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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维有助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正确、合适的判断。批判性思维的养成需要在不断完善自我认知、不断进行自我与社会的互动中养成。让我们跟随英国哲学家凯利·E.豪威尔了解康德、马克思、海德格尔等学者如何论述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实现的前提是将群体概念和对他者的判断连同个人的立场或观点一起引入待解决的问题中。因而，尽管批判性思维由个人独立完成，但思想者本人却不是孤立的，因为卓越的研究和思想，以及认识的发展都在群体中形成。当人们对遥远又陌生的事物尚不了解时，他们只能借助现有的熟悉事物进行判断。人们使用理论抽象和概括来理解未曾经历过的事情。人们借助常识或“人类共有的直觉判断”（来对事件进行评价。埃德蒙德·胡塞尔（1859—1938）在其早期作品中指出，日常生活包含“各种琐碎之事，要揭示主体性，我们必须将它们清除掉”。不过，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和舒尔茨认为，社会共性（commonality）或日常生活不应被清除或悬置，而应当成为研究社会问题的学生不能忽略的领域。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其中“包含各种各样的事物，它们的存在都是理所当然的，并且通常不能在我们的常识维度中得到反映”。尽管我们已经理解了日常思维，但研究却是对未曾经验的思想进行概括，实践经验与更为抽象的理论框架之间存在关联。对于社会科学而言，理论和实践(praxis)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创造知识、深入理解知识的基础。
一个人必须具有平静的心灵才能实现真正的认知。康德主张，身体限制了思维，进而也限制了心灵，哲学家也是生活在社会环境下的人，他们并不具有上帝视角。他认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反思产生好的想法。“那种涉及全人类的知识应当超越常识理解，并且只应由哲学家为我们揭示出来，这真的就是人们所需要的吗？”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哲学/理论立场与经验/实践立场之间应当存在某种关系；在知识产生和形成的过程中，理性与经验是共存的。康德表示：“（我）对知识极度渴望，如果没有进展就会深感不安，而取得任何进步都会感到满足……即使我认为我所做之事可能不会在改善人权方面有什么价值”。对于康德而言，启蒙运动意味着摆脱偏见、摆脱权威，启蒙是通过批判性思维和批判本身实现思想的纯化的，它是新的思维方式。它要求人们变得更加成熟，相信“自己无须他者的指导也能对事情进行理解”。人们必须具有那种自信—相信自己对事件的理解，人们也必须认识到知识不是神圣的，知识可以被抛弃。启蒙运动之前的人们缺少坚定信念的勇气，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人勇于坚持自己对事情的理解和解释，这是他者无法做到的。那时的人们非常懒惰，尽管已经从权威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但他们仍然“过着不太成熟的生活”。革命可以变专制制度为民主制度，但革命并不能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对于那些毫无思想的人来说，新体系与旧制度没有什么差别，英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真正的启蒙需要自由，这种自由能够质疑，能够“在一切事务中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当人们学会了独立思考“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寻找真理的终极检验标准”时，真理才会显现，“任何时候，独立思考的基本原则都是启蒙”。如果人们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无法拥有自由，他们不配拥有自由并且终将失去它。事实上，那些无法拥有自由的人们会妨碍想要正确行使自由权的人们，也就是那些真正发自内心关怀全人类的人们。在康德看来，哲学通过启蒙和批评而变得更具批判性；通过启蒙，哲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不过，康德所谓的批判性思维并非单指对书本或体系的批判，而是对整个人类理性思维的批判。黑格尔主张，哲学的实质应该是为普通民众服务，并为他们所接受。哲学与常识相对，“常识是人们世代积累下来的对时空环境的有限理解；在哲学与常识的关系中，哲学世界是一个颠覆的世界……（因为）哲学的起点一定是对常识性真理所做的提升，即预知一个更高的真理”。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认为，联系理论和实践的纽带是批判。康德则认为，使理论与实践产生相互作用的要素是判断力。他考虑的是医生和律师，他们都是先学习理论，再将理论用于实践—将普遍原理用于具体案例。康德的道德教育依赖于“伦理学”，因为伦理学的基础是思维过程，而只有付诸行动才能使你的行动准则成为你自己也必须遵守的一般性法律。还是同样的普遍原理：不要让你自己（你的思维主体）或那个决定你思想和行动的实体陷入自相矛盾中。“康德和……苏格拉底所说的批判性思维受自由度和开放度的影响”，这意味着越多的人参与其中，效果就会越好。人们需要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在康德的作品中被明确定义为“在每件事情上都能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它的意思是要“像学者那样在大众面前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学者和普通市民不同；学者是世界这个大社会中的一员，在这样的背景下，学者应当为公众提出问题、摆出困难，给他们机会进行判断。思想和言论自由从根本上赋予了个人表达观点、劝说他人进行思考的权利。康德的观点打开了通向社会科学的大门，尤其是为关系到个人和社会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批判理论的研究视角。通过在社会存在问题研究中运用批判方法，我们评价和分析问题的思路变得更加开阔；通过运用非实证主义方法，我们进一步拓宽了理解自我和社会的路径。批判和理解预设了自我与社会在整体上存在某种理性。康德主张，批判性思维以及思维本身“都依赖于公开使用，没有自由和开放”，任何思想观点都不可能形成。理解不会“使人孤立，而是使人融入他者、融入社会”。思想是个人的成果，对话存在于个体之间。不过，除非思想可以经由言论或著作进行传播，否则被封存的东西终将凋敝甚至于毁灭。正如上文所述，知识的积累和传播已经超出了个体自我。知识、理解和真理只有通过社会讨论才能得到确定或证实，社会既包括自我承认，也包括对他者的承认。康德提出，人类的自然本性就是要“与他者交流，谈论自己的思想，尤其是谈论与人有关的各种事情”。人是社会性存在，需要通过交流与他者进行互动，没有探讨和争论就不可能产生批判性思维，也不可能实现自由。如果没有他者，我们就不能进行思考，也不能在公共领域检验我们的思想。古时候①，拥有卓越思想的人们总是乐于与他者进行交流，当时的哲学家要对他们思考和传授的东西负责—正是这些东西使哲学转变为获得真理和知识的方法。最初，这种转变由智者学派发起，他们被视为希腊启蒙运动的代表。之后，苏格拉底对上述转变进行了改进和发展，“这就是批判性思维的来源，在现代（modern）社会中，该思想最伟大的代表人物是康德，他完全意识到了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意义”。从根本上讲，我们见证了社会科学领域内批判性思维的形成，它包括从主观和客观两个视角对问题进行评判；知识并不存在于某种更高的阶层中，它是社会实践现象。知识确实超越了常识，但社会认识才是我们理解问题的基础，社会认识参与了知识的积累过程，并最终成了知识的一部分。批判性思维不仅可以对已接受的学说和体系进行评判，还可以对个人的思想、偏见以及他所沿袭的传统进行评判。通过对个人的思想采取批判性视角，我们可以发展批判性思维艺术。为了能够拥有公正的态度和客观性，我们必须将他者的想法也纳入考虑的范围。康德认为，客观性并非某个更高的立足点，而是要理解他者的社会和主体性本质。我们必须从不同的视角对对象进行审视，以便使我们的眼界“从狭窄转向开阔，这样就可以构想更多的观点以供我们选择，并通过借助别人的视角来验证每个人的观察”。研究工作既包括从事研究的个人与被研究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他者之间的研究、提出的看法和进行的分析。重视并考虑他者的想法将使你的思想得到极大的改善。我们借助想象和共情（我们分析和批评）将自己置入他者的立场中，由此对他者的判断进行对比和比较。只有将他者的判断也纳入考虑的范围，批判性思维才能实现；也只有当每个人的观点都可以被公开审视的时候，批判性思维才能实现。因而，尽管批判性思维由个人独立完成，但它不会切断我们与世界和其他社会存在者①之间的联系，它使我们能够在更开阔的视野中获取知识。通过想象，别人的想法也得到了重视，分析问题的场所变得完全公开，无论对于康德的世界公民来说，抑或是对于问题/课题的研究者（科研人员）来说，这里都是一个大论坛。经过批判与分析的研究过程，科研人员学会了“以更开放的态度进行思考，（并）将自己训练成能够对他者的想法进行考量的人”。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通过概括和理论性思维突破自己的研究局限。批判性思维不是要帮助我们解读他者内心的想法，它意在使我们能够独立思考，并通过分析远离偏见，实现思想的解放。这意味着我们不必完全采取客观立场，而是应当尝试对问题进行无偏见的主观分析，康德称之为“开阔的思维方式”（enlarged thought），即要使人们对有限的判断进行提炼，这种提炼既包括对自我利益的满足，也包括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一个人越是能够在不同视角之间进行游刃有余的转换，他/她的思想就越具有普遍性。这种转换借助的不是普遍概念，比如狗的概念，而是“在具体情形中—为了达到一般性立场，你必须经历的情形”与具体事物有密切关系的概念。作为一个对人类事务进行观察或判断的立足点，普遍视角被认为是客观无偏见的。没有人告诉你该如何行动，也没有人告诉你如何将由普遍性视角产生的智慧用于解决政治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康德只是告诉我们“如何把他者的想法纳入考虑的范围，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将这些想法融为一体，以便指导我们的实际行动”。所以普遍性视角只是旁观者视角吗？显然，旁观者或研究人员与实体或研究对象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客观性固然重要，但在进行分析时，主观层面的判断也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如何将主观性与客观性结合起来，康德没有说明。这意味着，该问题在今天仍存有争议，进而导致出现了不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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