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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佑元年（1056年）五月，苏轼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千里迢迢从眉州来到汴梁。父子三人除了游览京城，结交欧阳修、韩琦这样的社会名流外，就是静候明年春的贡举考试。 嘉佑二年二月，在那号称千年科举第一榜中，苏轼、苏辙兄弟俩都金榜题名，进士及第。兄弟俩的仕途还没开始，噩耗传来，母亲病故。 苏氏三人急忙回家奔丧。守丧两年三个月后，父子三人才重返京城。 嘉佑五年，苏轼已经被任命为河南福昌县（今河南伊阳西）主薄（正九品），但他并没有马上赴任，而是在欧阳修、杨畋的推荐下，精心准备科举考试。 苏轼这次参加的是制科考试。 制科即制举，又称大科、特科，是封建王朝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它和我们平常说的进士科（贡举）都是科举制度的组成部分。  清代的博学鸿词科也属于制科 在宋朝制科时停时置，不太兴旺，但在宋仁宗和宋英宗时达到极盛。 从宋仁宗天圣七年开始，到宋英宗一直延续了四十年。
朝廷设置制科的目的是待非常之才，走精英路线。和进士科相比要求更高，题目更难，挑战性更大，在时人心目中，制科地位高于进士科，因此也激发了一些士人的好胜心。我想这也是苏东坡参加制科考试的一个原因。 仁宗时参加制科考试必须要有两位大臣推荐，然后要过三关：首先要向两制（掌管内制、外制的翰林学士、知制诰、中书舍人）呈送平时所做的策、论五十首，两制择优参加阁试；接着是秘阁试六论；最后才是皇帝主持的殿试。 其中秘阁试六论是制科考试中最关键，也是最难的一关。秘阁试六论出题范围十分广泛，以九经、兼经、正史为主，旁及武经七书、《国语》和诸子；正文之外，群经亦兼取注疏。 应试者文中必须指出论题的出处，还要全部引用上下文，才能称为“通”。应试者所作六论，每篇都要在三千字以上，要求一天一夜完成。 阁试成绩亦分为五等，一、二等不设，三等为上，只有过了第四等才有资格参加殿试。 这就需要应试者博览群书，知识面要广泛，对知识点还要烂熟于胸，在写作上要才思敏捷，文理俱佳才能“过阁”。 嘉佑六年(1061)八月十七日，苏轼赴秘阁试六论。 这次的六论分别是：《王者不治夷狄》，出自《春秋公羊传》》何休注；《刘恺丁鸿孰贤》，出自《后汉书.丁鸿传》；《礼义信足以成德》，出自《论语.子路篇》包咸注；《形势不如德》，出自《史记.吴起列传》；《礼以养人为本》，出自《汉书·礼乐志》；《既醉备万福》，出自《诗经·大雅·生民》郑玄笺。 这六道题三经三史，三正文三注疏，没有难倒“学霸”兼“才子”苏东坡。苏东坡文章写得“文意灿然”，顺利 “过阁”。 嘉佑六年(1061)八月二十五，宋仁宗在崇政殿亲试这些“过阁”人才。  制科殿试要求制策文章在三千字以上，并且要当天完成。苏轼文不加点，先上《中庸论》、《秦始皇帝论》、《汉高帝论》等文章，接着答《策问》，洋洋洒洒写了五千多字。 为了防止舞弊，宋仁宗那时无论是贡举考试还是制科考试都已经弥封卷号，重新誊录了。除了考官外，还有覆考官进行复核。 这次殿试的覆考官是司马光，他在奏文中说“内‘臣’、‘毡’两号所对策，辞理俱高，绝出伦辈⋯⋯以‘臣’为第三等，‘毡’为第四等”。 “臣”是苏轼的代号，“毡”是苏辙的代号。最后苏轼制科入三等，苏辙入四等。 那么苏轼制科三等的成绩好不好呢?我们从数据上就能看出来优劣。制科等级一二等都是虚设，也就是说三等就是制科的最佳成绩了。而且两宋三百年间，入等的也就四十多人，进入三等的仅四人而已。苏轼这成绩在整个大宋朝也是凤毛麟角。 欧阳修称赞苏氏兄弟“苏氏昆仲，连名并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宋仁宗看了苏轼、苏辙兄弟俩的制策文章，回宫高兴地对曹皇后说：“今天我为子孙选了两个宰相”。 宋仁宗朝规定： “自今制科入第三等，与进士第一， 除大理评事，签书两使幕职官”。不久苏轼就按进士第一的级别授予官职，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大理评事是掌管刑狱的京官，属正八品，签书判官是州府幕职，掌管文书，佐助州官。苏轼是以京官的身份到地方任职，和先前的福昌县主薄相比，在品级和职位上都有显著提升，这应该是苏轼参加这次制科考试的主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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