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一股重要力量。英国著名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指出，“若想一窥近两个世纪以降的地球历史，则非从‘民族’（Nation）以及衍生自民族的种种概念入手不可。”因此，民族问题、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构建等问题仍是当前国内中东学界的热门话题。然而，民族主义是不言自明但却极具争议的概念，以至于有人以“盲人摸象”形容其复杂性。蒂利指出，民族主义是“政治词典中最令人迷惑和具有倾向性的术语之一”。概念是研究范式与理论的基础，对于民族主义而言尤是如此。本文认为民族主义具有多样性的特征。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卡尔顿·海斯所言，“民族主义是复数而不是单数的东西”。我国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对民族主义，我想用众多的复数形式来形容。无论是过去、现在和未来，民族主义都充满了变数，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理解。” 本文认为，民族主义不仅为官方、国家和统治者独有，作为社会成员的普通民众同样会有民族主义的情感与表达。因此，本文以结构主义的视角，将阿富汗民族主义分为“官方民族主义”（Official Nationalism）与“民间民族主义”（popular nationalism）两个方面。前者是“通过国家形式表现出来的”，反映的是国家的意识形态与实践；后者则是社会中民族主义情感的表达，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思潮及社会运动。两者在形式上都是多样的，既可以表现在政治方面，也可以以经济和文化，乃至宗教的现实体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就指出，民族主义是“从种种各自独立的历史力量复杂的‘交汇’中自发地萃取和提炼的结果”，“可以吸纳同样多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组合，也可以被这些力量吸收”。 阿富汗作为文明交往的“十字路口”，是一个非常独特和具有代表性的国家。阿富汗国内的民族、教派的构成和分布，以及民族关系极为复杂，仅民族就有20~50个。同时，民族主义对阿富汗的历史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至今仍然是影响阿富汗政局的重要因素。因此，对其民族主义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阿富汗民族主义的历史演变 民族主义是历史的产物，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民族主义，同一时代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也可能完全不同。阿富汗是一个绝佳的案例，其民族主义在历史上经历了剧烈变迁，其中不同类型和层次民族主义的交往是这种变迁的重要原因。或者说民族主义就是塑造阿富汗历史的重要力量。 （一）阿富汗民族主义的兴起：挑战与回应 阿富汗地处亚洲的“十字路口”，是欧亚大陆民族迁徙的重要通道。这就决定了其境内的民族迁徙和流动极其频繁，雅利安人、希腊人、月氏人、匈奴人、蒙古人等古代民族相继通过阿富汗登上历史舞台。因此，阿富汗不可能产生稳定的民族意识。当前阿富汗的民族构成与分布是近代的历史现象，除塔吉克人外，阿富汗主要民族大都是15世纪后从周边地区迁徙而来的。16世纪以后，阿富汗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兴起了反抗莫卧儿帝国统治的罗沙尼运动（启蒙之意）。17世纪，阿富汗民族意识更加明显，当时的著名诗人哈塔克写道，“我唯一考虑的就是我们民族的尊严”。18世纪，阿富汗人米尔·瓦伊斯率众推翻了波斯萨法维王朝的统治，建立了“霍塔基王朝”。近代阿富汗国家的兴起正是民族意识发展的结果。1747年，普什图族杜兰尼部落联盟的首领阿赫马德被推举为阿富汗国王，建立了杜兰尼王朝，第一次统一了所有的阿富汗人。但是，阿富汗的民族认同只是传统的政治认同，基本上等同于普什图认同。杜兰尼王朝只是普什图人的国家。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现代的思潮和力量，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东方国家的民族主义大都是对于西方挑战的回应。正如一位瑞士学者所言，“对于大多数阿富汗人而言，如果存在民族（National）情感（意识）的话，那么它深植于19世纪阿富汗反抗英国斗争的历史和对于英雄的想象之中”。19世纪以来，俄国相继征服中亚的突厥汗国。英国也陆续兼并了旁遮普和信德，基本完成了对印度的征服。阿富汗随之成为英俄两大殖民帝国的共同边界和缓冲国。阿富汗民族主义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亚非国家在与西方文明的交往中发现了“自我”，从而催生了民族主义。外部强权对阿富汗的争夺，以及两次英阿战争显然强化了阿富汗人的自我意识和民族认同。正所谓“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的概念，只有在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运动中才有可能缔造”。另一方面，缓冲国的地位客观上赋予了阿富汗人国家和领土观念。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兴起源于“受到束缚的朝圣之旅”（Cramped Pilgrimage）。也就是说殖民地人民由于受到母国歧视而无法实现纵向移动，这些人便将他们共同生活的殖民地想象为自己的祖国，将其共同体想象为自己的民族。阿富汗强邻环绕，险恶而复杂的生存环境客观上增强了阿富汗人的领土观念，激发了对祖国的“想象”。 19世纪末阿富汗民族主义已具雏形。当时的国王拉赫曼称其目标是在强权林立的环境中维护阿富汗的独立。他在回忆录中表示，“我越是接触到更多追求进步的民族和宗教，越不能安享生活”，“如同猫的梦中只会出现老鼠一样，我的梦中只会出现我的落后国家，以及如何保卫她”。拉赫曼已具有现代“民族”的观念。在英文版回忆录中，“阿富汗人”（Afghan）用“国家民族”来表示，而包括普什图人在内的“族体”则用的是“nationality”。拉赫曼也承认少数民族的存在，同样用“族体”来表示。换言之，他认为，“阿富汗人”已是一个包括阿富汗境内所有族体的词汇。在形式上，阿富汗已是阿富汗所有人的国家。拉赫曼的“民族观”已接近现代的主流认识，他希望建立西方式的民族国家。 拉赫曼的民族主义无疑是官方民族主义，但其民族观和民族构建的实践并不一致。现实中，拉赫曼以普什图族和逊尼派作为国家民族的基本属性，在外部强权的夹缝中维持国家生存，对内则进行内部殖民和强制性的民族同化。这也成为阿富汗后来官方民族主义和民族构建的基本模式。但是，拉赫曼的民族主义具有很强的传统性。他反对现代工业文明，反对和西方世界接触，普通民众也不具有现代民族意识。20世纪初，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以及传媒和教育的发展，阿富汗形成了以现代官僚、军官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族主义，其代表就是塔尔齐领导的“青年阿富汗派”。他们反对殖民主义和因循守旧的宗教阶层，主张脱离英国的控制实现独立，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塔尔齐不仅是阿富汗第一位民族主义理论家，而且还是实践者。在“青年阿富汗派”的支持下，阿马努拉国王通过第三次英阿战争使阿富汗获得了完全独立，同时还以凯末尔改革为模板，进行激进的现代化改革。但也严重损害了阿富汗部落和宗教阶层的利益，以至于他的统治最终被塔吉克人巴恰·沙考推翻。 （二）穆沙希班王朝时期的民族主义：发展的悖论 1930年，纳第尔建立了阿富汗最后一个王朝——穆沙希班王朝。纳第尔曾在阿马努拉政权中担任高官，还作为总司令指挥第三次英阿战争。他汲取了前任的教训，重新构建官方民族主义。即更加注重宗教与世俗的平衡，国家与部落的平衡，推行中立外交以维持外交关系的平衡。在这一过程中以普什图属性、形式上的个人权利平等和人民主权构建民族认同。纳第尔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为其后继者所继承。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强化，阿富汗社会特别是公民社会出现了一定的分化。普通民众也具有了现代民族意识，以此为基础的民间民族主义开始兴起。后者在与官方民族主义的交往中，一些新的特征逐渐显现。 第一是民族主义的多元化。民族主义属于近现代的社会思潮，反映到国家层面便是官方意识形态。但两者并非总是协调一致。阿富汗具有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存在市民、部落、宗教人士、统治者等社会差别。20世纪后半期，随着教育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阿富汗社会中新兴官僚、知识分子和军人的比重增加。在冷战的背景下，新阶层具有新的价值取向和认知能力，也更易于实现社会动员。因此，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除了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外，阿富汗社会出现了多种形态的民族主义。例如，有要求民族权利的族裔民族主义，要求走苏联和西方道路的左翼民族主义和自由民族主义等。阿富汗民族主义由一元的国家表达分化为多元化的表达。后者不仅是意识形态，而且还是政治运动。毫无疑问，这种趋向是社会发展的结果。 第二是民族主义的世俗化。20世纪30年代之前，民族主义中的伊斯兰因素一直占据重要地位。纳第尔之后，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逐渐走向世俗化。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主权观念的变迁。1931年宪法中规定国王是阿富汗民族的代言人，权力来自民族和真主两方面。1964年宪法中则明确规定了人民主权，阿富汗民族赋予国王权力。1977年宪法以总统制取代立宪君主制，总统的权力来自于代表民族的国会。20世纪60年代后，阿富汗政府已完全接受了人民主权的观念。阿富汗人指称阿富汗境内的所有人，不分民族和宗教。宗教阶层在国家中的地位有所降低，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具有世俗的特征。在社会层面，虽然存在要求建立伊斯兰国家和实行伊斯兰法的宗教民族主义，但世俗的民族主义占据着主导地位。 第三是官方民族主义的普什图化。官方民族主义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反映。但阿富汗是一个民族构成和民族关系极其复杂的国家，普什图人虽为最大的民族，但只占总人口的40%左右，却一直处于政权的中心。因此，阿富汗官方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为普什图人代言和牟利，而普什图的民族属性上升为国家属性，并将其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穆沙希班王朝一直在强化普什图语的地位，使其成为政府办公的通行语言；并加强普什图语和普什图历史在教育中的地位。事实上，阿富汗的民族构建是以形式上的个体权利平等来模糊族裔集体权利的不平等，同时以普什图属性构建国家民族。阿富汗裔学者沙赫拉尼（M.NazifShahrani）就指出，“除了以普什图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外，阿富汗的教育体系并无其他政治意识形态取向。”除此之外，阿富汗统治者屡次试图实现普什图人的统一，与巴基斯坦就普什图尼斯坦问题龃龉不断，最终导致阿富汗国家利益受损。 第四是民族主义的内在矛盾与冲突。民族主义关注的是本民族的前途与命运。20世纪后半期，阿富汗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实质上是民族主义运动。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阿富汗社会出现了极化现象，涌现出左派、自由派、宗教派别、少数民族派别等多个政治群体，各自有一套关于阿富汗现代化和外交的方略。它们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思潮和运动，大都希望通过问鼎政权来实践各自的政治理想。尽管这些方案并不一定成熟，但无疑都是对民族未来的思考。另一方面，民间民族主义与官方民族主义在宗教与世俗、集权与分权、东方与西方、民族平等与压迫等方面存在严重的对立。这些矛盾亦存在于民间民族主义内部。20世纪后期，阿富汗国家与社会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两种民族主义的冲突。正是这种对未来国家走向的分歧加剧了阿富汗的社会与政治危机。 因此，在穆沙希班王朝时期，官方民族主义受到多元化的民间民族主义的严峻挑战。亨廷顿指出，“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则意味着动乱”。现代民族主义及民族问题是现代化的产物。亚非国家的民族主义一般需要经历由传统认同向现代政治认同的转变，即由君主、部落和宗教认同向国家民族认同的转变。这势必涉及官方民族主义与民间民族主义是否协调的问题。20世纪中后期，前者未能包容社会变迁特别是城市的变迁，国家政权仍为少数普什图家族所垄断。然而，现代化使阿富汗出现了数量庞大的教育阶层，他们受到苏式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伊斯兰主义和族裔民族主义的强烈影响，最终引发了社会对抗国家的局面。阿富汗官方民族主义以失败告终。 （三）“四月革命”后的民族主义：痛苦的转型 1978年爆发的“四月革命”及苏联入侵是当代阿富汗史的转折点，直接引发了阿富汗问题。阿富汗从此陷入无休止的战争，致使民族国家趋于解构，以此为载体的民族主义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是阿富汗民族主义的结构性变迁。民族国家是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无论民族国家构建还是现代化，官方民族主义无疑框定了其目标和路径，也是其精神动力。但阿富汗问题产生后，人民民主党政权沦为苏联的傀儡，缺乏政治合法性。其推行的改革也以苏联为模板，将部落和宗教结构简单等同于原始与野蛮，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打破传统的社会结构。这已严重危及部落和宗教力量的生存。因此，以人民民主党政权为代表的官方民族主义的合法性丧失，已不具有推进现代化与民族国家构建的可能，也失去了动员民众的能力。与此相反，民间民族主义则由社会的抗争力量转变为民族解放运动。两者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阿富汗民族主义的重心产生了结构性的变化。 其次是阿富汗民族主义的伊斯兰化。在穆沙希班王朝时期，尽管出现了反政府的政治伊斯兰，但世俗民族主义仍占主要地位。当时，阿富汗社会的一些领域也在逐步走向世俗化。苏联入侵后，人民民主党试图利用伊斯兰教粉饰政权的合法性。但该政权的无神论倾向与伊斯兰教存在结构性的矛盾。该党党章中声称奉行“马列主义”，但对伊斯兰教却只字未提。意大利学者古斯托奇指出，人民民主党中的许多成员强烈反对伊斯兰教，至少是反对伊斯兰教人士，严酷地迫害毛拉。这便引起了宗教力量的反弹，从而使宗教阶层与部落力量相结合，构成了抵抗运动的主力。作为抵抗运动的领导层，位于巴基斯坦的“七党联盟”皆为伊斯兰政党，而世俗抵抗力量处于边缘化。阿富汗的抗苏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宗教民族主义，这也加剧了阿富汗社会的政治伊斯兰化。 再次是族裔民族主义与族际对抗的加剧。阿富汗民族众多，族际关系和民族分布极其复杂。苏联入侵后，人民民主党政权由塔吉克、哈扎拉和乌兹别克等少数民族把持，普什图人第一次丧失对中央政权的控制，其地位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时任阿富汗总理的凯斯曼德甚至表示，要将普什图人从主体民族降为少数民族。因此，抗苏运动本身就有族际对抗的因素。“七党联盟”中有6个政党以普什图人为主体。这便强化了民族意识和认同。苏联撤军和人民民主党政权垮台后，阿富汗陷入军阀割据与混战。这些军阀皆以特定的族体划界。例如，希克马蒂亚尔的支持者主要为普什图人，拉巴尼和马苏德则以塔吉克人为基础，杜斯塔姆依赖的是乌兹别克民兵。因此，阿富汗内战异化为族际之间的冲突。尽管塔利班运动以保守的伊斯兰主义作为旗号，但本质上代表的是普什图人的利益。塔利班的绝大多数为普什图人，特别是吉尔查伊部落联盟。 阿富汗问题产生后，官方民族主义趋于解构。尽管阿富汗并未因此出现分裂主义，但这种变化无疑削弱了国家民族认同。另一方面，源于穆沙希班王朝时期的多元化的民间民族主义则以伊斯兰教为旗号，成为抵抗运动的中坚。国家力量遭到削弱的同时，社会力量却进一步加强。但后者并没有能力构建具有统一性和包容性的官方民族主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阿富汗陷入血腥的内战泥潭而无法自拔。 （四）后塔利班时代的民族主义：建构与重塑 阿富汗战争后，塔利班政权的垮台为重构官方民族主义带来了契机。国家政权是官方民族主义的载体。阿富汗政治重建也成为官方民族主义重构的前提条件。波恩会议、紧急支尔格大会、制宪支尔格大会以及总统与议会选举等阿富汗重建的路标性事件，也明示了官方民族主义重构的路径。理论上讲，2004年阿富汗民选政府的诞生不仅意味政治重建的完成，而且也象征官方民族主义构建完毕。然而，这并不代表阿富汗已步入正轨。民族主义内在的结构性矛盾仍是制约阿富汗重建的重要问题。 阿富汗新政权是西方“民主改造”的产物，本身带有西方政治文化的烙印。尽管宪法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伊斯兰教法在立法和社会生活中占有一定地位。但阿富汗政权是纯粹的世俗政权。官方民族主义当然也相应体现出世俗化的趋向。然而，20余年来，阿富汗社会已高度政治伊斯兰化，两者存在严重对立。进一步而言，对于中东国家而言，世俗政治也并非政治发展的必要途径。有学者指出“将世俗化视作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用世俗化的程度衡量现代化的发展水平，强调现代国家理应成为世俗国家，实属令人费解。”事实上，中东独特的宗教政治文化决定了政教关系的矛盾运动并非一定以相互分离作为解决途径。这在当前的中东变局中已非常明显，传统的世俗民族主义国家大都不同程度出现了危机。因此，包括阿富汗在内的中东国家更应当关注的是如何在现代政治范畴内吸纳传统伊斯兰政治文化。就当前阿富汗而言，官方民族主义的世俗性与以塔利班为代表的民间民族主义的宗教性矛盾仍是一对死结。 阿富汗是一个典型的部落社会，部落组织处于分立和自治状态，反对外部干涉。历史上，国家的集权与部落的分权自治构成了阿富汗政治发展的另一大矛盾。凡在部落地区实行集权统治的政权大都以倒台告终。当前阿富汗实行的是以西方为模板的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这无疑与部落的传统政治文化相互矛盾。塔利班运动的社会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要求自治的普什图部落。将集权化作为国家构建的标准隐含着严重问题，其潜台词便是将部落简单等同于野蛮和落后。但事实并非如此，阿富汗的部落组织实际上是由独特自然与历史环境所产生的特殊文明形态。美国人类学家巴特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中东的“部落民族并非因为无知，而是作为对他们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一种稳定而成功的适应方式才保留了他们的部落机制的。”所以，官方民族主义的集权性与民间民族主义的分权自治传统同样存在矛盾。 除此之外，官方民族主义与族裔民族主义也是龃龉不断。官方民族主义必须对于国家民族有着明确的界定。尽管阿富汗宪法规定了阿富汗人指称所有境内所有公民，但仍然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阿富汗”一词在历史上与“普什图”同义，两者都指称普什图人。少数民族对于“阿富汗”作为国名颇有微词，一些人甚至称自己不是阿富汗人。另一方面，在阿富汗新政权中，少数民族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基本上掌控了军权。虽然普什图人控制了政权，但在一定程度上地位却降低了。这便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塔利班运动之所以可以在普什图人中继续发挥影响，原因也正在于此。也就是说官方民族主义并未容纳族裔民族主义的诉求。 阿富汗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 阿富汗民族主义的演变具有独特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独特的历史交往。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结构上的失衡性 民族主义纷繁复杂，类型多样。阿富汗民族主义在具有多样性的同时，也具有整体性和结构性的特征。在阿富汗，官方民族主义与民间民族主义形成了独特的交往网络。阿富汗具有“强社会，弱国家”的特征，相较于部落和族裔认同而言，国家认同淡漠。因此，与强大的部落和宗教力量相比，国家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官方民族主义亦是如此。从力量对比上看，阿富汗民族主义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另一方面，在历史上，阿富汗官方民族主义致力于打破部落社会和伊斯兰教阶层的传统社会权力，试图构建新型的威权政治。这便导致国家与社会的对抗，进一步加剧了官方民族主义的衰落，同时也削弱了统治者的合法性。例如，阿马努拉和人民民主党皆以“集权化”和“世俗化”为核心构建官方民族主义，最终的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当以军阀、塔利班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等社会力量上升为统治力量之后，同样未能成功地构建出官方民族主义。 究其原因，阿富汗民族主义源于对于西方民族国家的模仿，具有西方化的特征。这与其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产生张力。但这些传统因素是“长时段”的变量，即“地理架构、某些生物界的现实、某些生产力的限制，甚至是特定的精神桎梏”作用的结果。因此，西方化的官方民族主义不可能容纳这些传统因素，两者的对抗也就不足为奇。 （二）内涵上的保守性 “保守”与“激进”相对而言，指的是维持现状的行为或状态。所以，“保守”一词没有明确的价值指向。民族主义的保守性是指其维持传统的特性。民族主义是由一系列包括历史、语言、文字、宗教、神话传说、文物遗存等文化符号所建构的。共同的传统是民族主义形成和存在的基础，尽管这些传统可能是人为建构，甚至是杜撰的。因此，任何民族主义都具有保守性的一面。但民族主义以民族的现代化为目标，也应当具有开放性，是传统与现代的统一。 然而，阿富汗的情况有些特殊。恶劣的地理环境、落后的经济条件和教育，造成了社会极其封闭，国内交往受限。这便导致其民族主义具有极强的传统性。这往往又外化为民族主义的封闭性和保守性。首先，阿富汗人极为关注个人和家族、部落等传统社会组织的独立、自由，而这本身就是民族认同与象征的一部分。曾经出使阿富汗的英国外交官埃尔费斯通就指出，“阿富汗人对于他们的制度有种平等的精神。那些独立于王权之外的人为此而骄傲”，“他们认为所有的阿富汗人都是平等的。尽管现实并不完全如此，但仍体现出他们的信念与精神所在”。这种民族性格对外表现为反抗外部侵略，对内表现为反对政府控制。阿富汗历史上，任何试图将权力渗透到部落社会的尝试皆以失败告终。阿富汗社会也因此体现出分裂型的特征。 其次，伊斯兰教是阿富汗民族的整体记忆，也是民族认同的重要来源。例如，在普什图传说中，所有普什图部落皆为卡伊斯的后代，而卡伊斯被认为是最早皈依伊斯兰教的普什图人。在埃及、伊拉克、土耳其等中东国家，当前的民族与国家被视为是前伊斯兰文明的延续和传承。然而，阿富汗人只认同民族起源的伊斯兰属性，否定前伊斯兰时期的历史。2001年塔利班炸毁“巴米扬大佛”便是这种认同封闭性的极端表达。需要指出，这种封闭性植根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历史交往，而不在于宗教本身。民族认同的宗教性和封闭性也给民族主义打上了同样的烙印。这主要表现为对于革新的排斥，强调社会文化的伊斯兰传统。在现实中阿富汗民族主义的封闭性和传统性相互联系，共同作用于阿富汗的历史发展。 （三）过程上的自发性 成熟的民族主义具有自觉性的特征。即民族主义的主体（人）对于客体（民族主义的内容、目标、前景等）发展规律应当具有自觉的认知。具体而言，民族主义应当是具有连续性特征的民族主义，应当自觉认识到本土文明与外来文明的差异，也应当具有系统的纲领（成文的或不成文的），要形成推动民族主义发展的制度化的体制，要涌现出几代相互区别却具有传承关系的杰出的民族主义领袖等。自觉的民族主义一般具有阶段性，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民族主义的自觉性具有相对性，由于民族主义主体的认识能力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因此，民族主义自觉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自觉。 阿富汗民族主义发展程度非常低，缺乏自觉性。19世纪末，拉赫曼已具有现代的民族观念。他认为宗教与民族虽然不同，但民族是宗教的一部分，并且以具有共相特征的伊斯兰教构建民族认同。他也明确区分了“国族”（Nation）和“族体”（Nationality），认为阿富汗国家是所有民族的政治外衣。同时，他也试图在西方化和本土化之间建立平衡。但其后继者却在现代化及族际关系的整合中将西方文明奉为圭臬，将之视为现代性。从而导致了传统因素与现代化的冲突。彭树智先生认为，“人类文明交往的世界是变化的世界，它通之于变，成之于明，归之于化。”其中，“传承为文明内部发展之脉”。阿富汗在与欧洲文明的交往中虽“穷而变”，但却“变而未化”。因此，阿富汗的民族主义缺乏自觉性，并未真正基于自身文明的精髓。另一方面，阿富汗现代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发展的断裂性，王朝和政府更迭频繁。这便造成阿富汗民族主义发展充满了突变与转型，缺乏渐进性与连续性。因此，自觉性的建构是阿富汗民族主义发展的关键因素。 余 论 通过对阿富汗的事例可以看出，民族主义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现象，其在不同时空背景下与多样性的文化，以及不同的社会阶层相结合后，必然衍生出千变万化的形式。因此，仅将民族主义认为是精英的政治文化显然不够全面与客观。民族主义是近代中东，乃至其他亚非社会的整体性诉求，而不仅限于某一社会阶层。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又具有统一性。无论哪个社会阶层，其民族主义都关注民族与国家的命运，寻求在急遽变迁外部社会，以及严峻的内外挑战中寻求民族国家的进步之道。从这层意义上看，民族主义便是民族国家构建与现代化改革的原动力。进一步而言，民族主义当然也会外化为多元化的现代化道路与民族国家的发展模式。 但是，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乃至现代化并不必然是正相关的线性关系。这在当前的阿富汗体现的极为明显。2014年，阿富汗已经历了纷争不断的总统大选，同时还将面临美国撤军后的国家与社会安全的严峻考验。从民族主义的视角看，首先，阿富汗的国家民族主义仍然虚弱，具体表现为缺乏政治合法性。尽管阿富汗不存在分裂力量，但对于国家民族的认同仍然十分虚弱。阿富汗安全环境的持续恶化，使阿富汗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村的部落民更加依赖部落的安全网络。另一方面，阿富汗社会与经济治理能力的低下，以及西方式民主政治的困境进一步削弱国家认同。其次，阿富汗族裔民族主义的对抗依然激烈。普什图人与少数民族，特别是塔吉克人的关系非常紧张。如今，塔吉克人基本上掌控阿富汗的军权。虽然几经波折，但普什图人最终还是赢得了大选，掌控了政权。未来，阿富汗族裔民族主义的矛盾仍然是阿富汗重建的障碍。最后，宗教民族主义与世俗民族主义的冲突。塔利班无疑是阿富汗政局最大的不确定。该运动虽然披着宗教的外衣，但其社会基础却在于普什图人，特别是地位低下的吉尔查伊部落联盟。因此，塔利班运动的反抗不是纯粹的宗教反抗，而且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以及部落政治的倾向。 总之，阿富汗民族主义是东西方文明交往的产物，其发展更离不开交往。自觉性是基于一定历史环境的精神觉醒与反思精神。阿富汗民族主义需要在交往中获得自觉性，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打破其保守性与封闭性，重新构建民族主义的平衡，实现民族主义对于现代化的理性选择和实现两者的正向互动，实现历史发展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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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明日大雪飘 > 《世界政治经济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