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大理】喜洲商帮

喜洲商帮是由喜洲人组成的以经营工商贸易形成的一个集团，它包括四大家、八中家、十二小家，还有三百多个行商、坐商。解放以前，这个镇的人口还不到五千人，在这种小地方发展形成了喜洲商帮。他们的代表人物是严镇圭和董澄农。

视频来源：我的雲南

从南诏开始，喜洲便成为商旅云集的城镇。 到清代，喜洲的马帮文化更是直接走出了一条南方丝绸之路，并在清光绪年间形成了驰名中外的“喜洲商帮” 。

到民国时期，喜洲商帮不仅在上海、香港等国内各大城市设有商号，而且把商号设到了到缅甸、印度等国。“跑缅甸，走印度”就是他们经商四方的写照。民国《大理县志稿》说：“至于商务思想，惟喜洲一地人物为最优胜之资格。”喜洲人有九成从事商业活动，务商思想代代相传。清末形成了著名的“喜洲商帮”，有董家锡庆祥、严家永昌祥、杨家鸿兴源、尹家复春和四大家以及成昌号、复顺和、光明号等八中家和十二小家为主的商号186家及行商200余家，成为富甲三迤、商号遍布海内外的庞大商业集团。

 

清末到新中国建立前夕，是喜洲商帮发展的黄金时期，形成 以严、董、尹、杨四大家、八中家、十二小家为中心的300多户740多家的民族资本家大商集团。其中四大家族之首的严家，更是资产过亿。

西汉时期

远在二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蜀滇先民便开通了一条涉外商道，史称“蜀身毒道”，今又称“蜀滇缅印古道”，即从四川通往印度的古道，现被学术界誉为“西南陆上丝绸之路”。它山蜀地开始，经昆明、大理、保山、腾冲至缅甸、印度(身毒)并再经阿富汗(大夏)延伸到地中海。该道在西汉张骞通西域时业已发现。它的开辟早于西北丝绸之路，是我国西南各民族开拓的最早的一条涉外商道。

随着此道的开辟，沟通了我国与印、缅等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其中以缅甸为最。据印度史书《政事论》和《摩奴法典》记载，公元前四世纪我国的丝绸等商品便通过蜀身毒道运销印度。1956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发掘的西汉滇王墓葬群中，即有印、缅的琉璃珠、海贝等物品。其他地区也出土类似的文物，充分说明滇蜀与印缅间的贸易已频繁，贸易中商人们将缅甸的大象、犀牛、水牛、宝石、琥珀、翡翠运销到中国，并将杂技也带进来，而把中国的黄金，白银和丝绸等运销到海外。互市中有印度、缅甸和中国商人。如晋《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永昌郡“有闽濮，鸠獠、骠、越、身毒之民”，其中的骠人和身毒人就是缅印商人。

 

南诏、大理国加强和缅甸境内的骠国，弥臣、弥诺、大赕以及东南亚各国的交往、滇缅商人贸易，较之前代更加密切，唐·樊绰《蛮书》卷十记骠国时说：“有移信使到蛮界河赕(今大理)、则以江猪、白毡及琉璃罂为贸易”。而此时流传的“河赕贾客”谣，则又是以喜洲为主的大理商人到域外经商的写照。歌谣中写：“冬时欲归来，高黎贡山雪：秋夏欲归来，无奈穹赕热；春时欲归来，囊中络赂绝”。赕是白语中平坝的意思，络赂是钱财意思。可知这些河赕贾客是大理白族商人。唐代南诏，宋代大理国长达516年，今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大理。一年一度的“大理三月街”则成国内及东南亚各国商人的交易会，至今不衰，交易中的珍珠、宝石、黄金、麝香为贵重货物。

元明清

元、明、清王朝虽有种种限制，大理和东南亚、南亚各国间的贸易却有很大发展，商队用数千匹马组成的上百支马帮队伍在滇缅印间的古道上作接力棒式的穿梭往来，买卖各种商品。当然，被誉为“西南丝绸之路”的蜀身毒道，通商较早，但真正由官方修筑成驿道则肇始于西汉，全线完成于唐南诏，二干余年来山间铃响马帮来，长久不衰，对西南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南诏时期，云南通行的贝币多由此道输入。然而，夏有热瘴毒虫，秋多风雨洪汛，冬有积雪严寒，只有正月至三月最宜通行，因而以骡马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时期，贸易量不可能有太大的发展。

近代

自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后，英法等国商人到东南亚，纷纷与云南商人贸易。1894年——1895年间中缅贸易额约320万卢比(缅币)。黄懋裁《西猷闩记》载：“棉花最多每岁贩入云南者数十万驮”。当时的商品有英国货的纱布、瓦花(棉花)、纸烟、烟油、洋蜡、火柴、绸缎等数十种，其中洋纱就有“金鸡”、“日人”，“人花”、“拉索”、“狮蛇”等牌子，德国货有颜料、毛巾、香水各种日用品和化妆品；日本货有“皇佛纱”、布匹、衣服、玩具，少量日用品及美国的石油等等。大理地区，主要是下关成了各种洋货集散地，日输入量上千驮，各种土特产品以销往海外。商人纷纷在滇缅印间设商号，迤西主要集中在下关，形成四川、临安(建水)、迤西(包括鹤庆、腾冲、喜洲等地商人)等三大商帮。

下关，古称“龙尾关”。由于它有滇西交通枢纽和大理咽喉的特殊地理位置，是向来被兵家、商家及文人所倚重，是兵家商家的必争之地，唐南诏的天宝战争就是发生在这里，它西经腾冲至缅甸；北经丽江到西藏；东经昆明到南宁、广州、香港，又经南华到四川，沿长江到重庆、上海；南经临沧到西双版纳，是滇缅商道和滇藏商道的交汇点，公路修通后更成滇西交通枢纽。早在唐南诏，宋大理国时期，下关是据守大理的重要关隘，又是与缅甸、印度交通的驿站之一。成为与东南亚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门户。大理被誉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下关即是这个古都的重要窗口。

除了前述的“蜀身毒道”，另外“茶马古道”也途经大理下关。此“茶马古通”历史悠久，主要由马帮将云南南部的思茅、普洱一带产的茶叶运经大理下关加工后，再运至西藏拉萨、印度。它同样也促进了我国西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大理一直是这两条古道的重要物资集散地，尤其下关更是这两条向东西和南北方向延伸的古商道的交汇点，历来商贾云集。因此，前述的下关从清代中叶开始，成了云南对外贸易的中心，在长期的贸易竞争中，通过分化、瓦解、组合后，四川、临安、昆明等商帮相继退出，民国时期形成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营的喜洲、腾冲、鹤庆三大商帮。而以喜洲帮为首，进行大规模的商业贸易，以“川销滇茶，缅销川丝”最具特色。

 

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内陆各大城市先后沦陷，滇缅公路成了全国唯一的对外交通运输线，被誉为“抗战输血管”、“抗日尘命线”。各大商号纷纷抢运物资，形成“走印度、跑缅甸”的格局。下关是其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到1949年，下关发展成云南仅次于昆明的商贸经济中心，拥有大小商号商店2000余家，各大商号设号建房，形成四方街、振兴街、启文街、福庆巷、仁民街等纵横交错的商贸街及财神殿、“丝花会馆”等商帮文化建筑群，形成三帮称雄、百货咸集，市场繁华，人丁兴旺，秩序井然的外贸商业重镇，形成云南独具特色的商帮文化。三大商帮每帮均由三、四十家大商号组成。鹤庆帮是以“福春恒(蒋宗汉)”号为代表的汉族、白族商人兼而有之的本地帮；腾冲帮以“洪盛祥”号(董氏，其董氏与喜洲董氏有渊源关系)、“茂恒(王少岩)”号为代表，为外来帮：喜洲帮以“永昌祥(严子珍)号”、“锡庆祥(董澄农)号”为代表，除几户回族小商户外几乎是纯本地白族帮。

 

喜洲在下关北35公里处，在汉晋时代是叶榆县的县治所在地，南诏主要城市“大厘城”就设在喜洲，是南诏的经济重镇，有“河赕贾客”。近代产生“喜洲商帮”，是白族商帮文化的集中地，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至1978年商业活动受到极大限制。这里的人重视文化教育，历来文商并重。历史上曾有“一门三进士”、“同榜四举人”的美谈，现在各地就职的人中获正高级职职称者400余人，故誉为“四百教授一家乡”。目前，我国第一例试管婴儿培育者、医学专家张丽珠，两弹一星元勋、导弹专家王希季(其母为喜洲人)等成为其中佼佼者。

代表企业

1903年其继子严子珍出资股本市银3325两，江西汉族商人彭永晶出资白银4315两，喜洲白族商人杨鸿春出资3205两，还有5位喜洲白族商人，共计11166资银，在下关成立“永昌祥”商号，设分号于大理、昆明、丽江、维西、会泽、叙府(四川宜宾)，主营城乡人民吃穿、用的消费品和部份手工业原料。用“本股”、“力股”分配“股息”和“红利”，引进先进的管理手段，因而效益显著，股东增多，这是白族地区产生于清光绪年间的股份制企业，对本地区的工商业发展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自杨鸿春(1910年)、彭永昌(1913年)先后退股出号后，严子珍成了号主。

永昌祥1912年起，先后在缅甸瓦城、香港、上海设分号，经营范围遍及长江以南诸省及东南亚、印度各大商埠。1945年在华侨李兆焕先生的帮助下商务到了美国波士顿，主要进口百货、香烟、化妆品等等。

70余年来永昌祥在海内外70处设立分号，员工3000余人，按目前人民币估算，总资产约30亿元。在昆明、下关两地轮流设总号，经营棉纱、茶叶、黄丝、绸缎、布匹、黄金、白银、外汇、山货药材、汽车等生意。贸易额很大，如：每年销往缅甸的黄丝一项就约一万担(一万多箱、50万公斤)。20世纪40年代木，一次即进口2000余部“大道奇”汽车。在经营中注重商德，诚信为先，注重质量，创造名牌，其创的“松鹤牌”沱茶，几十年畅销不衰，时至今闩下关茶厂按此牌改进的产品，成外销俏货，还成为云南的“三宝”之一，多次荣获国际食品金奖，还创最受欢迎的黄丝名牌“双丝牌杨纺”。该号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下关创立第一家茶厂，开创了白族地区办厂的先河，又先后在四川、缅甸等地建“乐山裕利丝厂”等10余个厂，并向“宝明电力厂”等其他企业大量投资。又在大理、昆明等地约购3000亩土地用于办“民生农场”等。严子珍还任慈善会长，乐善好施，扶贫济困，在众多善举中以兴医、助学为主。其中先后独资或捐资省内外的学校、图书馆、教育馆等10余所。永昌祥还培养了大批人才，扶持多家企业发展，成为清木至民国时期白族最有影响的商号之一，对云南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喜洲帮的“锡庆祥”号是白族商人董澄农在民国时期创办的云南第一家把商业资本成功转化为工业资本的企业，总号在昆明，约有40处分号。以“钨锑公司”、“大成实业公司”最著名，并大量经营进出口交易，资产与“永昌祥”相仿，并热心办了许多公益事业，喜洲的其他商号经营方式亦大同小异，资金也很雄厚。因此，他们在故乡和各地建了许多民居、商号用房、工厂、别墅、学校、医院及图书、碑刻等等，成了商帮文化的遗产。在故乡喜洲明、清、民国以来就建有大量民居，其中标准的“三方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一进四院五重堂”等白族民居即有113院，加上算在喜洲范围的七善邑、翔龙村、寺上村、寺下村、坡头村、中和邑等村的民居，总计约600多院。在抗战中我国著名的作家老舍于1941年10月应当时寓喜洲的华中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之邀去讲演，他说：“喜洲镇，虽然是个小镇子，却有宫殿似的建筑，……真是世外桃源……有点像瑞士。”(《滇行散记》等)因此，喜洲的民居和散布在各地的商号用房是一笔珍贵的“白族商帮”文化遗产。以严家为例，在外地的用房多数已毁，而在喜洲还保存清中叶的古宅、清末的老宅，严生成府、严燮成府、杨克成府、海心事、祠堂，坟山“报本祠”祭祀房等等。喜洲商帮在外地的文化遗址，基本已毁，只有锡庆祥分号遗址硕果仅存，它地处下关人民街北部，占地约三亩，由“三坊一照壁”一院及其它附属设施组成，现由州民政局使用。该号约设分号40余处，这是其中之一，总号在昆明，该号分散四处的各类用房和工厂均已荡然无存，仅存此处，旧貌依然，古色古香，显得特别珍贵。

白族商帮文化遗产是一笔珍贵的历史遗物，对于研究我国民族发展史、侨乡史、建筑史、艺术史、经济史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也是人们探幽访古，揽胜寄情的胜地。

来稿：喜睑生

摄影：小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