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玲玉是我的博士研究生，在进入博士阶段学习之前曾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去潜心研究“艺术基金会”，这个问题对于中国当下文化艺术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是无法回避的。在国际合作中经常有外国同行向我问到此方面的问题，在他们眼中这是一个国家文化艺术事业兴盛不可或缺的事物，需要有人对它的文化和模式进行系统的研究。这篇文章谈到的只是艺术基金会的一部分内容，即它的起源中的文化因素。我希望她今后能连续性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让致力于发展文化艺术事业的人们分享这些研究成果。
艺术基金会蓬勃发展，以第三方角色参与到人类艺术的繁荣进程，为政府和市场行为拾遗补阙，成为当代社会文化艺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作为非营利组织，艺术基金会的兴起与人类慈善赞助传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厘清这个问题，或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艺术基金会存在的精神本质与价值，进而为相关研究工作和组织运行提供思路。本文将以人类慈善的起源、艺术赞助的历史、基金会与艺术基金会的兴起和繁荣为线索展开论述。慈善赞助行为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法国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说，“在古希腊古罗马，慈善机构就已经在城市各个角落遍地开花，且在它们的实践中表现出基督徒难以想象的慈悲与慷慨。”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学院成立时就获得了一笔不菲的捐赠金；中世纪的基督教会也会为慈善目的而建立和管理信托。中国古代，孔子在2500年前就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历史上仁言懿行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春秋末期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西汉黄霸在任泉州太守时“养视鳏寡，赡助贫穷”；隋公孙景茂用自私产购买鸡猪牛犊，再 “散惠孤弱不自存“；我们熟知的北宋文豪苏轼在任杭州知府时也曾为抵御瘟疫流行而私人出资筹建“安乐坊”。
柏拉图学院开办之初并无房舍，柏拉图私人购置的物业也只是公园旁边的带有花园的房屋，面积较小，因此学院活动通常是在公园中公开进行的。柏拉图学院存在了900多年，主要依靠外界包括来自他学生的捐助来维持运营。 ▲
宗教在道德和利他主义层面表现的作用难以被超越，人类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与宗教思想的传播同样密不可分。马太福音中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这或是因为“金钱只能滋生人们的自私自利，并使其不能自持的加以滥用”（爱因斯坦）。富人难进天堂的思想与基督教提倡的“善行“”博爱”无不相关，它其实更是一种提示：如果你拥有旁人难及的财富、荣耀与地位，你或许难以在上帝面前真正的谦卑，只有卸下这些身外之物，并用他们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你才能真正救赎自我。基督教商人阿戈斯蒂诺·齐吉委托拉斐尔为其购买的丧礼小教堂做装饰时说的一句话或许最能体现回应这种指引的富人初衷：“为我们的救赎做好准备，通过愉快的交易，满足我们以世俗财富交换天国财富，短暂福泽交换永久幸福的热忱愿望。”佛教中，慈善是大乘佛教的核心，功德论告诫人们行善积德方有福报。《宝集经》云：“贫者给财，病者施药，无护作护，无归作归，无依作依”，这种基于众生相依、同体共生理念的慈善观一直以来都在指引着佛门众生践行着乐善布施、慈济众生的行事准则。在中国，佛教寺院也是最早的民间慈善救济事业主体。“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骆驼是救世主国家常见的最高和最大的动物，针眼在当时被认为是人类艺术中最小的一个洞，它的设计用途就是通过一些东西，这句话表明富人难进天堂。 ▲
有人认为，耶稣这里所说的骆驼穿过的针眼，指的是耶路撒冷城备用的窄门，因为这个门很小，所以称为针眼。骆驼只有在卸下所有负重的情况下方能匍匐着屈膝通过。 ▲慈善活动的发起或来自自发的人文关怀、或来自民本思想指导下的国家机器行使社会治理职责时的必要引导举措，总的来说可以看作是一种流行于人类社会群体的福利。早期的人类慈善活动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救济，关注对象往往是鳏寡孤独、贫病残疾之人；到了现代，慈善事业发展得更为主动且专业化，慈善行为的惠泽所及也更为广泛，几乎所有社会大众都能从中沾濡一二。从慈善活动布施者的层面来看，从士绅贵族、商业行会、宗教团体，再到如今专业化的非营利慈善组织，民间力量主导着人类慈善事业的进程，人文与宗教思想则指引并激励着这股力量，为了荣耀、救赎与责任广布恩泽，由此推进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又一个更加文明的征程。艺术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针对艺术的赞助是人类慈善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戴维·洛克菲勒说：“艺术是如此的重要，它可以拓展我们看待和认知这个世界的方式，帮助我们超越自身经验去思考，通过它，我们常常能够发现链接彼此的东西。”优秀的艺术创作无论是在生活积累、创作构思还是艺术表达上，都要求艺术家能在时间和精力上全身心的投入，但这种特殊的生产往往又难以一蹴而就且回报立显，很多时候甚至会是一个延续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漫长征途。而无论是作为一个自然的人还是作为社会的人，生计同样也是艺术家们生存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外部的赞助，许多艺术家甚至难以获得收入养活自己，更遑论潜心创作。可以说，艺术赞助是人类文明到达一定阶段后，慈善事业发展的必然分支。艺术赞助在西方国家历史悠久，古希腊古罗马帝国的君主们大多也是艺术的爱好者，他们在艺术人才的培养上从来吝啬；中世纪教会成为艺术赞助的核心力量，宗教题材也成为这一阶段艺术创作的绝对主体；文艺复兴时期贵族阶层为艺术的繁荣贡献出强大的能量，出现了许多广为流传的故事和人物，比如说在意大利统治佛罗伦萨长达三个世纪的美第奇家族。这个家族支持过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艺术家：达·芬奇、拉菲尔、米开朗基罗、多纳泰罗、提香、马萨乔、波提切利等，其中米开朗基罗与洛伦佐·德·美第奇及其子女之间的故事更是让人津津乐道。米开朗基罗于15岁时在洛伦佐创办的圣马可学院花园里雕刻一座牧神头像时与洛伦佐邂逅，后者发现其天赋并邀请他入住美第奇宫。年少的米开朗基罗由此得以与这个家族的孩子们共同成长，同时在这座繁华的艺术宫殿中疯狂汲取创作和思想的营养。若没有洛伦佐这位伯乐、没有美第奇家族的持续支持，这位文艺复兴“美术三杰”之一的大师必是另一番成长际遇，人类艺术史亦或因之暗淡一抹光景也未可说。1519 年，44岁的米开朗基罗重回佛罗伦萨，为圣洛伦佐教堂里的美第奇家族陵墓群创作雕塑。图为安放在洛伦佐·美第奇石棺上的一对男女人体雕像《暮》与《晨》 ▲
17世纪以后，赞助人的队伍进一步扩大,普通商人成为艺术品的最大消费群体，并入重要艺术赞助人行列。进入近现代以后, 艺术赞助人群体更加多样，赞助方式与行为组织也更加专业化，如博物馆、美术馆以及艺术基金会等各类非营利艺术机构，它们依据自身组织特点为艺术家、艺术创作行为提供诸如空间场地、资源、资金以及技术等各种类型的服务与支持。西方早期的艺术赞助更多表现为商业赞助关系，即赞助人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而选择艺术家为自己服务，艺术家则从中获得报酬和创作机会。中国古代也有针对艺术的资助行为，但由于不同的地域文化及思想差异，艺术社会表现出不同的风貌。受儒家“重义轻利”思想的引导，文人画家更愿意视作画为修养身心的自娱活动，不齿以画牟利。他们与“赞助人”之间的交往更像是朋友间的赠画与回礼。为此，一些学者也针对“赞助人模式”对于中国古代美术史研究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到现代社会，中西方艺术赞助方式逐渐并轨，并更多表现为无偿赞助的慈善特征。中国正在借鉴西方业已成熟的艺术赞助体系，基于自身独特的社会环境逐步完善自己，向世界靠拢。艺术赞助的兴起与繁荣离不开富裕阶层乃至社会整体崇尚艺术的风气，也离不开传统宗教教义与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浸润。从私人赞助的层面，通过资助艺术家、支持他们的创作事业，艺术赞助行为不仅可以帮助这个群体谋生，为艺术行业注入持续生命力；还能在满足赞助人自身艺术喜好追求的同时，宣扬家族或个人的财富、情怀与荣耀，并由之赢得难以预料的社会声望。直到现在，作为艺术赞助重要主体的私人、家族、企业以及品牌，在进行赞助活动时几乎也都不能摆脱上述动机。如今的艺术赞助行为比之早期，区别更大的体现在赞助人与艺术家的关系上，具体表现为赞助人对艺术创作内容与风格的影响权重。文艺复兴时期，无论是来自教廷赞助、宫廷赞助、还是普通商人市民阶层的赞助，艺术家与赞助人之间是一种基于契约精神的雇佣关系，虽然艺术家可以在这种关系中保留平等的人格尊严，但雇佣的本质决定了艺术家必须遵循赞助人的意图开展创作。在当代，艺术赞助更加纯粹化和专业化，赞助人更愿意以一种欣赏者和激励者的姿态站在艺术家背后提供资金、资源或技术支持，比如各类艺术基金会。虽然它们也会因创始者的艺术喜好或创立宗旨在赞助行为中表现出不同的艺术偏好，但对于选定艺术家的创作过程通常不会有过多干涉，艺术家可以获得最广泛的自由。
1506年，教皇儒略二世把米开朗基罗召来罗马，让他停下正在进行的陵墓雕塑工程，命其重新绘制西斯廷教堂穹顶壁画。米开朗基罗每天都要站在自己设计的高高的脚手架上、高仰脖子的艰苦作业，最终独自一人历时四年完成壁画的创作，并将之命名为《创世纪》。据说，当他走下脚手架时，眼睛已经毁坏，连读信也要把信纸放到头顶上去，当年37岁的他看起来已俨然是一个多病的老人。25年后，61 岁的米开朗基罗再次被召回到罗马西斯廷教堂，用近六年的时间在《创世纪》天顶画下的祭坛壁面上创作了伟大的教堂壁画《最后的审判》。▲
西斯廷教堂内的天顶画《创世纪》（上）以及祭坛壁面上的壁画《最后的审判》（前） ▲
再从国家层面来看，世界范围内国家干预和支持艺术发展的行为也有着悠久的传统。法国从16世纪开始就利用国家资源赞助艺术，中央政府每年拨付1%的财政预算用于发展文化艺术事业。美国于1964年由国会通过《国家艺术与文化发展法案》，并据此成立了国家艺术基金会（NEA）及国家人文基金会（NEH），展开对文化艺术活动的强有力资助。英国政府通过彩票募资方式为文化艺术发展筹措资金，将每年彩票总收入中的一定份额用于资助文化、艺术等慈善事业。在中国，宋徽宗赵佶在位时创建并亲自执掌宣和画院，将之纳入科举体系，增加画院画师的俸禄；同时，他命文臣分门别类著书评论，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种种举措都对宋代绘画艺术的繁荣都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艺术赞助行为让个人、宗教、社会团体、国家统统参与到艺术活动中。也只有如此借，通过借助全社会的力量，人类艺术事业方得永续繁荣。基金会在早期慈善组织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的出现促使社会慈善捐赠行为更加科学规范。作为非营利组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基金会以第三方部门的角色参与社会治理的工作中，对政府和营利组织的行为缺陷进行拾遗补阙，从而帮助有效解决政府和市场失灵导致的社会问题，成为影响并推动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最早的慈善基金会组织发源于16世纪早期的欧洲，随着历史的发展最终在美国达到鼎盛。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慈善理念就被英国殖民者带到了北美大地上；到18世纪末，具有现代组织形式的基金会已在刚成立的美国领土初见雏形；从19世纪末开始，伴随美国第一批富豪的出现，现代基金会的发展逐步走向繁荣并惠及世界。基金会除了有由国家与地方政府支持的公立基金会之外，还有由企业以及富裕的个人或家族赞助的私人基金会。安德鲁·卡内基是美国私人基金会的伟大奠基者之一，他在《财富的福音》一书中写道：“聚集在少数人手中的剩余财富会因为妥善用于公益事业而成为实质上的多数人的财产。而且，通过少数人之手，这些财富更有可能成为改善我们人类状况的有效力量。”得益于这种崇高的精神理念，私人基金会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规模上都发展得更为迅速，成为现当代慈善基金会组织的绝对主力。20世纪许多大型的私人基金会纷纷成立，影响深远的如美国的卡耐基基金会（1905）、洛克菲勒基金会（1913）、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1925）、福特基金会（1936）、保罗·盖蒂基金会（1953）、安德鲁·W·梅隆基金会（1969年），英国的维康信托基金会（1936），德国的罗伯特·博世基金会（1964）等。早期的大型基金会通常有着更加广泛的目标，大都致力于医疗、卫生、教育、贫困、种族歧视等社会影响较为直接的慈善领域，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缓和社会矛盾。艺术对于社会、经济、政治的影响往往表现得较为迟缓，针对这个门类的赞助一般会以专项基金的形式存在于那些大型的综合性基金会中。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除了致力于解决贫困、健康、食物、基础设施、就业等问题之外，也涉足艺术领域，纽约现代艺术馆（MOMA）就由其资助并运营。不过，一般来说针对艺术项目的资助在大型的综合性基金会中往往只会占据较少的比例。早期洛克菲勒家族位于西54街10号的住宅，现已被拆除，成为MOMA的艾比·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雕塑园。图片来源：洛克菲勒档案馆 ▲到20世纪后半叶，基金会的种类更加多样化，越来越多专业领域的基金会建立起来，艺术基金会即为此列。例如：美国的迪亚艺术基金会（1974）、盖蒂基金会（1984）、意大利的普拉达基金会（1993）、法国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1984）、英国新英格兰艺术基金会（1976）等。这些基金会专注于艺术创作、传播、研究与发展，在依托各自收藏、人才、技术等资源的基础上表现出极强的专业色彩。成立于1984年的盖帝基金会由美国石油大亨保罗·盖蒂（J.PaulGetty）创建。该基金会是盖帝信托基金支持下的重要机构，后者除了支撑盖帝基金会的运作之外，还下含盖帝遗产保护研究所、盖帝研究所以及盖帝博物馆等组织机构，其中研究所致力于艺术史、艺术教育、遗产保护、开源技术（文化艺术相关）、艺术出版等方面的研究。依托内部机构的馆藏优势、研究底蕴，以及信托基金强有力的资金支持，盖帝基金会得以以最专业的眼光发挥其“艺术赞助者”的作用，为推动艺术发展提供能量。
位于洛杉矶市西部圣塔莫尼卡山脚的盖帝中心，理查德·麦耶设计。盖帝基金会、盖帝研究所、盖帝博物馆均驻扎于此。 ▲
此外，由艺术家及其家人创建管理的基金会也是专业艺术基金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安迪·沃霍尔视觉艺术基金会（1987）、黄胄美术基金会（1989）、李可染艺术基金会（1998）等。艺术家基金会的运营资金主要来自艺术家个人及其家族，从事的赞助活动也往往跟艺术家本人的创作与研究相关，不过，随着资金条件的改善，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基金会也开始扩展活动范围。例如，安迪·沃霍尔视觉艺术基金会在成立的初始阶段，主要致力于整理、研究、出版和展览安迪·沃霍尔本人的作品，并建立了只展出其作品的沃霍尔美术馆。后来，该基金会也逐渐开始给艺术展览以及研究机构予以赞助，为美国推广实验性当代艺术发挥了重要作用。艺术基金会对艺术的赞助可以表达在很多方面，除了为个人、机构提供资金、技术等支持以外，艺术理论研究、艺术收藏、艺术保护、艺术咨询、艺术教育服务等都可以成为其开展工作的内容。不同的基金会在成立之初就会根据创始人的艺术偏好、资源条件等确定自身的行为宗旨，有的将目标瞄准当代艺术、有的则热衷古典艺术的收藏；有的更愿意为年轻艺术家创造成长环境、有的以女性艺术家群体为服务目标；有的选择给予艺术项目直接的资金资助、有的则更擅长在为艺术家提供资源服务的工作上发挥价值。正是得益于这些不同的选择，当代艺术社会得以形成一个关注不同艺术类型、不同艺术群体、不同赞助方式的、种类健全的艺术基金会生态体系。例如，迪亚艺术基金会（1974）致力于当代艺术的收藏与展示研究，藏品深刻，很多是体量惊人的装置作品和大地艺术作品，其最大的展示中心迪亚比肯已成为世界闻名的极简艺术和大地艺术的大本营；美国女性艺术基金会（1973）一直来坚持为女艺术家进行斗争，以期改变过时的观念和对女性作为专业艺术家的歧视态度。法国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1984）每年以推广艺术为目的举办展览，同时也采取委任创作的方式为艺术家提供创作机会，并由此丰富自身的收藏体系。
迪亚艺术基金会收藏的大型艺术作品：《蹲伏的蜘蛛》（2003），路易丝·布尔乔亚（上）；《北，东，南，西》（1967/2002），迈克尔·黑泽尔（下） ▲
由罗伯特·史密森创作的著名大地艺术作品《螺旋形的防波堤》（1970）在艺术家去世后被捐赠给迪亚艺术基金会，现由迪亚基金会负责保护运营 ▲
艺术基金会还有一项重要的职能就是为博物馆、美术馆等艺术空间提供支持。例如所罗门·R·古根海姆基金会，它致力于收集，保护和诠释现当代艺术，通过展览，教育计划，研究项目和出版物来提升大众对于现当代艺术的理解和欣赏。该基金会运营下的古根海姆博物馆遍及全球，享誉世界。除了位于美国纽约的总部之外，古根海姆博物馆在意大利威尼斯、西班牙毕尔巴鄂均有分馆。其中，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更是凭借一己之力为这座饱经经济危机打击的小城力挽狂澜，被视为城市投资策略的典范。现如今，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博物馆、美术馆、画廊和其它一些艺术机构均有基金会背景，特别是在美国，大型美术馆和一些重要的艺术机构主要都是依靠基金会来支持并管理运作的。
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设计 ▲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弗兰克·盖里设计。1997年该馆落成开幕后迅速成为欧洲最负盛名的建筑圣地与艺术殿堂，毕尔巴鄂市的旅游收入也因之增加了近5倍，花在馆场上的投资两年之内就尽数收回。 ▲
威尼斯的佩姬·古根海姆美术馆 ▲
基金会对艺术空间的支持除了提供资金用于空间的建立和运营之外，还可以表现为对已有艺术空间的收藏内容进行丰富，以助其提升艺术品质。塞缪尔H.克雷斯（Samuel H. Kress）被看作是美国第一代富豪严明律己、勤俭奋斗、勇抓机遇的典范，以其白手起家建立自己商业帝国的故事为人称颂。他从购入一家小文具店开始，最后发展出264家连锁十美分商店，产业几乎遍及全美。1921年，克雷斯前往欧洲，收藏了大量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雕塑和纺织品。1929年，在他65岁那年，成立了克雷斯基金会，并授予其公司40％的股份，该基金会将他收藏的3000多件欧洲艺术作品捐赠给他拥有商店的州的美术馆。1939年，跟随安德鲁·梅隆的脚步，克雷斯将价值2500万美元的375幅画作和18幅雕塑赠予新成立的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之后捐赠的作品数量又陆续增加至1800多件，成为该馆最重要的捐赠人之一。截止目前，美国几乎半数城市的近百家文化艺术机构都收到过他基金会捐赠的艺术品。
《拉努乔·法尔内塞肖像》，提香，1542年，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塞缪尔H.克雷斯收藏。 ▲
《康多蒂埃尔画像（乔瓦尼·埃莫）》，贝利尼，乔瓦尼，1475-1480年，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塞缪尔H.克雷斯收藏。▲
塞缪尔H.克雷斯基金会艺术收藏的捐赠分布图（图片来自塞缪尔H.克雷斯基金会官网） ▲通过对专业艺术空间的支持，越来越多的艺术家、特别是年轻艺术家得以机会走进知名博物馆美术馆展示才华，借此提升自身学术和市场价值；同时，艺术空间的品质提升和繁荣发展对促进全社会接触、认知、欣赏艺术的美与价值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之带来的社会整体思想意识的启蒙和创意灵感的萌发更是价值难估。以古代慈善事业为精神源头，发端于艺术赞助悠久的文化传统和行为实践，艺术基金会成为当代社会艺术传播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为各国创建良好艺术创作环境、培养艺术人才、促进文化艺术多样性、保护人类艺术遗产、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维护人民文化权益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慈善机构丑闻时出，艺术基金会却好似一股清流涅而不缁，这或许可以归功于艺术基金会独特而专业的组织构架和运营模式，但我想艺术本身的精神感召力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全球新冠肺炎流行期间，许多艺术基金会仍然坚守岗位为人类艺术的发展发光发热。例如美国当代艺术基金会（Foundationfor Contemporary Arts）设立了一项covid-19临时基金，向因流行病而取消或推迟演出及展览的艺术家提供1,500美元的一次性赠款，这项基金不仅收到了一些艺术家和个人的慷慨捐赠，还得到了大卫洛克菲勒基金、安迪沃霍尔视觉艺术基金会、泰格基金会、威廉·德库宁基金会、命运基金会等众多机构的大力支持；海伦·弗兰肯塔勒基金会（HelenFrankenthaler Foundation）提出一项COVID-19救援行动，承诺在未来三年内提供500万美元的救济资金，致力于支持艺术家和艺术机构；金卡德家庭基金会（Kinkade Family Foundation）提出一项紧急补助金计划用以帮助受疫情影响的艺术策展人；音乐家基金会（The Musicians Foundation）宣布在紧急时刻，向任何类型的美国音乐人提供资助。特殊时期的紧急举措，生动展示出艺术基金会的慈善本质，同时也让我们意识到，从人类早期的慈善行为到如今的艺术基金会，这种发乎善与爱的活动从来都是植根于一体，深厚绵长，在人类文明的大地上熠熠生辉。Bykov, A.A.,The Origin of Christian Charity.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2015. 166: 609-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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