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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众篇072】韩愈(公元768—824年)，唐朝大文豪。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人。自谓郡望昌黎（今辽宁义县），世称韩昌黎。早孤，由嫂抚养。刻苦自学，贞元进士，任监察御史，以事贬为阳山令。赦还后，曾任国子博士、刑部侍郎等职。又因谏阻宪宗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后官至吏部侍郎。卒谥文，世称韩文公。有《昌黎先生集》。 读文摘记 原文：中使迎佛骨至京师，上留禁中三日，乃历送诸寺，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然香臂顶供养者。刑部侍郎韩愈上表切谏，以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黄帝以至禹、汤、文、武，皆享寿考，百姓安乐，当是时，未有佛也。汉明帝时，始有佛法。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舍身为寺家奴，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皆云:‘天子犹一心敬信，百姓微贱，于佛岂可更惜身命。’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奉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岂宜以入宫禁！古之诸侯行吊于国，尚先以桃茢祓除不祥，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视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罪，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将加愈极刑。裴度、崔群为言：“愈虽狂，发于忠恳，宜宽容以开言路。”癸巳，贬愈为潮州刺史。（《资治通鉴》第240卷）  译文：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唐宪宗遣中使杜英奇将佛骨迎接到京城长安，把它留在宫中三日，才遍送各寺，王公、士子与百姓都瞻仰供奉，唯恐落后，有人拿出全部家产作为布施，有人在手臂和头顶点燃香火供奉佛骨。刑部侍郎韩愈上疏极力劝谏，他认为：“佛，是异国的一种法术而巳。从黄帝到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都享有高寿，百姓安居乐业，那时候，并没有佛。汉明帝时，才开始有了佛法。这之后国家变乱危亡接连不断，国运都不长久，宋、齐、梁、陈、北魏以来，供奉佛越来越恭谨，而这些朝代尤其短命。只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他前后三次舍身作寺院的家奴，最后却被侯景逼迫，饿死在台城，梁国也很快灭亡了。供奉佛是为了求福，却反而招来祸殃，由此看来，佛不足以使人相信是显而易见的了!百姓愚昧无知，容易被迷惑，难以教导，如果看见陛下都这样做，他们就会说：‘天子尚且一心一意敬佛信佛，我们百姓卑微下贱，对佛难道还能顾惜身家性命吗？’佛本来是边鄙之地的异族人，口中不讲先王留传下来的合乎礼法的言论，身上不穿先王规定的标准的中国服装，不知道君臣之间的大义、父子之间的恩情。假如佛还在人间，奉本国之命前来京城朝拜，陛下允许，并接见他，不过在宣政殿见他一面，在礼宾院设上一宴，赐给他衣服一套，派人护卫他出境，不让他迷惑众人。何况佛本身已死了很久了，枯朽残骨，怎么适宜进入宫中！古时诸侯在国内举行吊唁活动，尚且先用桃茢驱除不祥的鬼魂，现在陛下无故拿来腐朽污秽的东西亲自观看，不先让巫祝降神求福，用桃茢除凶去垢，群臣不指出这种做法的错误，御史不检举这种做法的罪责，我实在为此感到羞耻。请求陛下把佛骨交给有司，把它扔到水中火中，永远消灭此事的根源，断绝天下人的疑惑，杜绝后代的迷惑，使天下人知道大圣人的所作所为，超过平常人千万倍，这难道不是一件盛事吗！如果佛果然有灵，能够制造祸福，那么所有的灾祸与罪过，都加在我身上好了。”宪宗看了奏书，大怒，拿给宰相看，准备处死韩愈。裴度、崔群为韩愈说情：“韩愈虽然狂妄，但所言出自忠诚，应该宽容他，以广开言路。”癸巳(十四日)，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 读后随笔 韩愈，唐代大文豪。他一生以文为伴，写下众多作品，题材丰富，质优易懂，深得读者喜爱。现存他的诗文700余篇，其中散文近400篇。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宋代苏轼赞誉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崇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 大文豪韩愈，是个排佛者。他谏阻迎佛骨的故事为人所熟知。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唐宪宗崇信佛法，命朝廷举行盛大的仪式，将陕西凤翔法门寺一节佛骨（据说是佛的手指骨）迎入宫中供奉，这对社会上的佛教信仰者是极大的鼓舞。但是，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却上疏唐宪宗，极力反对这种做法。正是他的这一上书触怒了最高权威，险些丧命。多亏宰相裴度等人的求情，虽然免遭极刑，但也被贬出了京城，到边地潮州做刺史去了。韩愈为何如此不遗余力地排佛？他在《谏迎佛骨表》中，列出了种种排佛理由。 理由一：佛，是“外物”。韩愈说：“佛者，夷狄之一法耳。”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形态,与中原华夏本土文化相揖别,而被视为夷狄文化。而且佛学源于天竺,经西域而流传内陆,所以自然属于夷教胡法了。他认为认为，外来的佛教不过是外国人的一种法术罢了，梁武帝做了四十八年的皇帝，他前后三次舍身佛寺做佛僧，他祭祀宗庙，不杀牲畜作祭品，他本人每天只吃一顿饭，只吃蔬菜和水果；但他后来竟被侯景所逼迫，饿死在台城，梁朝也很快灭亡。信奉佛教祈求保佑，反而遭到祸患。由此看来，佛这种外来物不足以信奉。 理由二：佛，属“异端”。韩愈说：“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恩。”佛教与儒教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佛教要求抛弃君臣关系，去掉父子关系，不以仁义为生活原则。对儒家学说情有独钟的韩愈来说，这是对中国先王之法的践踏，对中国固有文明的破坏，对封建皇权的威胁。由此看来，佛这种异端不可兼容并存。 理由三：佛，有“邪意”。韩愈说：佛有腐朽污秽的一面，“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视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罪，臣实耻之”。他认为，天子一心敬奉信仰佛，百姓更会走火入魔。于是他们就会焚灼头顶和手指，成十上百人聚在一起，施舍衣服钱财，从早到晚，辗转着互相仿效唯恐落在后边。老少奔波着，丢弃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和本分。一旦佛骨再经过各寺院，必定有人砍掉胳臂，割下身上的肉来奉献佛陀，恐怖邪恶之风定会四起。由此看来，痴迷佛法带来这样的后果，绝对不可容忍。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而存在，对唐代社会有深刻的影响。韩愈列举多种理由把它看成祸根，主张全盘铲除，是一种情绪化的偏激表现。其本质在于维护占据社会主流的儒家伦理，在于维护封建帝王的统治。同时也应该看到，在佛教盛行、信徒猖獗的年代里，韩愈能够不惜一死，挺身抵制，殊为可敬。他主张无佛论，也没有什么错误。有信佛者的自由，也有无佛者的自由。韩愈不信佛、敢于排佛，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个朴素的可贵的唯物主义者，更显大文豪的人生光彩。（谢谢图片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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