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你浓眉大眼的李孝恭也想造反？李世民：别看我，真是我爹抓的他

前文提要：自杜伏威入朝后，辅公祏以行台仆射的身份负责东南道行台政务，他所代表的是杜集团中不愿归降李唐的势力，趁着李唐方面再度在河北河东等方向陷入变乱，辅公祏便起兵叛乱。李渊以了李孝恭、李靖及李世绩共同平叛。自武德七年元旦开始，唐军一路以摧枯拉朽之势，在三月底便在攻克丹阳，活捉辅公祏，江淮就此基本平定。

然而杜伏威却没有机会亲眼见证辅公祏的败亡了——小杜死于丹阳易手之前的武德七年二月，根据官方的说法是“暴卒”。杜去世的时候还极年轻，才二十几岁，加之死亡的时间也过于巧合，因此后世便有传言说是被朝廷毒杀的。不过根据《新唐书.杜伏威传》的记载他却是因为追求长生吃矿石中毒而死的——“伏威好神仙长年术，饵云母被毒，武德七年二月，暴卒。”至于这吃云母是纯粹的主动还是被迫，又或者有没有人从中做点手脚那就很难说了。总之，其中是存着不小的诡异。辅公祏造反的消息传到长安之后，杜伏威的其中一个亲信阚棱参加了对辅公祏的征讨，并且一路表现还相当的积极，而他的另一个亲信王雄诞因为不肯跟随辅公祏起兵而被杀，（王雄诞的儿子王世果还以烈士子弟的身份受到了唐朝廷的照顾，后来甚至官至安西大都护）这些都是给小杜在李唐朝廷那边加分的，表明小杜跟朝廷确实没有二心；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考虑，小杜以二十几岁的年纪在过于敏感的时刻暴毙却很难使人相信其中没有一点猫腻。我们或许可以思考一下，他会不会其实是被辅公祏派出的刺客暗杀的呢？对于李唐方面来说，杜伏威在长安是跑不掉的，如果他真有罪，大可待查清真相之后明正典刑，搞暗杀除了万一被揭露之后影响政治声誉之外其实没有一丁点好处；而对于辅公祏方面来说，利用杜伏威的死却有许多政治文章可做，不管事实的真相如何，仅仅杜伏威在长安暴毙这件事情应该就可以制造一系列很大的政治谣言了。不过对于杜伏威来说这一切都不重要了，因为他已经死了。

▲图/网络。

人死却不是一切的结束。李孝恭抓住辅公祏的同时陆续搜出许多当初辅公祏起兵时候的文件和宣传材料，结果李孝恭发现，辅公祏方面一直宣称起兵造反其实是受杜伏威的命令。事情很复杂，后果很严重，他把黑材料报告给了长安朝廷，于是李渊本着“宁肯错杀、不可枉纵”的基本原则，对小杜家实施了残酷的抄家灭族政策。因此小杜虽死，他留在长安的这一大家子却还要跟着继续遭殃。

由于当初杜伏威入朝一事很大程度上是李世民亲自运作的结果，因此最后小杜被诬上谋反的罪名实际上等于狠狠打了秦王的脸。而世民对此其实还是很有意见的，所以后来他登基之后，又下诏给杜伏威翻案，说小杜没有参与过辅公祏造反的过程，小杜是个好同志——当然，这又等于是当众扇了他那死鬼老爹两巴掌。

还有很遗憾的是杜伏威的部将阚棱也被冤杀了。根据后来唐朝官方的说法，其原因大致是这样的：当时唐朝廷官定的政策口径是对于造反集团成员的田地屋宅等所有财产给予全部没收，李孝恭在执行这项政策的过程中采取了非常简单粗暴的一刀切的办法，不但没收了辅公祏、左游仙等人的财产，而且连王雄诞甚至阚棱等人的财产也全部没收。王雄诞暂时死无对证，阚棱这个大活人却不干了——老子拼死拼活跟着你们为打垮辅公祏也算立了大功，而今倒好，不但没有奖励，连老子原先在江淮地区的土地财产也要劫去。阚棱去找李孝恭闹上访，结果却被早就看他不顺眼的李孝恭按上通逆的罪名给处死。

▲图/网络。

如果我们把历史的视界放宽一点，似乎可以看到，杜伏威的灭族和阚棱之死多多少少都充斥着一些阴谋的味道。李孝恭的屠刀之所以那么快，恐怕并不只是李孝恭个人残忍性格的体现，而是朝廷上下很多个脑袋都觉得需要以这样一种方式来铲除江淮以及江南地区这些割据势力的遗存吧。

大军入丹阳，第一件事情是接管东南道行台。根据《新唐书.宗室.李孝恭传》的记载：“进授东南道行台左仆射。行台废，更为扬州大都督。”而《旧唐书》则记载为：“玺书褒赏，赐甲第一区、女乐二部、奴婢七百人、金宝珍玩甚众，授东南道行台尚书左仆射。后废行台，拜扬州大都督。”也就是说，李孝恭正式出任了东南道行台的第一把手，成为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的总负责人。而李靖也同时获得了高升。据《旧唐书.李靖传》记载：“于是置东南道行台，拜靖行台兵部尚书，赐物千段、奴婢百口、马百匹。其年，行台废，又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丹阳连罹兵寇，百姓凋弊，靖镇抚之，吴、楚以安。”《新唐书》则记载为：“……江南平。置东南道行台，以为行台兵部尚书。赐物千段、奴婢百口、马百匹。行台废，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帝叹曰：“靖乃铣、公祏之膏肓也，古韩、白、卫、霍何以加！”由于东南道行台规格低于陕东道大行台及朝廷的尚书省，因而其职数设置也远低于后二者——尚书省和陕东道大行台的仆射都是从二品，各部尚书是正三品，所不同的是尚书省设置有吏、礼、民、兵、工、刑六部尚书，而陕东道大行台只设置兵部、民部和工部三位尚书，其中兵部尚书兼管吏部，民部尚书兼管礼部，工部尚书兼管刑部。而东南道行台的规格更低——行台的仆射是正三品，而各尚书则是从三品；到行台这一级，尚书的职数也只剩下兵部和民部两个，行台的兵部尚书要监管吏部和礼部，而民部尚书则兼管工部和刑部。由于当时的东南道行台已经没有了尚书令，尚书仆射李孝恭就是一把手，因此兼管兵、吏、礼三部的兵部尚书就是行台实际上的二把手。

▲李孝恭剧照，图/网络。

其实在唐军入据丹阳之前，朝廷实际已经决定了撤销大部分地方行台，只不过当时消息传递没那么快捷，因此唐军占领丹阳之初依然按照既定计划由李孝恭出任行台仆射而李靖担任行台兵部尚书。但是不久之后——大概应当就在四月份左右吧，朝廷撤销行台的诏命就传达了下来——东南道行台解散，就地改组为扬州大都督府。于是李孝恭与李靖的身份又一次发生了改变——按照计划，李孝恭出任新成立的扬州大都督府大都督，级别提高到从二品；而李靖则出任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继续以李孝恭幕僚长的身份执掌整个长江下游地区。这时候李靖作为政治家的才能也得以充分体现——根据《旧唐书》的说法是：“丹阳连罹兵寇，百姓凋弊，靖镇抚之，吴、楚以安。”所谓吴、楚是指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靖镇抚之，吴、楚以安。”的意思是指在李靖的震慑和治理下，原先社会凋敝的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得以迅速恢复安定，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

李孝恭在占领丹阳后实力大增——他一方面通过清洗江淮及江南原杜伏威——辅公祏统治集团的势力在扬州大都督府辖区内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则通过战斗中结成的隶属关系拉拢地方上的豪强、军阀，以图形成自己的小集团；同时在朝廷上他的声望也有了很大的提升——至少名义上他是平灭萧铣与辅公祏两大集团的最高指挥者。所以《旧唐书.李孝恭传》上说：“自大业末，群雄竞起，皆为太宗所平，谋臣猛将并在麾下，罕有别立勋庸者，唯孝恭著方面之功，声名甚盛。”

▲图/网络。

李孝恭在江南的惬意生活大约过了一年多，而后他遇到了麻烦，根据《新唐书.李孝恭传》记载：“孝恭再破巨贼，北自淮，东包江，度岭而南，尽统之。欲以威重夸远俗，乃筑第石头城，陈庐徼自卫。或诬其反，召还，颇为宪司镌诘，既无状，赦为宗正卿。赐实封千二百户。历凉州都督、晋州刺史。贞观初，为礼部尚书，改王河间。”

所谓“或诬其反，召还，颇为宪司镌诘”就是说他因为被人告发将要谋反，所以朝廷把他召回长安，而后司法机关对他进行了较为严厉的审讯。虽然《旧唐书.李孝恭传》对此事件并无记载，（《旧唐书》记载如下：“……厚自崇重，欲以威名镇远，筑宅于石头，陈庐徼以自卫。寻征拜宗正卿。九年，赐实封一千二百户。贞观初，迁礼部尚书，以功臣封河间郡王，除观州刺史，与长孙无忌等代袭刺史。”）然而从其他资料上，我们也可以确认李孝恭被捕一事在当时确实发生过，只不过大概是《旧唐书》为尊者讳而没有载入吧。

那么李孝恭的被捕事件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可能会以为大概是由于他与秦王的矛盾而被秦王党陷害，或者因为他的太子党的身份暴露了而被李世民抓走的。其实事实大概根本不是这样的：李孝恭的被捕入狱乃是武德八年间的事情，而抓他的人大概正是李渊！

▲李渊剧照，图/网络。

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先来了解一些背景资料。首先，是关于扬州及扬州大都督府的治所变迁的渊源。这事情细说起来比较麻烦，往远了大概至少要从遥远的汉朝开始，细节能省则省，我们把大致的脉络捋清楚就行了。

我们现代人在看史书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现代很常见的地名，有时候不求甚解，便会想当然的认为那就是现在的某地，实际上则往往相差千里。比如今天我们熟知的东莞，位于今广东省的珠三角地区，然而汉代的东莞在今山东境内，而东晋则置东莞在今江苏境内；再比如，汉代的时候荆州的治所原在今湖南的常德，刘表的时候才迁到湖北的襄阳，后来曹操占据了襄阳等荆州的北部地区，刘备就又在江陵建立治所，此后直到南北朝时代几经更改，南朝最终以江陵为荆州的治所。（此事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国》中也曾经提到）。

扬州也是类似的情况，但是设计的迁徙变更则更加麻烦。汉朝的时候，扬州的治所在今安徽和县一带，汉末迁至寿春(今安徽寿县)、合肥(今安徽合肥市西北)。三国时魏、吴各置杨州，魏的治所在寿春，吴的治所在建业(今江苏南京市)。西晋灭吴后，治所仍在建邺(曾改名建业，后又改名建康)。此后南朝历代，扬州便一直治建康。

至隋代，在灭亡南陈之后，主要出于防范长江以南再出现无法控制的强权的目的，开始拼命打压建康的地位。其中一个措施，便是把扬州的州治从江南迁到江北。（据《隋书.卷三十一.志第二十六》记载：江都郡……开皇九年改为扬州，置总管府，大业初府废。……丹阳郡……自东晋已后置郡曰扬州。平陈，诏并平荡耕垦，更于石头城置蒋州。）

▲图/网络。

另据隋文帝儿子秦王杨俊的传记——《北史.卷七十一》，以及《资治通鉴.卷一七七》，杨俊在隋开皇九年即“授扬州总管、四十四州诸军事,镇广陵”。这其中，广陵、江都都在今扬州范围内，处于长江之北；而丹阳、石头城、建康则都在今南京范围内，处于长江之南。开皇九年就是隋灭陈的当年，因此这句话就是说，隋朝在灭亡陈的当年就把长江下游的最高统治中心从长江以南的今南京地区迁到了长江以北的今扬州地区。

如前所述的是，汉代所谓的州，和六朝之后的所谓州是很不同的概念。汉代的“州”，早期是监察区，后期发展成军政统一的行政区，汉代的扬州刺史部，几乎包括整个的长江下游地区相当于今天数个省的范围，因此当时的扬州刺史或者扬州牧就是长江下游地区的最高军政负责人。而南北朝之后州的数量大增，规模日益缩小，差不多就是今日地级市的概念了。因而后来的扬州刺史地位和当年汉代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杨俊的“扬州总管、四十四州诸军事,镇广陵”相当于我党以前设置大区中央局的时候的华东局第一书记。是长江下游地区的一把手。

在隋文帝统一之后的十几年里，长江以北广陵城周边的那块地方就开始被命名为扬州了。直到隋炀帝上台之后，改州为郡，于是它又变成了江都。虽然改了名，炀帝对长江以北的这座重镇却越发的重视了，经过炀帝时期的大规模建设，在隋大业的末年，江都城已经成为了当时世界上仅次于洛阳、长安的超级大都市，而且在政治上它也日益凸现为第三都的身份。

▲隋朝淮南江表诸郡及江都郡，图/网络。

时间进入唐朝的武德年间。我们都知道，在隋末的众反王闹事的过程中，杜伏威——辅公祏集团最终占据了长江下游的这一片地区，而老杜，可能是看中了金陵的王气吧，最终选择了把总部安在丹阳（今南京地区）。话说在武德三年，李唐成功招抚了杜伏威集团（那时候唐朝连河南山东苏北地区都没吞下，没办法在军事上直接威胁老杜的，大概只能靠“以德服人”了）。既然杜伏威把总部定在了丹阳，李渊大概也只能顺水人情把长江下游的政治中心定在长江以南。对于这一点，《旧唐书.地理志》的记载是非常明确的。

（附：《旧唐书.卷四十》：润州上 隋江都郡之延陵县。武德三年，杜伏威归国，置润州于丹徒县，改隋延陵县为丹徒，移延陵还治故县，属茅州。六年，辅公祏反，复据其地。七年，平公祏，又置润州，领丹徒县。八年，废简州，以曲阿来属。九年，扬州移理江都，以延陵、句容、白下三县属润州。

    ……

扬州大都督府隋江都郡。武德三年，杜伏威归国，于润州江宁县置扬州，以隋江都郡为兖州，置东南道行台。七年，改兖州为邗州。九年，省江宁县之扬州，改邗州为扬州。置大都督，督扬、和、滁、楚、舒、庐、寿七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