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和永生》——关于《季札》

柳浪闻莺眺西子 2020-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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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为《季札》的导读，也可以独立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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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任何“回溯”行为，

我怀疑在逻辑或道义层面，

是否存在自证清白的基础，

而此篇所写，

却看似这样的企图。

请各位读者不要将以下内容看作

严肃的历史知识，

并非任何前提或衍生，

它们是环绕《季札》的“若即若离”，

一种“文字生态”。

正文

记忆和永生

—— 关于《季札》

亚历山德罗险些死在墨涅劳斯剑下，如果不是阿芙罗狄忒及时干预，《伊利亚特》将会在第三章完结。女神语含威胁，也不乏耐心和爱意，她亲手摆好椅子，让满腹牢骚的海伦与惊魂甫定的亚历山德罗相对而坐，自己在一旁观望，直到“他们两人睡在嵌着银饰的榻上”。

我不记得是不是听谁讲过类似的见解，亚历山德罗、海伦、特洛伊宫殿、如坠雾中的墨涅劳斯，希腊长船和千军万马，丑闻引发的十年仇杀以及其中的一切明暗因果，甚至那个盲人荷马，都是阿芙罗狄忒的作品，是她的一个闪念。神灵占据“现在”，而“过去”和“将来”，不过是凡人对永生不得已的误解，同时蕴含在“无中生有”的戏法之中。

也许正是凭借我的谨慎、疑神疑鬼的顽固，这个意念从新知旧闻里捕获只言片语，找到从混沌中短暂脱身的办法，某种形式上独立的表达，这便是《季札》的由来。其实对于任何“回溯”行为，我怀疑在逻辑或道义层面，是否存在自证清白的基础，而此篇所写，却看似这样的企图。请各位读者不要将以下内容看作严肃的历史知识，并非任何前提或衍生，它们是环绕《季札》的“若即若离”，一种“文字生态”。

《季札》还有个主角，尽管名字没有出现，却“形神离散”，溶入其它“人物”。他像貌丑陋，身材瘦弱又不通武艺，全凭百折不挠的意志办事。这个名叫“要离”的死士受伍子胥举荐，被阖闾派去刺杀王子庆忌，也就是死于“鱼腹剑”的吴王僚之子。为骗取庆忌信任，阖闾砍去要离右手，又残杀其妻儿，焚尸于吴市。据说这些都是要离的计策，以背负血海深仇的残躯潜伏在猎物身边。希罗多德讲过类似的故事，波斯贵族泽费罗斯用自导自演的苦肉计潜入了久攻不下的巴比伦城，尽管失去了鼻子、耳朵和飘逸长发，家人倒是安然无恙。

《左传》中不曾出现要离和庆忌，而这则似乎特别符合汉朝人口味的传说，也被司马迁有意无意忽略了。详载其事的《吴越春秋》是一部汉代“野史小说”————两者当初是一回事，不过无论从哪个角度评价，质量都不高。我希望这桩佚事染上《左传》所具有的幽深与雅致，虽不知是否在这个方向有所收获，但理想的确如此。

如果楚国亡人伍子胥还想帮阖闾除掉谁，可能季札才是比较合理的目标，因为他更接近王位。大概彼时吴人实行着“兄终弟及”的制度，同为寿梦之子，季札的三位兄长，诸樊、余祭、夷昧相继即位，但不知是何原因，夷昧死后，其子僚却成为吴王。这引起阖闾的不满，如果吴国改弦更张，实行“嫡长子”制，那也该是他，诸樊之子顺位靠前，不过无论如何，季札被晾在一边。

其实有理由推测，初到吴地的伍子胥可能想过投靠季札。从非常迂腐的角度追究，伍子胥的做法同要离和泽费罗斯没有什么不同，将本人和家人的苦难当做换取信任的资本和实现野心的垫脚石。如果《左传》所言不虚，季札是中原文化的虔诚信徒，自然会对不公正的结盟心怀戒备，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可能自愿让出王位并使僭主们相信这份诚意。当阖闾准备对楚发动总攻的时候，他拜托季札观察北方诸侯的动向。这正是记载中季札通常扮演的角色，作为游历者和先知，道出关于周人礼乐最纯正的见解：鲁国乐师演奏“二南”，他称赞“勤而不怨”；听闻“豳风”，便猜出是“周公之东”，他提醒晏婴尽早与陈氏交好，又精确预言晋国将落入赵、魏、韩三家之手。当然不能排除季札在中原某国长大的可能，更合理的原因却是，倾向于儒家的史官刻意塑造了比孔丘更接近圣人的形象：无需仰赖后天学习，知识寄寓血脉之中，因为吴人本来就是周大伯遗落边陲的后裔。当蛮夷王子的面貌被抹去，即使身在吴国，季札也形如幻影，变成了孤儿。

古人时常“创新”，但不会明说，他们只不过复兴了奉行完美制度的那个曾经的全部或部分的精神或实际。如何定位“黄金年代”，自然取决于造假者的意图。邲之战惨败后，晋国希望采取更经济的办法对抗楚国，决意在其腹背安插听命于己的势力。也许因为吴人是南蛮中比较强大的一支，也许因为他们同楚国的隔阂最深，而将其装扮成“大伯的子孙”，可以看作是与政治接洽和军事训练同步进行的意识形态建设。提出并实施这项计划的，正是叛逃至晋的楚国人巫臣。

所谓“大伯”是亶父的长子。亶父，大概是开始认真觊觎商王权势那一代周人的首领，他将希望寄托于幼子季历之子“昌”的身上，即闻名遐迩的周文王。司马迁说长子大伯和次子仲雍体谅父王的难处，“断发文身”，逃亡南方。实际上，仲雍也称虞仲，虞，就是那个不知“唇亡齿寒”道理的封国，位于今天山西省平陆县，此地濒临黄河，是进犯商土的前沿据点。大伯下落不详，或许他的确“逃”的更远些。也有研究认为，“吴”和“虞”本来就是同一个字。古史微茫，也就留给巫臣遐想的空间。晋国渴望将身影投向南方，而吴国其实从未被真正控制，随着车战技艺日益精深，对楚作战渐趋上风，它终于变成整个“文明世界”的噩梦。

大约一万年前，人类“忽然”学会了构成文明社会基础的一些关键技术，磨制石器、谷物栽培、弓箭和车轮。关于文明“多起源”和“单一起源”的争论还会持续下去。如果我倾向于相信，战车诞生在美索不达米亚，那可能是因为，想象中，它行进在旧大陆的黎明，穿越戈壁绿洲，在每个“应许之地”生根、变异，总是个挺浪漫的景象。公元前十三世纪，埃及与赫梯的战车大军在叙利亚的卡叠什爆发激战；荷马的英雄们，似乎只将它作为交通工具和身份象征。

中国人称战车为“戎”，这个字也用以指称“西来的人”。也许周人更早接触戎车，更熟练掌握车战之道，以此形成对包括商在内的，更早定居中土诸部族的军事优势。兼具速度、防护和冲击力，同时为射手提供比较稳定的射击平台，在平坦地形之上，想必装备简陋的土著很难与之对抗，于是渐渐失去了易耕作的土地和优良牧场，退居深山沼泽。戎车上的“殖民者”一边吟唱“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一边清点作为战功凭据割下的夷狄左耳，可能是比较贴近“武王伐纣”、“周公东征”真相的“场面”。

有时候，所谓“蛮夷戎狄”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戎是周人避之不及的穷亲戚，狄拥有比较强悍的步兵，夷的战斗力低下，是奴隶的主要来源，与周人接触最多最早的蛮，便是楚。据说楚人参与了推翻商纣的战争，当然以儒家的观点看，除了“独夫纣”及其一小撮爪牙，整个天下都是周武王的盟友，孟子也拒绝相信关于牧野之战“流血漂橹”的记载。战后，楚人并未得到满意的封赏，不得不向南退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也可以做如此猜想，楚人放弃北方故宅，反而是周人“定鼎中原”的后果；周昭王南征，为的是继续武王、周公的未尽之业。更有趣的是，商与楚皆以鸟类为图腾，而广泛的鸟崇拜，恰好是东夷部落的文化特征。然而许多年后，当楚王覆灭汉阳诸姬，与晋国逐鹿中原之时，率领着一支与周军无异的戎车之师。

先秦戎车制作精良，曲輈、轮毂、辐间皆有精美的铜或皮质加固件，车衡布置鸾铃，舆底铺设茵垫，轼前伸出镀锡铜爪用以绾辔，引车绳索的走向和系结位置也充分考虑到行车稳定和操控性能————《诗经》中最出色的作品《小戎》出自西方秦戎之手，此事耐人寻味。战时马皆被甲，中间两匹称作“服”，左右为“骖”，“服”的位置稍微靠前，而最优秀的战马通常充任“左骖”。因为如《郑风》所言，“左旋右抽”是车与车对阵时最常规的战法。有点像近代海战，双方舰只排成纵列，以侧舷火力相互轰击。在戎车上（除了建旗立鼓的主帅之车），御者居中，射手在左，车右拥盾以掩护，时机成熟，便朝相向的敌车挥戈一击。听上去难免乏味，但在喧闹的战场上，想要依靠原始通讯手段出奇制胜，不但极其困难，也可能得不偿失。

对城邦国家来说，一支以戎车为骨干的军队相当“昂贵”，任何闪失都可能危及社稷。长期争霸的晋、楚两个强权，也总是小心翼翼避免直接冲突。城濮战前，重耳率领晋军连退三天，差点造成部队哗变。相比军械毁损，“专业”人员的伤亡更难承受。同车乘员需配合默契，大量戎车集结（城濮之战，晋国出车七百乘），想要进退有序，令行禁止，也要长期在一起训练、磨合。精通射术与驾驶的军人，被称作士、国人、君子，他们拥有土地财产，也有足够多闲暇磨练技艺，年长的国人传授知识经验，作为年轻人的“师”————这就是“师”字跨界教育与军事领域的原因。血缘关系较近的君子们同处一个作战单位，即一族（其象形字就是表现旗帜和箭矢），一国便是由若干族构成的。

原则上讲，一个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君侯公卿与普通国人并无阶级之分。无论事实上的等级已经存在多久，至少在春秋时代，它其实并不合法。面对齐军入侵，国人曹刿以为“执政”无能，要面见鲁侯出谋划策，朋友劝他，让”肉食者“操心就好，不是说曹刿对军国大事没有发言权，听起来更像牢骚，他们比较穷，执政却餐餐有肉，然而，曹刿，最终成功登上了鲁侯的戎车。在鞌之战中，齐顷公与同车的丑父交换位置，便迷惑了追击而来的晋人韩厥，他俘获丑父，却放跑了齐侯。那时全军武士都穿着基本相同的服饰甲胄，不以等级高下做区分，这就是“均服振振”，“与子同袍”的含义。战国以降，车战所以日渐式微，并不完全因为军事技术的变革，广大国人丧失了参与国事的经济和法律基础，才使得大规模装备戎车变得不再可能。

《左传》长于描写战争，似乎作者，或者说其中某些作者熟知军事。当邲地败逃的晋军战车陷于泥淖，追赶的楚人教他们抽去车前用来约束武器的横木（所谓脱扃），战马盘桓不前，又告诉他们“拔旆投衡”，意思可能是拔出旗帜压在车衡上，或者将旗帜和车衡投出车外，脱困的晋人拜谢楚军，称赞他们一向善于逃窜。无论“脱扃”、“拔旆投衡”，还是“五楘梁輈”、“阴靷鋈续”，这些描述对汉代人来说，已然陌生。作者也不会意料到，后世知识分子群体将主要由赋闲地主和职业官僚组成，不再熟悉他那个时代君子必备的军事与“工程学”知识。

年深日久，误会在所难免。也许学者们殚精竭虑考证的地名，只是荷马即兴捏造出来的，而一本书生命的延续，却少不了这些其乐无穷的执着。单纯的阅读、思考和争辩，同样是“书写”与“再书写”，它们丰富着书籍的内涵，使“有限”变得“无限”。不过，伪装成学术或文艺的恶意曲解甚至篡改，显然是另一回事。现存的先秦文献都经历过高度的“汉朝化”，“春秋”被解释成黑暗、混乱、不堪回首的往事，士大夫觊觎国君的权力，国君觊觎天子的权力，因而纷争不已，百姓不宁，恢复“传统”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寻找这个“传统”无比麻烦，从文武周公到三皇五帝，以及连祖先们都闻所未闻的伏羲女娲，必须在更远的远古制造一系列他们想要推广的那种制度的镜像。晋人叔向对子产制定成文法的行为大感失望，也许两个人的确感到世事之变的紧迫，但他们从没有期待秦皇汉武横空出世，实现所谓“天下之治”，将战车上的“振振君子”降为黔首百姓。

古语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倒未必是断言“大”或“最大”的事情只有这么两件，也可能是说，一国之君，就是首席祭司和军队统帅，因为只有“祀”与“戎”才需要临时的“全权领袖”。所谓“执政”若干，如司马司空，左师右师，军帅军佐，通常由强势家族的首领们把持，他们是和平时期的家长、工头和法官，战时就是高级将领。这些家族或与公室沾亲带故，如鲁之“三桓”，郑之“七穆”，或是周王设在重要方国的代表，如齐之“高”、“国”，或因军民功劳崛起壮大，如晋国的知、魏、范、赵。

即使同一家族，矛盾也必然存在，而且积累的速度比血缘疏远快得多。赵氏纷争的种子是赵衰埋下的。因“驪姬之乱”流亡狄土的时候，赵衰与重耳结成“连襟”，他们迎娶一对从其它部落俘获来的隗姓姐妹。其中叔隗就是赵盾的生母。回到晋国后，赵衰又与公室联姻，新娘可能是重耳之女，也可能不是，不过这些“操作”似乎体现不出约定俗成里的“纲常”。这位深明大义的“姬氏”执意接回赵衰留在部落里的妻儿，并让自己的三个儿子，赵括、赵婴、赵同侍奉赵盾。

晋大夫贾季（有从亡之功的狐氏后人）评论说，赵衰是“冬日之日”，赵盾是“夏日之日”。如果赵盾有能力弑君还不必为此承担责任，那他在家族中的地位，显然不是三个年轻许多的弟弟所能动摇的。赵盾死后，赵朔执掌赵氏，在国内族内，不再拥有其父的权势。他在邲之战中担任“下军帅”，于六卿中只位列第五。在依据氏族习惯法行事的社会，又是豪门众多的晋国，国政被某个家族“几代”主导的情况不大可能被容忍。不过作为重耳的外孙，总算摆脱了赵盾的压制，赵婴三兄弟产生些许非分之想，也是可以理解的，而战争及时爆发，正好提供给他们抒发对家事国事双重不满的良机。

以后世的角度看，爆发于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是经历多年相互试探与摩擦，矛盾积怨暂时爆发的后果。公元前598年，楚国趁陈国内乱之机将其吞并。内乱的起因非常荒唐。陈灵公与仪行父在寡妇夏姬家聚会，互相调侃夏姬之子徵舒长得像对方。徵舒一时激愤，当场射杀灵公，仪行父与另一位同夏姬有染的大夫孔宁出逃，由此招来外国干涉。陈国命运全在楚人意志，相比“江山”，楚庄王更看重夏姬，不过作为“一鸣惊人”和“问鼎中原”故事的主角，一代“明君”的炼成，自然少不了抵御红颜祸水的环节，有鉴于社稷丘墟历历在目，“贤相”巫臣的劝戒很容易就奏效了。夏姬作为战利品被分配给与巫臣同族的襄老，不久之后，他便殒命沙场。夏姬却以领取丈夫尸体的名义前往郑国与巫臣会合，只将同襄老之子黑要的绯闻留给目瞪口呆的楚国公卿。也许事实就是如此，埃及艳后传奇在更远东方的微型预演，不过也有人说，克利奥帕特拉的魅力并不取决于鼻子长短。《左传》没有明言这层联系，它是诸多不言自明之一种，个人是家族生命在现世的代表，“奇迹”像遗传病一样潜伏在基因里。夏姬是郑穆公的女儿，她继承了父亲的“生死谜题”。我在《蚊子》里使用过这个故事，比较符合“原貌”，主题是生命的多物种共享。既然要吸引历史舞台上风云人物瞩目，诱惑他们承担死于非命的风险，总该有个更严肃的诱饵。不过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巫臣和夏姬可以借此摆脱过份世俗的街巷风议。考虑到陈国作为舜之后裔的寄寓之所，似乎本来就是巫术盛行的地方，说“时人”相信夏姬掌握永生之谜，也未必疏远了真相。

所谓家族永生，面临的问题不只是想方设法让香火延续，还要证明祖先之“代代无尽”。这项工程必须朝两个相反方向永远继续，姓氏可以看作它的标记，向下传播，向上追索。姓与氏原本不同，简单的说，氏为族号，是姓的细分。姬、姞、姜、姚、娰、妫，多数姓都以“女”为部首，也可能它们都是母系氏族社会的遗存。我们今天说的姓氏，基本上都是氏，其形成非常复杂。比如郑国的著名人物，孔丘赞誉为“古之遗爱”的子产，姓姬，名侨，字子产。当时人不会称他姬侨或姬子产，而叫他子产或公孙侨，因为他是郑穆公的孙子，其父名国，即公子国。到了子产下一辈，无法再称公子公孙，便以祖父之名“国”为氏。有以聚居地为氏的，晋国士会得到一块叫“范”的封地，其子孙便以范为氏。士会曾经流亡，归国时部分族人留在了秦国，据说他们就是后来的刘氏。在史书中，对女性的称呼通常包含其姓。郑穆公的生母燕姞，姞为姓，燕为母国；赵武之母庄姬，庄是她丈夫赵朔的谥号；夏姬就是“嫁入夏家的姬姓女子”。春秋时期，“同姓不婚”的原则并不被严格遵守，但也时常被提及。离婚要由丈夫提出，而女性再婚也是完全被允许的。

对家族世系的追溯终将迷失。周和商的先民创造了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他们想起各自的女性始祖：姜嫄感巨人足迹受孕，简狄吞神鸟之卵而生商。类似神话在古代民族中广泛存在，将其解释成对那个“知其母不知其父”遥远时代的朦胧记忆，确实很有说服力。不过既然将血脉系在巨人神鸟之流高于人类的存在，也就同时将答疑解难的麻烦抛给了他们。至于汉朝人给姜嫄和简狄安排了共同的丈夫，帝喾，显然是对祖辈的良苦用心缺乏尊重。

话说回来，这种从属于家族，由无数生生死死组成的永生，肯定没法引起楚王们的兴趣，他们想要不死，然而无死亦无生，不好破解。巫臣相对高明一些，他承认并接受死亡，并联想到它的另一种形式，遗忘。他想要跳出名为巫臣的躯壳，从世事的囚徒变成旁观者。我依稀记得，科塔萨尔提到一个存在于藏传佛教的说法，神会在亡灵面前摆一面镜子，镜中上演着某人的一生，亡灵被要求就所见做出评价，却不会想起镜中春秋正是他前世的“自我”。屠刀下的季札，正是如此处境，如果弥留之梦里依然需要回忆做素材，纷繁着名字和因果，那是因为残存的时间私语依旧。而永生之难，在于总被误会同时间相关。做梦的季札和梦里的季札渐渐割裂，永生便在这道明灭缝隙里闪现，飘摇在对生与死、记忆与遗忘的双重错觉之间。如果被季札视为避难之所的最后冥想，恰好指向暗含身世问题的探讨，那可能因为，他既非寿梦之子，也不是赵武的替身，而是巫臣和夏姬的骨肉。对此我并不确定，也没有任何观点表达，只是期待一个“转折”出现，让叙述得以继续。

因为巫臣偷走夏姬，留在楚地的族人惨遭屠戮。巫臣誓言报复，会让楚人“疲于奔命以死”（成语始出于此），于是设计了扶植吴国的战略。正在同一年，晋国发生了那起著名的“灭门案”。有个叫屠岸贾的“将军”，力主追究当初晋灵公被杀的责任。作为凶手赵盾的嫡子，赵朔不得不死于此难。全凭杵臼舍身，程婴忍辱，襁褓里的赵武才得以幸存。这是《史记》的版本，事实上，屠岸贾、程婴可能并不存在，赵朔死于公元前589年之前，肯定赶不上587年的惨案。对照“要离”的传说，不难发现二者是相同思维和背景的产物。以严肃的史学观点看，《左传》的相关记载显然更可信，即使站在文学的立场，其格调也远高于那些过份偏爱“戏剧冲突”的虚拟。事情的直接起因是赵庄姬（赵朔之妻、赵武之母）不满情人赵婴被赵括、赵同放逐，于是告发他们谋反，栾氏、卻氏乘机附和。为一桩丑闻便“同室操戈”未必值得；作为强势数十载的豪门，也不大可能对于己不利的风吹草动全无察觉。赵婴临行时，向兄弟们求情，说“人有能有不能”，“我”虽有错，却可保家族平安。也就是说威胁早已公开，有可能赵婴主张主动压制政敌，也有“先下手为强”的个人能力，而赵同、赵括指望断臂求生，牺牲掉这个“强硬派”，毕竟谋反这种罪名，边界通常是相当模糊的。庄姬自然会为自己和儿子打算，不论投靠赵婴，还是向另外两个叔父发难，都是随机应变————因为赵朔英年早逝，年幼赵武的地位必然飘摇，她冒着玉石俱焚的风险，挣得了赵武的前程。另外是我个人的猜想，巫臣是否参与这起案件？作为亲身在邲地征战的楚国老兵，是否掌握赵婴兄弟当年从事颠覆活动的证据？

在公元前594年，多数晋楚将领都不愿冲突。双方主战派的区别在于，楚人，比如伍子胥的曾祖父伍参，渴望胜利，而晋国的先縠、魏锜、赵婴等一门心思构陷主帅，他们故意激化矛盾，破坏业已达成的和平协议。赵旃（曾参与弑君的赵穿之子）前往楚营“致师”，引得楚庄王亲率卫队追击，其实总数不超过三十乘戎车，晋军则出动“屯车”（可能是构筑临时工事用的重型马车）接应赵旃，此举引起楚营将士的误判，担心楚王安危，索性全面出击。晋军主帅荀林父不知所措，下令撤退，“先渡黄河者有赏”，于是引起晋军溃败。仓皇逃窜的赵旃损失了自己的车马，向同袍们求助。逢大夫告诫同车的两个儿子千万别回头，他们却回复说，“那可是赵叟啊”。逢大夫只好让儿子们下车，嘱咐他们死在某某树下以便收尸，自己载着赵旃逃之夭夭。这段插曲表现了赵氏的骄横，另外，我也怀疑它是“庞涓死于此树下”故事的蓝本。为抢先渡河，晋军自相残杀，以致掉进船舱的断指可“掬”（双手捧状），但狡猾的赵婴不必为此担心，因为在交火之前，他已经准备了渡船。

邲之战的惨败，让文公以来建立的对楚优势灰飞烟灭，晋人将花费相当一段时间恢复元气，平定同盟内部此起彼伏的叛乱。赵婴兄弟差点达到目的，但晋侯在最后时刻宽恕了主帅荀林父。与赵婴兄弟同党的中军佐先縠被杀，承担了全部责任，也就是说，阴谋家们作茧自缚，前景堪忧。

动物学家试图教黑猩猩作画，实验大获成功，那备受折磨的可怜动物，提笔画下它生活其中的笼子。纳博科夫说这件事是小说《洛丽塔》灵感的来源。其实作者的本意并不总是十分重要，何况回忆行为必然是对记忆的重塑。书写者殚精竭虑寻找故事的结尾，就像寻找笼子的钥匙；他渴望作品的边界消失，以便让他做回普通读者。荷马忙着打扮海伦，又替亚历山德罗辩解，阿芙罗狄忒却可以随意变幻频道，如果她的飘渺神思不愿多做停留，那是因为作品配不上这般礼遇。知螢做了俘虏，在异国淹留十年，才被晋人用襄老的尸体换回，在那之前，有个郑国商人提议，让他藏在货物里偷渡出境，虽不及成行，知螢却一直善待那个商人，就好像他“真的”藏身象牙犀角，走过“梦里那一段险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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