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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要：隋炀帝杨广就像一个怪郎中：他的眼光是如此的精准，以至于不管什么疾病他都能一眼看穿，但是他开出的药方又是那么的奇怪，每一味药材不是用错就是严重过量,以至于任何一剂药吃下去都会产生致命的副作用。他新皇上任后进行了四项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些改革还要从北魏时代的官戎体系和府兵制说起。 大业四年，杨广下令开挖疏浚永济渠。这是大运河工程的第二阶段。其目的是沟通黄河直到河北涿郡的水运通道。  ▲图/网络。 与通济渠的建设主要着眼于沟通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水运交通体系，消除南北民众的心理隔阂，促进主体民族的统一这些目标不同，永济渠的开通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即将展开的对高句丽的军事行动中方便军事运输，缓解后勤的压力。
据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卷.隋唐》和严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图考;隋唐永济渠考》一文中的考证，汲县是永济渠南端的重要起点（永济渠在汲县以南还有出口，大致位置是在当时的河东道河内郡境内的沁河与黄河汇合处，但是当时沁河水量很小，所以由沁河清河至汲县这一段运河无法通行大规模的船队，实际使用价值不高。）永济渠在汲县境内是通过淇河河口连入黄河的。至于鄙人为何支持永济渠南端的主要出口开在汲县这一说法呢？我们知道，隋代从文帝开始在天下设置有很多粮仓，其中最著名的有四个：据《隋书》卷24《食货志》记载，开皇三年在黄河沿岸的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在卫州境内置黎阳仓。隋炀帝又于大业二年在洛阳附近增置洛口仓、回洛仓，形成了隋代著名的六大官仓。这六仓之中，常平广通二仓是为平衡两京粮食供需，满足关中长安的缺口而设。河阳仓与回洛仓是东都洛阳的粮库，其中河阳仓设置时间较早，而回洛仓则建于大运河开通以后，主要是朝廷迁往洛阳后，洛阳人口暴增，为满足需求而新建的仓库。  ▲图/网络。 剩下的两个分别叫做洛口仓和黎阳仓，黎阳仓建于开皇年间，而洛口仓则建于大业二年，洛口仓位于河南道而黎阳仓位于河北道。洛口仓设在通济渠的北端距东都洛阳不远，而黎阳仓就设在汲郡境内距离汲县几十公里的地方。洛口仓要修在通济渠边上是为了方便粮食的输送，而永济渠从黎阳仓边上通往涿郡的目的也无非就是为即将到来的征辽之役提供可靠的后勤物资储备基地罢了——黎阳仓建设的时候，永济渠还没有开工，当时主要依托的输送渠道应该还是当年曹操所挖的白沟。如果需要从黄河下游和通济渠转运物资，从汲县入永济渠比从河内郡入永济渠不但要节省上百公里的逆行路途，并且经宽敞的黄河河道怎么着也比径流量很小的沁河下游方便多了。河内郡的永济渠入黄口距离黎阳仓差不多要有150公里以上的距离，期间没有大的物资转运站，而从淇河入黄口进永济渠只要一二十公里就能到达黎阳仓。所以隋代永济渠必定是以汲县的淇河入黄口为南端的主要通道。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一【隋纪五】》记载：大业四年（即西元608年） 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军五百馀万众穿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妇人。
▲图/网络。 而当时，担任这一工程南端入口处开挖疏浚工作的，应该正是时任汲县令的李靖——当然，为何我们会认定李靖是在大业四年左右担任的汲县令呢？这其实也只是一个猜测，是基于以下的几点理由：其一，我们知道李靖是在大业末年，也就是大致在大业十一年或者十二年左右担任的马邑郡丞，而在此之前，我们知道，李靖在大业年间先后担任汲县令、安阳令、三原令，并且《李卫公神道碑》是这样记载的：“由是除公为汲县令，历安阳、三原，考绩连最。……”既然提到考绩连最，那就是说应该是按政绩逐步升上去的，如果按照官员考核优异三年左右一次升迁的隋代惯例，我们往前反推，则李靖任三原令大致是在大业九年前后，安阳令是在大业六年前后，汲县令大约就是大业三年到五年前后。这正好是隋炀帝下令开挖永济渠的时间，并且动员了河北道的全部人力资源，而汲县正处于永济渠工程南端，任务最艰巨的一段。
 ▲图/网络。 据《隋书.地理志》记载：汲郡统县八，户十一万一千七百二十一。如果按照平均数计算，汲县人口大约应该是一万四千户，七至八万人。其中可作为劳动力的，即使算上妇女也应该不会超过五万人。 隋代永济渠在白沟以北也是以当年的古运河——大汉丞相曹操征乌桓时所开挖的平虏渠为基础疏浚的，经过海河流域到达涿郡蓟城——即今日之北京。遥想四百年前，大汉建安十二年，西元207年，曹丞相亲率大军过袁绍故地北征乌桓，临碣石而观沧海，壮志勃发，作《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那是何等的襟怀气魄！？
大业三年隋炀帝北巡，过雁门关，见恒安故战场白骨遍地，加之念及当年在麾下平定南陈时候的雄姿，所以就恢复了韩洪的职务，任命他为陇西太守。既然当年战役的主要负责人都免罪了，对李靖这种可能纯属受牵连的对象也就没必要继续打击了——当然为什么李药王就没有恢复职务呢？这就不好猜测了。  ▲图/网络。 大业三年炀帝设置司隶台，李靖的族叔李传节正是司隶刺史，这虽然只是一个六品的职官，但是炀帝设置此职的目的乃是仿照汉武帝旧制，握有监察一道之权，因此可以说是位虽卑而权却重。这可能对于李靖的复出也有一定作用。 大业六年，炀帝又下令开江南河，从长江边的镇江京口达于钱塘江边的杭州。《资治通鉴.隋纪四》载：“大业六年冬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到余杭（今浙江杭州市），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这是大运河工程的第三阶段。其实，这条运河也是在前人基础上的拓宽和疏浚。沟通长江和钱塘江流域的运河大约也是初建于春秋末期吴越争霸的时代，其后秦代以及六朝都先后在此地大修运河。
 ▲图/网络。 炀帝在修永济渠和江南河的同时当然也没忘了四处巡狩，大业三年（西元607年），即永济渠工程开工的前一年，炀帝即征发河东、河北二道百万民夫修筑驰道，接着又巡行河北，并于塞上大宴突厥启民可汗部众。此次会面虽然表面上在和谐融洽的氛围中进行，但是炀帝并没有忽视突厥的潜在威胁，于是会面结束后炀帝马上征发河东河北百万民夫赶忙修葺长城，以防突厥入侵。
作者：姜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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