮食而建。《汉书·刘屈氂传》中记载,征和二年(前91年)“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以上记录均表明敦煌设郡不应晚到汉武帝后元年。至于敦煌郡的建立,有学者认为应从《汉书·武帝纪》“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以及敦煌石室所出《沙州都督府图经》引“《汉书》武帝元鼎六年将军赵破奴出令居,析酒泉置敦煌郡”的记载,进一步推出敦煌郡是元鼎六年分自酒泉而设置的。

据史书和汉简记载,汉代敦煌郡下设四都尉,其中玉门都尉、阳关都尉在西,中部都尉居中而名“中部”,宜禾都尉在东。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大宛列传》还提到“敦煌置酒泉都尉”。其文曰:

汉已伐宛,立昧蔡为橡王而去。岁余,宛贵人以为昧蔡善谀,使我国遇屠,乃相与杀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蝉封为宛王,而遣其子入质于汉。汉因使使赂赐以镇抚之。而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

所谓“盐水”指孔雀河,而“西至盐水,往往有亭”应指孔雀河沿岸分布的汉代烽燧。正如陈梦家指出的,盐水之亭不同于“列亭障至玉门”,并没有连成长城边塞。所谓“敦煌置酒泉都尉”,《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一本无‘置’字。”“一云‘置都尉’。又云敦煌有渊泉县,或者‘酒’字当为‘渊’字。”如果文中是“敦煌酒泉都尉”,句意明显不通;“敦煌置渊泉都尉”一说,是认为“酒”或为“渊”字以表示是汉代敦煌的渊泉县,但此说不仅违背了《汉书·地理志》“渊泉”县无都尉治的记录,而且根据吴礽骧《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中所示汉渊泉县在今玉门市四道沟堡子,若这里指渊泉县,则该句与后文“盐水”一句不仅地理位置相去甚远,也没有明显从属或承接关系。夏鼐先生认为应采用梁玉绳《史记志疑》中所考证的“置字在都尉上”的说法,即言敦煌酒泉两郡置诸都尉。但《汉书·武帝纪》载太初三年(前102),匈奴“入张掖、酒泉杀都尉”,这说明酒泉等郡早在此前即置有都尉,而不是等到《史记·大宛列传》这段记载的天汉元年(前100)。此外,若这里的“酒泉都尉”理解为“酒泉郡都尉”也无法说通。关于酒泉郡建立的时间,虽有元狩二年(前121)、元鼎二年等不同的说法,但一般认为酒泉郡是河西四郡中最先建立的。既然敦煌是分酒泉而置,至少应该说“酒泉置敦煌都尉”,不应反说。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一般边郡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都尉,比如敦煌有四个都尉,酒泉郡也有北部、中部、东部三个都尉,这些都尉是《汉旧仪》中所说的“部都尉”、《汉书·咸宣传》中的“诸部都尉”,而不是郡都尉。正如夏鼐先生分析,这里的“酒泉都尉”若指酒泉郡的郡都尉,则酒泉郡尉应在郡治,不能在敦煌,且如上文分析不应始置于此时。如果这里的“酒泉都尉”是对酒泉郡的某个属国都尉或关都尉的省称,因已有郡名,那么属国都尉和关都尉的专名不能省略。此外,如果这里的“酒泉”指其所在地,应言敦煌置都尉或酒泉置都尉,或者在都尉之前加其专名,如“玉门都尉”,但不能说“敦煌置酒泉都尉”。①所以,我们推测该句意为“敦煌郡酒泉都尉”,敦煌郡下所设四个都尉已有自己的控制范围,而酒泉都尉的职责在于管理《史记·大宛列传》所言“敦煌至盐水一线的亭障”。《汉书·地理志》敦煌郡下注明:“正西关外有白龙堆沙,有蒲昌海。”蒲昌海即今罗布泊,马雍以此认为汉代敦煌郡的西境应当达到今天罗布泊的东岸。

敦煌汉简(林编第435号):“……长酒泉玉门都尉护众侯畸兼行丞事。谓天(?)□以次(?)马驾。当舍传舍,诣行在所,夜(?)□传(?)行(?)从事如律令。”1943年,夏鼐在敦煌汉长城遗址小方盘城附近发掘出“酒泉玉门都尉”字样的汉简。此简提到“玉门都尉护众”,亦见于敦煌汉简(林编第386号)。其文曰:“太始三年闰月辛酉朔己卯,玉门都尉护众谓千人尚尉丞无署就。”④因此,陈直推定上列二简“为武帝太始三年之物,过所当亦与之同时。据此过所制度之使用,当开始于武帝太始时无疑”。以上汉简信息,一说可理解为在敦煌郡建立之前,玉门都尉还在酒泉郡管理,待敦煌郡建立之后,玉门都尉即受敦煌郡管理而没有加“酒泉”之名。或有另一说,在汉武帝太始三年(前94年),敦煌郡酒泉都尉可能由敦煌郡玉门都尉护众兼任。这枚汉简发现之前,斯坦因在小方盘城(斯坦因编号T14)一带汉代烽燧发现过许多汉简,最早的汉简年代为天汉三年(林编第672号)。

《汉书·地理志》只载敦煌郡置有玉门、阳关、中部、宜禾四都尉,未载敦煌郡置有酒泉都尉,这和酒泉都尉的治所所在有关。敦煌郡酒泉都尉治所在何处,史无明载。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敦煌郡的西境延伸至罗布泊一带。据考古调查,我们认为酒泉都尉治所当在罗布泊北岸的土垠遗址。该遗址坐落在罗布泊北岸风蚀台地上,平面呈长方形,占地面积约1200平方米。现存房屋、墙垣、夯土台、木柱、井穴等遗迹。建筑形式主要为夯筑,也有部分土坯建筑(图1)。1930年,黄文弼在此发现铜、铁、漆、木、骨、石、陶、玻璃、丝麻织品、料珠、草具等600余件文物。土垠遗址最重要的发现,莫过于71枚汉代简牍。其中4枚有明确纪年,说明土垠遗址建于西汉年间。

关于土垠遗址的性质,目前研究者多根据孟凡人之说,以为是汉代居卢仓遗址。酒泉都尉与盐水之亭的军粮均由敦煌郡供应,故玉门关与楼兰之间设有粮仓“居卢仓”。关于居卢仓的地望,《魏略·西戎传》记载:

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或称“白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

图1罗布泊北岸土垠遗址

所谓“故楼兰”,应是斯坦因在罗布泊北岸发现的楼兰LE古城。土垠遗址在楼兰LE古城北约15公里处,而居卢仓(汉简称“居卢訾仓”)远在敦煌玉门关与楼兰LE古城之间。“故楼兰”和“居卢仓”还隔着“白龙堆”和“沙西井”两个必经之地。因此,目前学者将居卢仓置于土垠遗址或需要进一步确证。关于居卢仓的位置,《汉书·西域传》又载:

初(甘露二年),肥王翁归靡胡妇子乌就屠,狂王伤时惊,与诸翖侯俱去,居北山中,扬言母家匈奴兵来,故众归之。后遂袭杀狂王,自立为昆弥。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初,楚主侍者冯嫽,能史书,习事,尝持汉节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敬信之,号曰冯夫人。为乌孙右大将妻,右大将与乌就屠相爱,都护郑吉使冯夫人说乌就屠,以汉兵方出,必见灭,不如降。乌就屠恐,曰:“愿得小号”。宣帝征冯夫人,自问状。遣谒者竺次、期门甘延寿为副,送冯夫人。冯夫人锦车持节,诏乌就屠诣长罗侯赤谷城,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破羌将军不出塞还。

由此可知,西域都护府建立之后,居卢仓仍在使用,继续为西至盐水的烽燧供应粮草。所谓“卑鞮侯井”即《魏略·西戎传》所言“都护井”,那么,这条通往西域的交通路线东起玉门关,西经都护井(或称“卑鞮侯井”)、居卢仓(或称“居卢訾仓”)、沙西井、龙堆(或称“白龙堆”),最后至“故楼兰”之北酒泉都尉治所(今土垠遗址)。

罗布泊北岸的土垠遗址与敦煌西北80公里处的小方盘城性质相同,皆为敦煌郡下属都尉治所;前者为酒泉都尉治所,后者为玉门都尉治所。两者属于汉代边塞都尉一级的指挥中心,故无烽火台。由于酒泉都尉(今土垠遗址)地处雅丹地带,因地制宜,以沟壑为壕堑,故不像玉门都尉(今小方盘城)那样建有城障。

图2敦煌郡酒泉都尉治所(土垠遗址)与孔雀河沿岸汉代烽燧

孔雀河沿线烽燧始建于天汉元年,自东而西分布于尉犁县、库尔勒市孔雀河沿岸荒漠地带。①据考古调查,孔雀河沿岸大部分烽燧受到不同程度风蚀、倒塌,部分形制呈土墩状。其构筑形式与敦煌汉长城烽燧相同,主要为土坯层间夹胡杨木、芦苇及红柳枝等;少量烽燧为夯土版筑(图2)。

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1906—1908),曾经考察过尉犁县营盘古城以西汉代烽燧(编号Ying.I-VII)。不过,据黄文弼和近年新疆文物普查队考察,营盘古城以西至少有14座烽燧,自东向西依次为尉犁县境内营盘古城西南、兴地1号、兴地2号、兴地3号、脱西克吐尔、脱西克吐尔西、卡勒泰、沙鲁瓦克、萨其该、孙基、亚克伦(或称“雅库伦”)等11座烽燧,以及库尔勒市境内阔希墩、阿克墩、上恰其等3座烽燧。其中最靠西端的烽燧,是库尔勒市火车站南约2公里铁克其乡上恰其村东边的汉代烽火台。现存烽火台残高1.7米,底宽4.7米,与敦煌汉长城烽火台4.8—4.9米见方相似。这座烽火台用土坯垒砌,土坯尺寸(40×20)平方厘米。这个尺寸比汉代土坯(约(36×18)平方厘米)规格稍大,或为唐代重修时更换的土坯。

总之,李广利伐大宛之后,敦煌郡所置酒泉都尉是汉武帝所设最早的西域军政机构,至少比征和元年匈奴日逐王在西域设僮仆都尉早8年,比神爵二年(前60年)汉宣帝在乌垒设西域都护府早40年。

二、轮台首开屯田

太初元年,汉武帝派李广利“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汉军西过盐水,当道小国恐,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杀伤甚众”。太初三年李广利再伐大宛,“于是贰师后复行,兵多,而所至小国莫不迎,出食给军。至仑头,仑头不下,攻数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汉兵到者三万人。”

李广利二伐大宛,凯旋于太初四年,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则发生在李广利伐大宛之后,也即天汉元年。司马迁卒于太始初年(前96—前93),那么,《大宛列传》所言“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当在汉武帝天汉年间,而非汉昭帝始元以后,也不可能是武帝末年之事。之所以选择“仑头”首开屯田,也应与李广利伐大宛途中屠“仑头”有直接的关联。

多数学者认可“仑头”、“轮台”是同一地名不同音译,而仑头屯田之地应当在仑头城附近。仑头故址现有轮台县奎玉克协海尔、卓尔库特等不同说法。1928年,黄文弼调查轮台县草湖附近古城时,将“柯尤克沁城”(今奎玉克协海尔古城)推测为仑头国都城,并将“着果特沁旧城”(今卓尔库特古城)推测为汉代屯田之校尉城。由于两处遗址均采集到红底黑花的彩陶片,黄文弼将其年代定在公元前后。据林梅村近年考证,塔里木河沿岸西域诸国往往采用圆形古城,因而推断仑头城当在卓尔库特古城,而非奎玉克协海尔古城。

据征和四年桑弘羊奏议,西域屯田最初设在仑头(轮台)及其以东地区,而屯田地点往往选在水源充足之地,以便开渠引水溉田。迪那河是轮台地区主要河流,东南方向流经轮台县,并分为数支,形成河网。其中一支称为“克孜尔河”。20世纪初,黄文弼在塔里木盆地调查时,闻克孜尔河古时水量较大,水流亦长,所有旧时轮台遗址,均在克孜尔河旁,沟渠田界历历可数。所以这一带适宜于屯田。

黄文弼轮台调查仅至草湖一带。1989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发现轮台县草湖乡东北方向,阿克提坎村北偏东6公里处有两处古代居住遗址,今称羊塔克其该1号和2号遗址。这两处遗址中间分布有东西向干河床,河床两岸见有许多枯死的胡杨树,说明当年曾经有河水流经此处,环境良好,树木繁茂。如今这里没有居民,偶尔有牧民到此处季节性放牧。

羊塔克其该1号遗址散布于风成沙地及稍高的黄土台地上,地面上仍然竖立着木构建筑的角柱和墙柱,可见单间或者数间一组的房屋有18间,最小的也长2.5米,房屋使用“丫”形木桩,上搭横梁,大部分被流沙所掩埋(图3:1,图3:2)。

羊塔克其该2号遗址共见房屋建筑20处,大多数是半地穴的木构房屋,还有一个较大的圆角方形木栅栏,边长达11米。遗址中部地势较高的位置上见到的一间房屋,露出地面的木柱高1.6米,有门,朝西开,门宽约0.6米。房屋在四壁外或屋顶上抹草拌泥或围以芦苇再抹草拌泥。遗址地表可见炭粒、红烧土碎块及铁镞、蓝色琉璃珠。

我们注意到,羊塔克其该两遗址的建筑结构与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和孔雀河尾闾地带新发现的咸水泉古城(图3:3—4)颇为相似。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在尼雅遗址发现西汉简牍,说明此类建筑遗址的年代可早至西汉年间。通过对新发现的咸水泉古城城墙墙体的部分发掘,研究者认为墙体结构的明显特征是用“丫”形木桩,这与羊塔克其该的两处遗址房屋构建使用的木桩几乎完全一致,咸水泉古城的发掘者认为该古城的年代应为西汉。这两处遗址的房屋建筑群占地面积均为(200×100)平方米,采用木骨泥墙的房屋建筑方式,或许就是轮台首开屯田之地。

图3轮台屯田遗址之一(羊塔克其该遗址)与咸水泉古城木骨泥墙结构

据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在羊塔克其该遗址南约13公里处,草湖牧场麦当村西北约5公里左右发现了阔什恰卡塞克孜企给遗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称为“麦当城址”。该遗址有一道土梁,呈东西向分布,宽约7—8米。在土梁北部约10米处有一片面积比较集中的陶片,分布面积约10平方米。调查者认为这里是汉代陶窑遗址。

据调查,阔什恰卡塞克孜企给遗址其实有几段残存的墙体以及房屋遗迹,应该是一个城堡遗址(图4)。遗址平面呈方形,北偏西17°,墙体为夯筑或垛泥筑,而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所发现的陶片散落地在城堡的中部偏南。我们认为,若羊塔克其该当即汉代在轮台首开屯田遗址,或许是当时屯田戍卒居址,而阔什恰卡塞克孜企给遗址中陶片散落之地,可能是当时军卒制陶作坊。屯田士卒农具及粮种由中央派给,但陶器等日常用品不便远距离运输,可能直接在当地制作。

图4麦当古城

三、渠犁城与渠犁屯田

渠犁乃西域三十六国之一。《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垒,户百一十,口千二百,胜兵三百人。城都尉、译长各一人。与都护同治。其南三(二)百三十里至渠犁。渠犁,城都尉一人,户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胜兵百五十人。东北与尉犁、东南与且末、南与精绝接。西有河,至龟兹五百八十里。”“龟兹国,王治延城……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龟兹至渠犁五百八十里,至都护治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那么,都护治所乌垒城与渠犁城之间的距离当为“二百三十里”而非“三百三十里”。黄文弼在土垠遗址发现的汉简提到渠犁,土垠汉简二二记载:“用私马至敦煌辄收入,敦煌去渠犁二千八百里,更沙版,绝水草不能致,即得用。”因此,黄文弼推断渠犁城当在乌垒城东南。根据《汉书·西域传》所示西域诸国空间位置信息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乌垒、渠犁、尉犁、焉耆等国与邻近其他国家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

《水经注》言“敦薨之水,自西海迳尉犁国……其水又西出沙山铁关谷。又西南流,迳连城别注,裂以为田。其水又屈而南,迳渠犁国西。又东南流,迳渠犁国南”。②从中我们得知在渠犁国之西、之南有孔雀河流经,据考古调查,现知被孔雀河回环包围的古城有夏哈勒墩、托布力其、玉孜干三个古城,其中最西侧的是夏哈勒墩古城。夏哈勒墩古城坐落在库尔勒市西南包头湖农场南,西北为农田,东南为戈壁,城内淤积盐碱。古城平面呈圆形,双重城墙,保存尚好(图5左)。外城与内城周长分别约250米和150米,内外城墙土筑,均宽8米,内城中央有一直径40米的圆形高地,高3米,表面见红烧土、马牙、兽骨、陶片、石刀和铜器残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用遥感技术测绘了此城平面图(图5右)。

图5连城(库尔勒市南夏哈勒墩古城)

关于渠犁开辟屯田的时间和地点,《汉书·西域传序》记载:“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汉书·西域传下》记载:“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征和中,贰师将军李广利以军降匈奴。”《汉书·郑吉传》则载:“自张骞通西域,李广利伐大宛之后,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时,吉以侍郎田渠黎。”有学者将“征和中”作为时间下限,推断渠犁屯田的时间在太初四年至征和二、三年之间。

汉武帝征和四年,搜粟都尉桑弘羊奏言:“故轮台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孰(熟)。……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田一岁,有积谷,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所谓“故轮台”即前文所述初开西域屯田的仑头地区。《汉书·武帝纪》记载:天汉二年,“渠黎(犁)六国使使来献”,那么,轮台以东地区“捷枝”、“渠犁”皆故国当在其后。汉武帝下《轮台罪己诏》,没有采纳桑弘羊在轮台以东开辟屯田的建议。直到元凤四年(前77年),汉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议,以杅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轮台与渠犁地皆相连也”。

桑弘羊上奏所言“稍筑列亭,连城而西”,显然是对“西至盐水,往往有亭”提出拓展西域屯田的设想。《水经注》记载:“敦薨之水自西海(今博斯腾湖)还尉犁国国治……又西出沙山铁关谷,又西南流还连城别注,裂以为田”。⑧这里的“连城”如果意指相邻的一系列城,那么可能指的是从铁门关向西分布的玉孜干、托布力其等古城;这些城址的存在可以起到“以威西国”的作用,但前提是中原所建之城。若这里的“连城”单指一个城址或军塞,或许意味着在此连城之西,进一步筑列亭障,从而起到“以威西国”的作用,正如田余庆指出的“连城”即盐水之亭的终点。①尉犁、轮台境内分布的汉代烽燧,主要是孔雀河沿线的烽火台。故研究者认为,连城当在汉代尉犁城西南,也即渠犁城之北或者东北。所以我们初步推测这三个城的关系:最西侧靠近孔雀河的是渠犁城,即夏哈勒墩古城。而“连城”若单指一个城可能是孔雀河烽燧线以北、铁门关西南的玉孜干古城。

汉宣帝“地节二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地节二年(前68年)秋后,“吉、熹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城,破之”。因军食用尽,不得不罢兵,归田渠犁。次年,秋收后,郑吉等再次发兵攻车师,车师王降。车师王降汉后,匈奴深为不安,即遣骑兵来攻田者。“吉乃与校尉尽将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由于匈奴不断增兵,郑吉等被困在城中,汉遣长罗侯率张掖、酒泉骑兵相援,匈奴撤兵,车师之围方解。经过这次较量后,汉罢车师屯田。《汉书·西域传》记载:“胡骑引去,吉乃得出,归渠犁,凡三校尉屯田。”③换言之,直到元康二年(前64年),桑弘羊在轮台以东设三校尉的建议才得以实现。

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用遥感技术对塔里木盆地古城遗址进行系统勘察,并在轮台县草湖乡阿库姆村北6公里发现一座方形古城(编为第12号古城)。该古城平面略呈长方形,正南北方向;长约180米、宽约140米;东墙有门,城外有护城壕。2007年新疆文物普查队在民丰县安迪尔河畔夏央塔克发现的西汉古城与之类似。

2007年11月,新疆文物古迹保护中心与和田地区文物局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安迪尔河畔发现一座汉代古城,称之为“廷姆古城”。该古城在民丰县城东北约150公里安迪尔牧场东约20公里夏央塔克,西距安迪尔1号佛塔约300米。古城四周被沙包环绕,由主城和子城构成。目前仍可见四面墙垣遗迹。在北墙西端,仍可见城墙基础,宽约10米,城墙主要以胶泥为原料,分层夯筑。主城平面呈正方形,基本呈正南北方向;东墙一段残高约6米,全长127.3米,南墙残损严重,残高2.7米,全长124.3米。城墙东南角仍可见有低矮的房屋墙基遗迹。子城位于主城南墙外东端。在距南墙约20米的雅丹台地上,东墙残长39.8米、最高处约7.7米。墙体是用土坯和胶泥垒砌而成。西墙与东墙相距约30米,残长约8.6米、最高约3米,建筑方法同东墙。土丘上墙体以红色胶泥和土坯构筑而成。

考古发现表明,汉朝在塔里木盆地所建古城皆为方城,往往采用正南北方向。⑥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安迪尔河畔廷姆古城当为汉代精绝国屯田校尉城,而轮台县草湖乡第12号古城或为汉代渠犁屯田校尉城。

关于渠犁屯田遗址,在夏哈勒墩古城附近并没有明确的发现。但轮台屯田羊塔克其该遗址至夏哈勒墩古城这一带自然环境良好,至今仍然是畜牧的农场。根据考古调查,克亚斯库勒城以东有三处屯田遗址,分别是克亚孜库勒、乌如克阔坦、刻坦阔坦遗址。这三处遗址有多处木构房屋建筑遗迹。保存较好的乌如克阔坦遗址共有木构建筑7处,均为单间式的建筑。平面呈矩形,约(4.5×4)平方米左右。部分房屋建筑的立柱尚存,四角的立柱上端部呈“丫”形。柱子直径约15—20厘米,边柱比较多,每边有10根立柱左右(图6),调查者认为可能是单间木骨泥墙的窝棚式房屋结构。

图6渠犁屯田遗址(乌如克阔坦遗址)及建筑布局

在克亚斯库勒遗址,保存较为完好的一排立柱有14根之多。②在刻坦阔坦遗址,还有分为东西两组的似为多间布局的房屋遗址。这个房屋建筑方式和前文所述轮台屯田遗址———羊塔克其该遗址颇相似。在孔雀河北岸新发现的“咸水泉古城”,也发现类似的“插木桩”的建筑遗迹。咸水泉城附近分布有西汉丛葬墓,并出土汉代铜镜等,说明这个城的年代应为西汉。

汉代西域建筑多采用木骨泥墙,那么,这三处遗址当即汉代渠犁三校尉田卒居址。1984年,新疆文物普查队在尉犁县托布协村南约10公里发现长约5公里的渠道,在渠道附近有大量陶片,并分布有田埂遗迹。在靠近阿拉达里亚干河床地段还发现了地下渠,调查者推断该遗址当为汉代遗存。

屯田所需农具、籽种及耕牛等均由国家供给,《汉书·昭帝纪》中应劭言“武帝始开三边,徙民屯田,皆与犁牛。”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尉犁县营盘古城遗址南侧的洪水冲击沟中,发现一件汉代铁犁铧。该犁铧整体呈舌状,两面鼓起,尖呈椭圆形。犁身两面各有一孔,剖面近等腰梯形,与陕西永寿出土汉代铁犁铧相近(图7上)。类似的铁犁铧在伊犁昭苏、特克斯县、哈密发现(图7下)。新疆出土的铁犁铧与陕西关中、辽宁辽阳、河北满城、山东莒南、河南中牟等地出土的汉代铁犁铧形制相近,说明在西域屯田的汉军采用与内陆相同的农业耕种方式。①新疆出土汉代犁铧与中国内陆出土汉铧形制相近,反映出中原地区先进农业技术在西域的传播。有学者指出,我国内陆出土的铁犁铧包括大(长、宽一般30—40厘米)、中(20—30厘米)、小(10—20厘米)三种类型,而新疆出土汉代铁犁铧只见大、中型,不见小型。这进一步证明,大中型铁犁是为了大规模的屯田开垦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